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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二代：“脱贫”困难，脱单更难

来源：晰数塔互联网快讯时间：2024年02月23日 10:37

两年前的寒假回家之际，笔者写了一篇关于农村光棍青年婚恋状况的观察小记。当时，几个具有亲戚关系的年轻人在某一阶段有着相似的人生际遇，在家庭与社会中穿梭之间，总不免有些同辈的压力以及与社会时间相悖而行所产生的焦虑，听完后遂将他们那一小段人生故事记录了下来。

两年后，又是一年农历春节，时间从虎年来到了龙年。上篇小记提到的小石、小叶、小金依然在找对象这条路上奔走着，找对象的难度越来越大，但他们对此的看法却越来越平淡。亲朋眼里的单身不是他们真正在意的压力，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成为了他们内心的焦虑根源。从这种转变中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龄”“未婚”“农村男性”这些标签并没有对他们的人生造成限制，反而走向了一条不焦虑的务实之路——好好挣钱。接受现实，过好自己的生活，成为了他们当下真实的心愿。

一、频繁的工作流动与经济导向的目标

几年前，从亲戚那里得知，小余去了巴基斯坦务工，他是身边为数不多的出国务工人员。今年过年见到他时，他和之前变化并不大。小余是小叶、小石的表亲，他们年纪相仿，文化程度不高，都是年纪轻轻就去闯荡社会，虽各有经历，但同样曲折。

笔者的家乡位于大别山区，是一个有着长久务工史的县城。作为农民工二代，小余从十几岁就进厂打工，辗转深圳、东莞、武汉等地方，在工厂和工地度过了大部分时间。最开始，他是跟着同村的熟人进厂打工，在珠三角地区工厂从事着流水线上的工作。近几年，父母年纪大了，他便回到了湖北，跟着自己的父亲在武汉的工地上干活，挣得不多，同样辛苦，但离家近。

出国务工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朋友的朋友那里打听到有出国挣钱的机会，去巴基斯坦，主要工作内容是安装发电站设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条件极其有限，但是小余早已适应务工的条件，况且那里开出的待遇不算差。在那里，每日八小时工作制，中午有两小时午休，有双休，包吃包住，一万出头的月薪基本都能存下来，在那里的大半年时间里，正好赶上了春节，小余领到了三千元的奖金。

小余从事的工程由一家知名国企开发，外包了部分工程给市场上的施工队，小余才有了机会参与其中。他所在的施工队大约有三四十人，人员来自湖北、湖南、四川、甘肃等省份，来之前互不认识，来之后就成为了一个集体。在他们的营地里，来自中国的工人大约有一百人，几乎全是男性，也很难见到本地人。

在巴基斯坦的生活虽然有着来自异域的新鲜感，但是在工地上日复一日的工作也将初来乍到的吸引力消磨殆尽。出国务工的工人有着较为封闭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虽然在国外，但不会涉及说外语或使用外币的情景，在那里的半年时间，小余仅出去过一次，还是和别人一起坐大皮卡车。

说罢，小余还拿出手机展示了他在巴基斯坦街上拍的视频：一帧帧的画面是如同戈壁滩一样的街道，偶尔有几辆载满人的摩托车骑过，蓝天下的地面尘土飞扬，地面上几乎见不到建筑物，路两边时不时有临时搭起的帐篷。

去年年初，小余回国了，带回了自己在外存的十几万。小余是在2022年6月外出，2023年2月回国的，在他看来，这一挣钱的机会太短暂了。像出国务工这样的机会并不是常有，而是要碰运气，去哪里工作、做什么工作都是不确定的。

这一年多来，他在国内辗转打工，还没有从出国务工的经历中回过神来。他也一直在关注出国劳务的机会，去年有一个工作是去以色列，那时战争还没有开始，他犹豫了好久还是没去。小余的姐夫前两年在家长期找不到事做，去年跟着别人去了老挝务工，春节也没回来，工资每个月一万五，小余跃跃欲试。

这两年，小余真实感受到能找到一份工作不易，存下钱更是不易。对于未来，小余还没有太多明确的计划，只有一个简单的愿望，“我现在想多挣点钱，钱比什么都实在，挣到两百万就休息了，谁想一直打工啊。”他早已习惯工作的流动性和同质性，只要能挣到钱，工作的无聊与枯燥都可以忍受。这段经历让他念念不忘的不仅是具有吸引力的挣钱机会，还有那个在异国他乡纯粹打工存钱的自己。

