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科技快讯 “大厂女工”与她的保洁员母亲

“大厂女工”与她的保洁员母亲

来源：晰数塔互联网快讯时间：2023年12月28日 16:39

前记者、现在是“大厂女工”的张小满用疫情三年的时间记录了自己和母亲春香一起在深圳生活的时光，其成果是最近出版的新书《我的母亲做保洁》。张小满早早离家求学，一路进入大城市工作，而春香一直在各地打工。在独立生活十几年后，母女俩在深圳相聚，重新住在一个屋檐下。

张小满成为了在办公楼的格子间里的白领，而春香流转在商场和写字楼中，做一名保洁员。在进入彼此生活和工作场所的过程中，母女之间充斥着争吵、不理解，但最终，她们“看见”了彼此，以及对方身后的人群。

这不是落入窠臼的宏大叙事。最终落到两个个体身上，它是有关母女俩在都市和异乡“协作”的故事。春香重新习得了阅读和写作，小满则借由母亲的带领，得以窥见更大的世界。春香用她极强的生命力，以及未被城市规训的野兽般的嗅觉，迅速串联起一套属于自己的城市认知，带领张小满进入了一个和“附近”息息相关的深圳。

在劳动、练习和创造中，母女关系得以生长出新的样子。重新理解彼此，理解彼此的生命经验。

访谈的过程中，春香就坐在小满旁边，她会兴奋地插嘴，小满会问：“妈妈，你最喜欢深圳的什么？”她们的合作还在继续下去。

以下是“大厂女工”张小满所讲述的母亲，保洁员春香的故事。

一、春香找工作

我的母亲春香第一次来到深圳，一下火车，第一句话是，好大，第二句话是，好热。

这是她对深圳的全部评价。从第二天开始，她就开始焦虑自己能不能在这里找到工作。

母亲在深圳一大乐事便是抬头看飞机

来深圳的头一周，她第一次坐了地铁，第一次坐了双层巴士，第一次看到了大海，触摸到了海水，并尝了尝它的味道。她跟老家的亲人们在视频里开心地分享自己的新见闻，但同时也不忘告诉他们，自己最担心的是能否在这里找到工作，实现再多赚一点养老钱的目标。“深圳人很忙，都在忙钱，路上那些骑车送外卖的年轻人，冲天冲地的。”她说。

考虑到希望母亲能每天回家，工作就从住处一公里范围内开始找起。母亲能选择的工种十分有限。先排除住家保姆，再来是需要灵活使用智能手机的钟点工和家政工，需要长时间站立的服务行业也不行。最后，我们决定先找能够按时上下班的保洁工作。

母亲和她在路上碰到的每一个保洁员、清洁工攀谈，问那些跟她差不多年纪的叔叔阿姨，他们是怎么找到工作的。“嫂子，你是哪里人？”她总用这个开头。来深圳打工的人说天南海北的口音，但是母亲完全不怕，她可以手舞足蹈地和他们对话。

在一连串的否定以及拒绝之后，在一家高端商场的门前，一位在那里工作的大叔告诉我们，这家商场正缺保洁，以母亲的年纪应该能应聘上。

他给了我们管理保洁员的经理的电话，我带着母亲去到设在商场负一层的管理处。经理问母亲都干过什么活儿，母亲用方言一一答了，汇集起来一个意思：能吃苦。

经理拿来一份简单的合同，我给母亲念了一遍，她催促我快签。有两种班可以选择。一个是上白班，从早上7点到下午3点，一共8个小时，一个月工资2500元。另一种是每天工作16个小时，一个月工资5000元。母亲选择了8小时工作制。

紧接着，经理叫来一个保洁阿姨，让她带母亲看看活儿应该怎么干，算是“培训”。不到一小时，母亲就掌握了工作流程，正式入职了这家深圳福田区的高端商场，成为一名保洁员。

她拥有了一套工衣，一个编号为“6165”的名牌，一个盘住头发的发卡，办到了招行卡——人生中第一次，母亲的工资将以准时到账的方式打进银行卡里，此前她每一次拿到的工钱，都是现金。

二、最讨厌的垃圾

母亲负责清洁的区域是负一层除卫生间外的公共区域。这里遍布小餐馆、奶茶店和电影院，还连通着车公庙地铁站——一个三条地铁线交汇的地铁站，人流量巨大。

每天上午6点50，她到达商场负一层的管理处。录入指纹打完卡，简单的早会后，她就要立即去地下车库洗拖布了，她和上白班的同事们要赶在商场开门前确保顾客肉眼可见的范围内不能有一丝污渍。

超级商场里的保洁阿姨开着扫地车从巨幅广告牌前经过，芭蕾舞演员的手臂像是阿姨的翅膀

母亲工作的逻辑可以概括为：由难到易。回到负一层，她先拖整个区域的地板，拖布脏了，她需要再下到停车场，洗拖布。地板面积超过1000平米，上下来回，拖完地板需要两个半小时。这时候商场差不多开门，她开始擦上下行两架扶梯，疫情期间还需要消毒。

