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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成为世界工厂？

来源：晰数塔互联网快讯时间：2024年01月11日 18:28

在当代社会中，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共同交织，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动态的网络。政府作为权力机构和决策者，承担着制定法律、规范市场秩序和推动社会发展的责任。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机制和经济活动的平台，通过供需关系和竞争等市场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增长。而社会作为一个有着社会自组织的力量，影响着政府的决策和市场的运行。这三者的相互作用和关系决定着社会的进步和公平。

一、市场社会：劳动力作为商品的异化

“市场”的思维方式遵循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市场经济是由市场价格引导并仅由其价格引导的经济。而“社会”则是一个自足的复杂场域，这一场域本身是完整的、是由多种多样的人在交往中构成的体系。

自亚当·斯密以“互通有无，物物交换，相互交易”的人类自然秉性以及“看不见的手”对于人类行为的推动性构建出一种由自利的市场原则支配社会的“市场社会”起，“市场社会”的概念成为自由主义的共识，并伴随着自由主义的发展逐步完善。

贝克尔认为“经济分析是一种统一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行为”（贝克尔，2016：7）。波兰尼通过对经济体制以及市场历史的回顾反驳了这一谬误。他指出，市场从属于经济范畴，但在19世纪前，没有任何一种经济是由市场控制与调节，市场仅仅是经济生活中的附属角色。经济体系遵循着互惠、再分配和家计的原则，牢固地嵌入于社会体系之中。（波兰尼，2020：46、69）

18世纪末，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以及国家干预政策下，被规制的市场向自发调节的市场转变，社会的实存本身转变为市场法则的附属物，这代表着社会结构的彻底转型。

“市场经济只能存在于一个市场社会中”。市场机制必须借助商品这一概念才能够适应工业生活中的诸多要素，因此，作为人类活动的劳动、作为自然环境单元的土地以及作为购买力象征的货币，这些本不以谋求利润形式而存在的东西，通过虚构为商品的方式，以工资、地租与利息的形式统统被摆上市场的货架被购买与出售。（波兰尼，2020：69-73）市场淹没了社会，交换价值至上的理念得到宣扬并被实践。

对于劳动力商品化这一概念，波兰尼与马克思所提出的理论模式不同但却相关。他们一致认为劳动力商品化是现代市场经济得以产生的根本前提，并且对这一现象持批判态度。不同的是，马克思虽然认为劳动力是特殊商品，但它也如普通商品一样受到市场规律的支配。波兰尼认为在这一方面，马克思“过于执着坚持李嘉图和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传统”。（波兰尼，2020：131）除此之外，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体现在“生产”过程，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秘密。他的焦点集中在资本主义生产剥削关系之中。

因此，马克思所认为的抗争主体是工人，经济运行的政治表现的方式主要是围绕着生产权利的阶级斗争。而波兰尼把这个问题集中于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揭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扩张过程中对人性的摧残。他的关注点在于市场经济基础上人的社会境遇。因此，波兰尼认为抗争的中心是社会，是人类反对市场化、商品化的斗争，这就形成了支持自由市场和支持社会保护运动的两股政治力量相对抗的局面。

20世纪70年代，全球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伴随着“抽象化”进程的延续得到空前的强化和普及。所谓抽象化过程就是波兰尼所说的“市场关系逐渐从家族、宗教和社区关系分离出来，并且要倒过来支配和主宰其他社会关系的过程”。劳动力市场的高度灵活化、经济的自由化和政治运作的地方化都显示了市场和具体社会联系的脱离。

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庇护下，资本通过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跨越国家的边界实现了全球性流动，形成了全球性的生产体系。国际市场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从而从民族国家中不断地脱离出来。与此同时，资本的积累方式、生产组织方式和盈利方式都发生了明显变化。

全球化的劳动力市场源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各国发展的不均衡，源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国际经济关系。这种不均衡使各国的之间的经济关系很好地“契合了华伦斯坦等人所定义的世界体系中‘核心国家—半边缘国家—边缘国家’之间的动态关系”。（项飙，2012：157）

印度IT业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就归因于各层次上的不平等关系。随着国际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印度IT行业为适应全球资本快速流动而构建了一个高度灵活且富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配置和管理体系，“猎身”体系。它把印度的内在社会结构和当前的国际资本主义直接联系起来，形成了一系列对劳动力（包括劳动力生产、配置和控制）进行管理的特殊模式。

印度IT工人、劳力行、职业中介公司、用工企业，中介链的层层递进代表着对工人的层层剥削。印度IT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取的收入被海内外劳力行和大型职业中介盘剥，而行业内流动和劳动力市场不稳定而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成本（比如接受“板凳费”而非工资）则由其自身承担。

