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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离开三甲儿科的年轻医生

来源:晰数塔互联网快讯 时间:2023年12月22日 09:11

“加完夜班后,身体明明很累,就是睡不着。”10月起,成都某三甲医院的儿科医生蓝蓝连续失眠了30多天。更早一些,重庆一家三甲医院的儿科医生双红持续被焦虑折磨,她做了抑郁量表,诊断结果是轻度抑郁。

今年秋天,二人决定逃离三甲医院。

事实上,全国缺儿科医生已久。根据国家卫健委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中国共有儿童医院151家,每千名儿童拥有儿科执业(助理)医生0.78名。这离世卫组织每千名儿童拥有一名儿科医生的最低标准存在差距。

随着天气渐冷,呼吸道感染频发, “儿科荒”现象再次引发关注。

最近,“健闻咨询”跟四位逃离三甲医院儿科的年轻医生聊了聊。“儿科荒”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他们又遭遇了哪些具体而真实的困境?未来可能走向哪里?

当初,双红选择儿科的一个原因是孩子朝气蓬勃,但她没想到,“希望本身也是一种双刃剑”——这个社会太多人把希望寄托于孩子身上,相关从业人员都压力巨大。答案复杂而多面,其中一点不可忽视:一个行业承受的压力可能来自整个社会系统。

以下是他们的故事:

一、太累了

儿科医生都知道,这一行的忙碌程度取决于季节。每到冬天,这种呼吸道感染高发季节,过劳就成了常态。

成都某三甲医院儿科医生蓝蓝今年30岁,差点成了新妈妈。10月份的一天凌晨,早孕期的她发现自己的下半身在流血。

她有些恍惚,去了一趟妇科,确诊流产——这是她第一次流产。她没有感觉不舒服,继续回到岗位,“事情还是要做完啊”。连轴转到下午三点,工作了二十二个小时后,她下班了。

当日蓝蓝的工作内容包括:住院部收进十个病人,抢救一个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孩子,再加上十几个急诊病人。

这事并没有导致她离职。作为一名医生,她很清楚,从医学角度分析,流产是多种因素造成,很难被单独归因——她甚至没有抱怨。

直到休完流产假回来后,她继续忙碌。碰到四天一次的夜班,她一个人顶住院部、急诊、产科新生儿以及120,平均连轴转21小时。

有时急诊病人还在排队,她又要去出120了。人人都在催她,病人不能理解,我都挂了急诊了,怎么还要排队还要等?

最令人身心难受的还是通宵夜班。没病人时,蓝蓝试着打瞌睡,一躺下就被叫醒。她一下夜班就心慌胸闷,一咳嗽喉咙还带点血。她浑身乏力,躺在床上三点才能睡着。“身体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三个月左右,她瘦了八斤。

“我了解过,其他医院也缺儿科医生,但我们医院管理特别有问题。”蓝蓝预判自己所在的环境短期内不可能改变,连续失眠一个月之后,直接提了辞职。忙完当前呼吸道感染高峰期,她就不干了。

作为一名男性,儿科医生张国强的身体同样吃不消。张国强本是广东河源市某三甲医院的儿科医生,今年上半年离职去了一家私立。之前,他所在的医院五天轮岗一次夜班,次日他会在早上八点上班。“还是要负责,要管好自己的住院病人。”

一到秋冬季的夜班,平均五分钟就来一个病人,他熬个通宵后还是睡不着。他看见其他女医生,上完夜班 “走路都走不稳,扶着东西走”。

离职前,双红在重庆一家三甲医院担任儿科医生。当患者需求大,很多医院急诊不限号,有时她从下午5点半忙到次日上午8点,看个100多号很正常。由于儿童难以沟通,儿科病症诊断时间快不了,她和护士们总被家长嫌弃太慢了,还会被投诉——在她们医院,医生被投诉一次扣500块。

“面色枯槁,头昏脚重。”上了几个月的夜班,28岁的双红形容自己“快要死了”, 每次熬夜她都感觉畏寒、心慌、困得眼皮子打不开。她经常半夜在微博打卡,自嘲病人的精神比自己还好一些。

双红室友也是同行,在对方所在的儿科,单个医生收8、9个病人,超负荷工作两个月,每天晚上9点后下班——对方也在考虑近期离职。

生于1992年的晓枫从211高校毕业,在厦门某三甲医院担任儿科医生,她记得前半年病人数都在一个可控范围内,七八月份之后,随着病人数增多,病区扩展到了两个——一共收100多号人。医生人数不变,工作量变成了原来一倍。

晓枫常常没吃早饭,没时间,没胃口,胃病犯了。遇到值班日,她从早上八点忙到晚上两点,中途可能只有时间上厕所,“一整天不停地在解释,嘴巴都在冒火。”

四位儿科医生都遭遇了类似的身心困境:严重失眠。明明很困,晚上睡不着。食欲不好,恶心。双红当时做了抑郁量表,诊断结果是轻度抑郁。

二、家长过度焦虑

曾经在一家妇幼医院当过规培生,晓枫自我形容性格外向、情绪稳定。到了三甲医院儿科工作了半年,她变成了一个脾气暴躁的人。焦虑最重的时候,她不准自己的男友提到“医院”两个字,一提到就肠胃难受。

焦灼感弥漫在儿科诊室。“儿科的病情通常都不急,急的是家长。”她曾经遇过一位非常焦虑的家长,刚住院20分钟,药都还没有打上去。对方说,医生我都办住院办了20分钟了,怎么我孩子还在发烧?