商场正式开门之后，她需要随时盯着负一层的四个大垃圾桶。因为遍布小餐馆，垃圾桶总是会迅速装满。垃圾桶一装满，她就需要提到地下停车场的垃圾回收处，在她上班的8小时里，这样的往返有无数趟。一整天，母亲见到最多的垃圾就是奶茶杯，倒放的奶茶会流一地，流到地上要擦干净，而且还会把所有的垃圾都弄湿，奶茶成了母亲在商场最讨厌的垃圾。

她没有时间吃早餐，午餐时间也很紧张。所有上白班的保洁员，只有上午10点半有半小时休息时间。这半小时，整个商场的二十几个保洁员都需要去到管理处，用微波炉加热自己带的饭食。微波炉只有一个，需要排队，去得晚的保洁员常常吃不上饭。到后来，他们只能统一拜托给班长，提前为他们加热。

吃完饭后，母亲回到工作岗位，继续拿着清洁包紧盯地面和垃圾桶的清洁。

入职时，母亲签了一个合同。与其说是合同，不如说是一个责任告知书，其中关于保洁员的权益部分很少，几乎都是义务，比如犯了什么错误就要被罚多少钱。

商场里有一群类似监察员的年轻人，他们专门游荡在整个商场，巡视各个角落的清洁状况。发现一个口罩，或是一片纸，他们不会捡起来，而是拍下来，发到保洁员和他们的主管都在的群里，@负责这个区域的保洁员，要求保洁员马上响应。因为他们和这个微信群的存在，保洁员们在上班时间无法放松，母亲也很紧张。

保洁员大部分年纪都很大，不会拼音输入法。母亲不会说普通话，讲话带着很重的口音，在微信群里被投诉时，她只有用语音回简短的话，“好的”，“我赶快就来了”。

有一次，她被一个女孩当面指责地上有一块黑色污渍没有清理干净。母亲当场就哭了，她想告诉那个女孩，那一块黑色原本就擦不干净。她说了一大串方言，但是女孩没听懂，还觉得是山里人难缠。母亲很愤怒，她觉得被瞧不起了。

入职时，母亲隐瞒了自己曾经患过滑膜炎的事实，虽然现在康复了不少，但也常常腿疼。主管要求保洁员们不能在上班时间交头接耳，也不能休息。母亲只能利用上厕所的时间，把马桶盖放下来坐一会儿，那是她为数不多可以休息的时间。

高级写字楼里专属于保洁员的清洁间，里面存放着保洁员要用到的30多种工具

商场和人类社会一样，有明确的阶层。负一楼是几乎所有人都能消费的小吃和奶茶，越往上品牌越贵，人越少，地面越干净。但是负责高楼层的保洁员并不会因此轻松，他们打扫的面积更大，需要一个人清洁一整层楼的公共区域和卫生间，工资也和楼下的保洁员一样。

即使下班回家，母亲的工作微信群也不会消停，因为还有上16个小时班的同事。我试着帮她关过消息提醒，但是她很快又自己打开了，在吃饭的时候，她的微信提示音不断响起。这让我想到我们在工作中被“绑架”，和我们一样，她也会关注她同事们的状况。

三、e人

我的家乡商南，冬天总是很寒冷。母亲来了深圳，对这里四季都有花很惊奇，“到处都是花砰砰的，”她这样说。

母亲是天然的e人，她好像可以和所有人聊起来。

我们住在深圳的一个老小区，顶楼的天台是开放的，上去之后视野开阔，可以看到深圳湾，经常有老人带着小孩在这里晒太阳。租住的房子逼仄，也可能是平时做保洁视野太局限了，母亲有时间就会上天台，给老家的亲戚打视频电话，或是坐着发呆，数飞机。

在天台，她和我们楼栋几乎所有的老头老太太都混熟了，了然这些老人家里有几口人，子女做什么工作，一个月拿多少退休金。

谈论起退休金时，母亲除了羡慕，就是自卑和贬低自己的保洁工作。她常跟我说：“做娘的没有用，老了还要来拖累儿女。”而那些她在天台上遇到的，退休前做老师、护士、检察官、公安等职业，拿着退休金的老人，是“有用”的。

她来到深圳，听我和老公谈论，才知道有五险一金这回事。此前她没有，现在的工作同样没有，他们的养老钱，老年之后的保障，要靠自己来攒。

在商场工作时间久了，母亲摸清了门道，流程也熟悉了，便开始跟周围的人打交道。几乎所有的保洁员都是从农村来的，大部分都是女性，五六十岁，普通话都不怎么好。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靠着超市卖剩的面包、水果度日。有时候，附近酒店自助餐剩下的白米饭也会被这些保洁员捡来当作第二天的主食。

深夜，超级商场里即将下班的保洁员阿姨

像母亲这样只上工8小时的是极少数。大多数保洁员是连上两班，16个小时。常常有保洁员在商场的角落里靠着墙就睡着了，开着会就睡着了。他们尽可能想办法休息，比如频繁地去厕所。但去多了也不行，被监管发现，会在群里通报批评。