经营多项生意的劳力行，一方面作为非正式的IT业务公司能够通过发展广泛的客户关系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另一方面又能够得到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以及中介抽成，快速的现金流积累了他们的原始资本。用工公司和职业中介代理能够避开劳动法规的制约，获得灵活、廉价且充足的劳动力。

不管什么样的抽象化和全球化，经济活动依然是嵌入在人际联系中，并被这种联系所塑型。项飙将猎身业务的内在运作机制概括为“民族化”“个体化”“跨国化”（项飙，2012：159）。这些特性正是作为“猎身”体系中劳动控制的主要手段。

印度的同民族网络构成了猎身业务的重要基础，特别是在动员潜在的劳动力、管理劳力行内部的劳动关系以及扩大劳力行的全球网络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个人主义的态度、认为个人能力决定一切的意识、以及不断向上流动的雄心决定了劳力行的民族化是工人与经营者们利己主义计算的结果。传统社会关系网络在工头和劳力行的操纵下，沦为各类中介抽成、企业灵活用工和劳动控制的重要工具。

印度与东亚的“地方-全球”的经济关系看似相同，但实际上差别巨大。东亚经济腾飞的基础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通常体现为直线型的垂直关系：大公司从全球市场上接到订单，然后把订单中的某些部分转包给中型公司，中型公司再把任务分解，发包给更小的公司。这样，小制造商甚至是家庭企业都可以加入全球市场。

这种模式创造了相对广泛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机遇，它在保证高就业率的同时，实现了速度比较快、覆盖面比较大的经济发展（项飙，2012：161）。同一时期的中国台湾地区便是乘风而上，从农业转向制造业并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创造了台湾的“经济奇迹”。

当第三世界整合到全球经济体系中后，资本体系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活动造成劳工利益以及工作条件标准的不断降低。台湾小型、家庭式的卫星工厂对工人的压迫，例如低工资、恶劣的工作环境、严苛的劳工控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加工区十分普遍。就台湾看来，这一现象不仅是企业行为，其中也有着政府的推波助澜。

国民党政府为考虑台湾经济发展所开展的社区发展项目以及制定的劳工政策，制造了表面“和谐”但实际机制具有压迫性的劳资关系，限制了劳工为争取自身权益的可能性（熊秉纯，2009：68）。工厂老板通过卫星工厂体系的社会资源，动员当地邻里社区的潜在劳动力，实现对劳动力的控制并想办法提高生产效率。

在雇佣劳动力方面，通过有计划、灵活调配长期雇工、临时工以及家庭代工三种雇佣方式的比例，他们可以对相当一部分的工人免除长期雇佣义务，满足淡旺季用工需求的同时，从中获取最大利润。在劳动控制方面，通过劳动的工作日程、全勤奖、工资的发放时间、提供食宿、监督机制以及社会关系进行操控（熊秉纯，2009：90、127-144）。在雇佣关系中，劳资冲突与工人的抗争一直存在，但工人对他们被资本主义剥削这一事实却浑然不觉。这种现象为何出现？

因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确定本质就是同时掩饰并取得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在此过程中被混合，并且被工资遮蔽了这样的区别，这成了淡化工人阶级意识的重要基础。（布若威，2008：48）工人自发的同意与资本主义微妙的强制相结合形成了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努力工作的行为实现了资本掩饰并取得剩余价值的最终目的。

布若威认为产生同意的机制有三种。第一种是“超额游戏”，超额游戏并非由资方主导，而是工人自主的创造，是在劳动者与资方的斗争中形成的，而“同意”便是来自于参与，通过参与进行构建。当工人参与进游戏后，实际上便与其斗争的初衷相违背了。超额将工人个体化，将劳资矛盾转移到了劳动者之间，使劳动者与资方之间看似形成了某种利益一致，这些行为掩盖了剩余价值。另一方面超额的规则让参与者收获了某种薪酬、威望，这被“压抑的满意”驱动着工人心甘情愿地将这场游戏不断地进行下去（布若威，2008：89-93）。

除了工人亲手制造的“同意”，资方通过用“内部劳动市场”及“内部国家”两种机制来保证“同意”的观念在组织中固化与延续。内部劳动市场内化的外部劳动市场的特征，不断地加强工人的个体主义。通过加强内部流动性的方式，不但降低外部自由劳动市场对其利润实现的干扰，而且构建了个体之间利益的争夺而不是阶级利益的争夺（布若威，2008：110）。