一种比较普遍的情况是,许多家长对发烧的容忍度比较低,希望孩子一看病就能退烧。曾经一位家属带着发烧的孩子换了四五家医院。她问对方为什么一直换。对方说这个药我吃了没用。

晓枫还见过孩子烧得特别精神,四个家长在一旁着急到流泪。“全家都快发疯了,孩子是不能发烧的。”她常常给家长们解释,以前有孩子烧傻了,是因为脑膜炎引起的神经系统损伤。而多数情况下,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

一些家长存在过度担忧的倾向。比如一位家属说,医生,我家小宝的嘴角好像比以前下降了15度。她看了五分钟没看出来。对方从包里掏出一个放大镜,说自己每天都用放大镜看。她哭笑不得地说,嘴角耷拉跟孩子的精神状态也有关系。

急诊科的氛围更是紧张。深夜三四点钟,来看病的家长都很急,张国强刚躺下十分钟,又来一个家长。“一般夜晚人都容易缺乏安全感,大家状态都很不好,你跟他说什么,他还不接受。医疗纠纷就容易发生。”

几位医生表示自己尽量理解家长的焦虑:毕竟当前环境下,“一个孩子通常是一家六个人的宝”。双红甚至反思自己还是年纪轻,不像年长一些的医生耐受力更强,“因为他们当过家长,能理解家长的心情。”

他们最怕的还是“半懂不懂,不信任医生的家长”。当他们提出的方案被家长抗拒甚至质疑,双方的焦虑值都升到极点。

最重要的是沟通,双红的大量精力投入于此。曾经有个孩子是发热性惊厥,病情原因是细菌感染。家长就是反对使用消炎药,双红反复沟通也没用。孩子住院了五天还在反复高烧,家长才同意用抗生素。

“他的孩子从来没用过抗生素,情况又比较危险。”双红无奈地说。

“就感觉特别无力。”当蓝蓝感受到自己不被信任,心里会沉下去。“不管你怎么做,他都不会相信你。”蓝蓝说,这跟大人担心孩子的心态有关,如果是大人查血没问题,但有的家长就是会反对孩子查血。

双红曾在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上班,接触的大多是危重症和疑难病症,患者家属对医生依从性高一些,但到了地区三甲,家属会存在不信任。比如上呼吸道感染,80%都是病毒感染,疾病具有自限性,但家属要求用消炎药,甚至静脉输液。而住院治疗的孩子,病情一旦好转,治疗疗程还不足,部分家属也要求出院。

“很多情况下,还需要应对家长的不合理指导。”在她心里,这是最难忍受的地方。有一回,凌晨4点要求住院的家属,发热仅仅2小时,住院后予以布洛芬退热及补液等治疗后,凌晨8点患儿再次发热,家属便不能理解,认为医生用药有问题,要求更换治疗。

当初她选择儿科的一个原因是孩子朝气蓬勃。没想到,“希望本身也是一种双刃剑”——这个社会太多人把希望寄托于孩子身上,相关从业人员都压力巨大。

蓝蓝发现,这些年一些家长看了网上的科普知识,开始干预治疗决策。“什么情况都有。要求一定要输液的有,也有人执着于吃口服药,不愿意住院,因为太麻烦。”

当然,绝大多数人还是尊重医生的。有人比较不幸运,比如双红一位打算辞职的医生同事,有个家长因为孩子的病情撞了她,同事以前做过脾破裂修复手术,腹部撞到了铁栏杆上。得知此事后,“家属道歉了,但态度恶劣。”

张国强自认理性耐心、不跟家长起纠纷。他最担心的是风险。忙到凌晨三四点,脑袋懵着要做诊断,眼睛还打不开要看喉咙。“多看个十秒家长都受不了。大家都很烦躁。”他很担心出现误诊问题。

晓枫有时提心吊胆。有一回儿科病房满了,一个孩子被暂时收入了成人病房,结果孩子因为药物过敏嘴巴肿了。深夜一点,晓枫过去紧急处理。第二天她就提出来,孩子不能住成人病房,因为那边的护士对儿科并不了解。

她个人不太认同医院用号召其他科室医生支援儿科,“儿科有儿科的特殊性,这种做法是有风险的。所以其他科室的医生也不愿意啊。”