这些保洁员里，有一部分是因为儿女在深圳工作，跟随儿女而来，比如我的母亲；有一些是为了摆脱无意义的婚姻；有些是为了给儿子挣钱娶媳妇。更多是跟我母亲一样，给自己攒点养老钱，同时找点事干。还有人就是为了活下来。一位六十二岁的保洁员被老乡带到这家商场前，曾在北京扫过五年马路。他来深圳的最大理由是，深圳冬天不冷，他很担心在北京有一天冻死在路上都没人知道。

母亲同情她的同事们。

不仅是他们，母亲也同情深圳的年轻人。

春节假期后，2021年正月初七，母亲找到了一份在政府大楼做保洁员的工作。

在政府大楼里，没有人监控她，也没有人让她时刻保持移动。她很喜欢这种“小自由”，觉得在这里被人当人看。

母亲以前以为公务员都很清闲，但这里的年轻人都好忙，忙着写稿子、汇报，步履匆匆。母亲去打扫，对方头都顾不上抬，像被电脑吸了进去。有一个女孩在厕所跟母亲倾诉，她的头发经常大把掉，孩子才不到一岁。

母亲在办公室的工位底下清扫出最多的垃圾就是头发。还有一个男生，总是肚子不舒服往厕所跑，一待就是半小时。母亲担心，他是不是工作上的事情做不出来，给急的。

后来，母亲又去了写字楼做保洁，她看到很多孕妇，觉得她们太辛苦了。

四、钱是母亲的尺度

母亲刚来深圳的时候，我像招待远方来的朋友一样招待她，表现得热情又周到，我想表现出我过得很好。

我无法一直用一种表演的状态过生活。我和丈夫住在一个狭小的房子里，她和父亲住进来后，两个人同时在客厅错身都困难。

大厂的工作充分体现了优绩主义和工具理性，要靠数据和成果说话。年底的时候，我的工作变得异常忙碌，也很复杂。我常常在下班回家后一言不发，侧躺在沙发上，面无表情。

有一次我回公司拿东西，母亲顺道参观了我的公司。那是一栋可以看到大海有落地窗的大楼，里面咖啡厅、图书室、运动场，应有尽有。但母亲印象最深的是门口那两株盆景，“应该值好几万”。

她知道我的工作是写东西，但不知道我具体是写什么的。她不羡慕我的工作，她觉得我只是花时间赚得比她更多一点钱而已。

我的弟弟也在一个大公司，母亲也去过，但她好像也没有很骄傲。我弟弟经常加班，她觉得那个很体面的场景也不属于我们，“只是打一点苦工而已”。

她常常和老家人抱怨，说深圳房价贵，比金子还贵。有一天，她斗胆问政府大楼的一位“处长”，深圳的房子为什么这么贵？母亲说，自己的儿子谈了广东的女朋友，却买不起房，焦虑得很。

“处长”安慰母亲，不要着急，在深圳连公务员都买不起，慢慢来吧！母亲心里松了一口气，好像得到了一些安慰。

钱是母亲的尺度。

看到商场的圣诞装饰，她第一反应是“要花好多钱”。面对深圳美丽的公园，母亲总是感叹，深圳为什么这么有钱？这么有钱能不能给贫穷的老家分一点？她也很好奇，为什么每次去公园，无论什么时候，总是有人背着手在闲逛？深圳作为一个打工之城，这些人难道不用上班吗？劳动人民来深圳不是为了钱，还能为什么？

做保洁后，她第一次每个月准时收到工资。过去，母亲打过很多工，给工人做饭，进矿山，上山栽树，摘香菇，打连翘，还给一位董事长的妈妈当过保姆，工资都是每个活干完之后才能结。四年前她曾经去帮人摘过茶叶，5块钱一小时，她每天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一直坚持到茶叶季结束，挣到了5000多块，但至今没有收到工资。每年过年前后是老家结工钱的时间点，一连三个春节，母亲发微信询问，得到的都是“抱歉”的回复，她今年准备再发一次。

五、“工作关系”

懂事起，我就一直在外求学，我习惯了自己做选择。选择自己的爱人，选择自己的工作，选择自己生活的城市，而母亲则忙着流转在不同的地方打工。

十几年里，我们母女并不亲近。这三年，是我和母亲独立生活十几年后重新住在一个屋檐下。

在我们这个四口之家，我和母亲是主体性最强的两个人，我们爆发过很多次冲突。母亲看不惯我的花钱方式，我难以忍受母亲的生活习惯。

写书的这三年，我们逐渐理解了彼此。我想是我们中间有非常深的一层因为工作而联系在一起的关系，是“工作关系”。

为了写这本书，我第一次主动走进母亲的工作场所，我也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保洁员子女。

母亲用她近乎野生的社交能力，带我看到了深圳的“附近”。

母亲热爱工作，也喜欢和人谈论工作。熟悉之后，她会和自己的保洁员姐妹去逛公园。但最近有个阿姨总是谈论自己的老公，母亲不喜欢听这些八卦，她喜欢听别人聊打过什么工，怎么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