内部国家与内部劳动市场发挥着互补的作用，它是“在企业层面上，组织、改造或压制生产中的关系与生产关系所引起的斗争的制度”（布若威，2008：112）。它以雇员福利和工资增长为形式的让步，通过将工人当作具有权利与义务的工业公民个体，转移了企业的内部矛盾，以此掩饰了劳动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除了布若威所提出的三种机制，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在印度IT工人、台湾卫星工厂的工人还是“浙江村”内服装产业的工人，促使他们可以忍受剥削、忍受血汗工厂中糟糕的环境、严格的劳动控制的还有一点：就是期待在未来有机会实现从工人到老板的转变。向上流动的希望使得他们愿意服从这样的体制。工人往往更能够吃苦耐劳，目的是为了积累阶级跨越的经验与资金。工人与老板之间的界限模糊，而这也模糊了工人与老板的阶级差异。

在这部分的最后想要提到的是，在社会生产的过程中，被遮蔽看不到的女性却是真正“制造”了全球化的动力源泉。家庭是构成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石，但家庭中妇女的对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劳动通常会被忽视。这些工作（家务劳动、养育后代的劳动等等）消耗的劳动同样是必要的，而且其劳动成果也无法得到相应的价值计算。在父权资本主义体制下，工业化进程中的家庭妇女逐渐走出家庭，已婚妇女所承担的工作不仅仅来自于作为妻子、儿媳、母亲的角色，还要同时作为工人获得经济效益（熊秉纯，2009：15）。

不平等的性别关系下，大量妇女只能获取较为廉价的工资，在劳动力过剩时，妇女首先面临被辞退和边缘化的风险。当家中男性成为工厂老板或个体户后，妇女就变成以自家工厂工作为优先的无偿的家庭劳动者。除此之外，在以上提到的猎身“体系”，在一开始就是通过印度女性的嫁妆制度作为IT人才昂贵的人力资本投入的关键资源实现转移剩余价值，而这也属于劳动力的生产机制。

经济发展和流动给女性观念和地位带来的正面影响，但另一方面，这种看似“自愿”选择的自我雇佣进一步加大了女性的劳动强度，女性自身的贡献被社会结构所遮掩，家庭的分工形式粉饰了压迫和剥削的存在。

二、国家与市场：工业化中的政商关系

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关系是经济学流派长期的争论的话题。从古典经济学到凯恩斯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再到新凯恩斯主义，讨论的焦点始终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以此为标准，可以划分为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两方阵营。自由市场阵营强调市场的自主调节和竞争机制的重要性。市场是最有效的资源分配机制，个人和企业的自由行为可以通过供求关系来决定价格和资源配置。自由市场理论主张政府的最小干预，认为政府参与经济活动应该保持最少限度，以避免扭曲市场并限制经济增长。

而政府干预阵营则相反，他们认为市场经济波动和失业的问题，需要政府干预来调节经济活动。凯恩斯主义主张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需求，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例如，在经济衰退时，政府应该增加支出和减税，以刺激需求；而在经济过热时，政府应该采取相反的措施来遏制通货膨胀。政府既能采取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又能通过制度设计使经济运行更加更稳定。

二十世纪后期是一个充满挑战和变革的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社会、经济与政治危机。危机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新公共管理运动与政府改革。与此同时，我国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改革开放。从一个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在市场中的角色以及与企业的关系都产生了巨大变化。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政府在经济中扮演了一个主导和干预的角色，通过计划经济体制进行资源配置和经济管理。然而，改革开放后，政府逐渐从直接干预市场转变为宏观调控者和市场监管者。政府放松了对市场的控制，引入了市场机制，鼓励竞争和创新，企业与政府之间“父子”式的关系开始松动。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推动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和转型，使其更加注重效益和市场竞争力。

民营经济也逐步兴起成为了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企业经济的变化相伴随的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一方面国企改革、单位制的解体导致了几千万的失业职工，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吸引了大量农民工从乡村涌入城市。经济转型期间的就业压力、市场需求的灵活性使大批人在非正规经济中重新就业。

在那个国企因为转型而萎靡的时代，民营经济、非正规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在“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下，中国以“非正规经济”方式，凭借大量廉价劳动力，融入到全球资本主义产业链条之中，造就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

1. 非正规经济的正规化

“浙江村”是改革开放之后，大批进京经商的浙江人在北京城乡结合处形成的聚集地，主要是指丰台区南苑乡。非正规经济中的传统产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通常较为独立和自主，浙江村的传统服装产业发展是完全在政府规划之外的，它是我国市场经济自行发育的结果，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非正规经济，其发展主要依赖于企业自身的努力和市场需求。“浙江村”的服装产业发展史就是一部我国非正规经济走向正规化的纪录片，从中可以一窥政府对非正规经济态度的变化。