“如果真的出什么问题,最后担责的还是医生。”晓枫说,据她了解,医院招人也不好招。当她反映困难,领导会搪塞回来,“我们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我们也在想办法,再忍忍。”

三、逃离体面工作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人而异。对蓝蓝来说,收入低是关键因素,尤其是病人越来越多,收入却增加甚少。

“我的劳动跟收入是完全不相关的。”蓝蓝边说边大笑——嘲笑自己的处境。

在综合性大医院,儿科是经济效益最差的科室之一。张国强表示,三甲医院大部分儿科属于亏损状态,“儿科诊室的存在有一定的公益性质。”儿科治疗费较少,医生绩效工资低。原因是多方面的:小孩子没有发育完全,许多检查不能做,耗材也少。此外,孩子用药少,药量至少比成人少一半。

每个月工资一到,蓝蓝身边的同事都会开始找工作。事实上,如果不是收入和付出严重不对等,她不会离开三甲医院这种稳定的体制内工作。

在厦门这所城市月入一万左右,属于晓枫能接受的范围。但当工作量增长了一倍,工资只增加了1000,她感到了失落。

但这不是最重要的,她最在乎的还是身心健康。10月某个凌晨。晓枫特别疲惫,急诊送过来两个病人。她跟上级沟通,“我们的固定床位数只有这么多,没错吧。”对方说是,但现在是特殊情况。她回了一句,“住院医师的命不是命?”

次日,晓枫直接打了离职单。她不想再忍受胃疼了。

算起来,双红有三个研究生同学从三甲医院辞职:其中一个女孩要面临三四天一轮通宵夜班,生理期紊乱了,2个月没来月经。还有个师姐,在值夜班的时候,突然血便了,然后去了儿保科。

双红的身心能量也接近耗竭。诊断出轻度抑郁后,母亲每天给双红准备营养食物,去大自然散步,报了瑜伽班。每次练完瑜伽就可以原谅一切——直到离职前1个月,她发现自己连瑜伽都不想去练了,于是果断离职。

因为这次辞职,她简直众叛亲离。母亲心疼她读了7年本硕临床,“本科阶段的课程多达80门,每学期的期末考试就是历劫。”如果离职,十几年努力化为零。舅舅坚决反对,他眼中的三甲体面,有编制有保障,光鲜体面,“舅舅还以为值夜班,就是去睡一觉。”

她内心也经历了一番斗争,虽然她对编制没执念,但多少有虚荣心。还有对这份职业的热爱。读本科时,有同学力劝双红转专业,当时她斗志满满,“虽然困难,但总要有人干儿科吧”。

让她放下的还是从医磨炼出来的心态:不要太看重他人眼光以及外表的东西。人生不能又要既要。“我比较在乎自己的人生。”

关于过去的回忆也有发光点。离职一个月后,双红不时会想起一个夜间急诊故事。凌晨3点,10岁的女孩因腹痛来就诊,询问病史和查体后安排了腹部超声检查。孩子父亲跟她转述女儿的话,“医生真好,真温柔,这么晚了,态度还这么好,真的很佩服医生。”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得到了理解。

晓枫则反复想起一个四五岁小女孩的妈妈。这位妈妈跟女儿说,我们的宝贝乖乖抽血,待会妈妈给你奖励。小朋友过来催晓枫开医嘱,“阿姨你可以快点吗?”在她听来,这次的催促声很可爱。

她经常想念自己的同事们,她们曾经是一起吐槽、吃苦的战友。有同事曾经问晓枫什么时候回去。她回复:“不回去了。”

最终,他们没有离开儿童健康相关领域,并且无一例外的,都选择了儿保方向,继续学习和投入工作。

辞职后,双红转去一家妇幼保健院做儿保。她重新找到了一些成就感,比如帮助发育迟缓的孩子逐渐康复。忙着学习新知识的同时,她在重新找回生活和工作的平衡,练瑜伽、看纪录片、拍拍照片……

张国强一边在私立医院上班, 一边积极研读儿保相关的书籍;晓枫则去了社区医院上班,未来的目标是专攻儿童生长发育管理和心理治疗,她对心理学一直很感兴趣,擅长跟人沟通,进一步发挥性格优势;蓝蓝本来就是学儿保方向,打算再找一家医院进修。

无一例外,他们还想继续当医生——初心未忘,只是希望工作和生活多一些平衡,拥有自己的健康的同时,帮助他人健康。

如何留住儿科医生,成为了迫在眉睫的问题。目前国家正在通过许多倾斜政策引导更多医学生进入儿科,尽量提升儿科医生的待遇。而我们普通人能做的,是更多的善意和尊重。让我们彼此多一些耐心。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出现的蓝蓝、晓枫、双红、张国强均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健闻咨询(ID:HealthInsightPro),作者: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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