和前述的台湾卫星工厂一样，在“浙江村”内的是漫天星斗式的家庭作坊。“浙江村”的自我抱团形成了平铺式发展模式：先来的工商户带后来的，没有本钱的小户可以借助亲戚老乡关系进入生产和营销网络中来，并且很快达到其他人的经营水平。在作坊内部，家庭成员即是雇工，作坊和作坊之间（也即亲友和亲友之间）紧密团结，互相帮忙，但是没有形成分工和真正意义上的合作。

“浙江村” 经济规模的扩大，主要靠其人口的增加，其经营效率的提高主要靠分工的细化和广大工商户的平等参与。在生活上，由于政府限制农民的流动，他们无法在地实现如医疗与教育等社会权益，他们便抱团造出自己的社区，把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幼儿园、诊所等）一体化，形成“社区-产业型”的进城模式。（项飙，2018：序二）

在改革开放初期，政府相对容忍非正规经济的存在。这是因为非正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就业机会和经济活力，缓解了就业压力和社会稳定的问题。政府通常对非正规经济采取较为宽松的监管措施，允许其在一定范围内发展。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政府逐渐认识到非正规经济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政府开始采取措施，以规范非正规经济并促使其合规化。这包括加强对非正规经济的监管和执法，推出政策和法规。

在这个过程之中并不是靠政府独家推进的，而是多方互动的结果。其中市场规则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土地的资本化，去社会性的正规化（通过生产过程的内部化与一体化、市场正规化等方式弱化原有的关系网络）以及将浙江村里的大人物草根性祛除使其成为个人化、竞争性的势力，三个方面进行推进。

政府努力推动非正规经济向正规经济的转型。但是，“浙江村”的社会自主性，即自下而上的自我组织和创新能力也消失了。同时，当地的区、乡政府比以前拥有了更大的行政干预和资源汲取的权力，“浙江村”则完全失去“倒逼”政策变革的能力。正规化把“浙江村”还原成了以行政框架下的单一化市场规则为主导的政府更好控制的物理空间。

2. 高新科技产业中的政府影子

相对于市场主导的传统制造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中，政府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正如路风所言：“中国在高技术工业发展上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是在政府、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复杂互动过程中取得的”（路风，2016：408）。

京东方公司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从第一条产线起步时就积极地在政府和市场的互动下，紧密围绕国家战略进行布局。随后，京东方坚持这种方式，在多个地区进行投资和生产线建设，并持续加大创新投入。正是得益于这种政府和市场的互动作用，京东方在市场、技术、品牌、出口和全球竞争力等多个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果。

通过中国显示器面板的发展历史以及彩电工业和汽车工业的案例，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当前所谓的自由市场分工条件下，自主学习和掌握技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绝对不能妄想通过合资等方式引进技术，被外企严格控制的合资或者引进技术的企业是没有空间消化并发展技术的，因此这些只掌握部分技术企业只能在技术发展中无奈地面对灭亡的命运。

我们如果缺乏自主学习和掌握技术的积极性，国家将在相关领域面临技术依赖的困境，不得不从外部购买或引进技术，这将极大增加成本并限制国家在竞争中的优势。此外，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于国家而言具有战略意义，自主掌握核心技术可以降低对外部技术的依赖，减少关键领域的安全风险，避免国家面临的安全隐患。

从另一方面来说，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也离不开政府干预。如果一家企业完全以市场和盈利为导向，那么很难踏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领域，因为进入者的风险远远超过边际性利润动机所能解释的程度。进入者主要面临三个不确定性，在技术能力方面、财务投入以及回报方面，还有市场上能否经受得住强劲对手的考验。

就像我国的工业软件领域，在政府重视程度不够的情况下（从十五到十二五的15年间，国家对三维CAD/CAE等核心工业软件研发的投入强度不足2亿人民币），我国的工业软件领域相当薄弱，国内市场都被进口软件所占领，国产工业软件难以翻身。中国工业软件呈现了五个令人难堪的特点，可以概括为:难、冷、穷、小、重。（林雪萍，2021：15）每一个特点都让市场和资本敬而远之。只靠市场循环，绝对发展不起来。

那到底要如何发展？路风指出后进的企业或国家要参与创新型技术的竞争，就必须动用国家的力量和资源去培养企业或者市场。只有在获得国家支持的情况下，企业才能够从落后的位置进入市场、再通过各种产业政策、政府牵线投资从而发展壮大。

一个落后国家果断走上发展道路是来自政治决策，而不是经济决策，其动力来源是政治性的、历史性的，但不是来自市场机制的自发力量。“东亚经济奇迹”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政府帮助本土企业进入复杂度很高的行业，充分利用其中的学习效应、规模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迅速提升本土制造业的技术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张小兰，2021：74）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ID：hangyeyanxi），作者：贺瑶瑶（华南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研究生），编辑：香菜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