二、县域生活圈与本地婚姻市场

在母亲的强烈要求下，小余近两年都没有出国务工，而是回到了县城进厂上班。小余出生于八十年代末，今年35岁，在农村相亲市场里，他已经失去了年龄优势，家里催婚催得急，希望他在老家安定下来，结婚生子。小余的姐姐多年前就结婚生子，家里目前的关注都在他身上。拗不过家庭的说服与期待，他就在县城的电子厂找了份工作。同样是包吃住，但是一个月工资只有五六千块，在车间工作，工资随加班时长递增，工资基数相比在国外保持着低水平的稳定。

小余所在的电子厂在县城小有名气，规模较大，业务还算稳定。在这里工作一年多，他最大的感慨是挣不到钱，也存不下钱。小余所谓挣不下钱，并不是失业意义上的挣不到钱，而是来自生活对更多金钱的需求与他的能力所能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张力。

一方面，既往在外挣钱与当前在老家挣钱有着落差。同样是流水线工作，大城市的工资基准要比县城高，在生活成本上，县城却不比大城市低。低工资、高消费产生的无力感让他时常怀念从前，而过不好当下，想着一有合适的机会就要出去。

另一方面，在老家的县城工作并不是他的意愿，只是为了让父母放心，离家近一些，但是离家近他也并没有经常回家或者帮衬家庭，一个人在城里的房子住着，一年很快过去，他既没有存下什么钱，也没有如家里期待的那样有一个稳定的对象，让父母放心这一理由实在难以说服他自己。

按照小余的生活轨迹，他所在的工厂是他工作与生活的交集，但他很难在工厂找到年龄相仿的单身女性。工厂里的女工一部分是刚从学校出来的年轻女孩，年龄在十六七岁到二十几岁。她们大多来自县城的职业技术学院，中专毕业后就进厂上班，年纪小且社会经验不足，巨大的年龄差隔离了他们的接触空间，虽然在干着同样的工作但是不可能有共同语言。

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二十多岁到四十多岁的已婚女性，她们是小余能接触到的群体，“好多都是离了婚的，光我认识的就有好几个”。按照小余的估算，厂里一千多人中有一百多个离婚的女工，这一数字和比例令人咋舌。在厂里打工的大部分来自县城各个乡镇的农村家庭，而个体的离婚背后其实是无数个大小家庭的破碎。尽管这一数字有着大概加估计的不准确性，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小余能够接触到的女性有着相似的特征。

在县城，与小余年纪差不多的女性基本都已结婚生子，身边有同事给他介绍过两个同在厂里上班的女工，都有过婚姻史。其中一个已经离婚的女工，三十多岁，还不清楚对方是否有小孩，他说“好多这样的人，她们目的性好强，就是看你有没有房子和车，没有的话就不想理你”。

小余目前正在接触的也是一个准备离婚的女工，“她经常找我聊天，说她要离婚，到我家来。有时带吃的到厂里来，家里做的汤什么的都带给我”。在老家，农村仍然有许多光棍青年，由于他们在同龄阶段的婚姻延迟，地方上适龄的女性早已结婚，他们不得不在对象的年龄、婚姻状况等要求上做出调整，才能提高找到对象的成功率。

在本地的婚姻市场上，小余的年纪和实力都不占有优势。一方面，本省作为打工输出大省，人口的大量外出使得本地适龄女性的比例缩小，县城和农村女性的结婚年龄比城市偏早，性别与年龄的失衡难以满足婚配需求。

另一方面，年纪是一个增量，偏大的年纪叠加没有稳定的工作，让他不敢挑，比他岁数小的、学历比他高的、条件比他好的单身青年比比皆是。他对相亲对象甚至结婚对象都不敢有要求，对方二婚、三婚从不是挑选的理由，但是有一个他颇为在意的是小孩，他目前还不能接受和对方结婚并且一起抚养别人的小孩，关键的是经济实力也不允许。

三、结婚很难不如直接躺平

除此之外，年轻人对于自身经济的认知与要求也逐步升高。八零、九零的人群多成长于市场经济体制之下，他们的成长历程与奋斗史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起步与腾飞，无论是在大城市或小县城，经济要素深深嵌入了个体发展的每一步。

当下，年轻人的生活是高度市场化和个体化的，有限的支配资金用于自我消费是一种普遍趋势，而结婚意味着一个人花的钱要分给两个人花，倘若没有足够的资金供两个人花费，那么结婚就是一种降低个体生活质量的选择。

小余认为，就自己而言“结婚是一件麻烦的事”，具体而言，在经济意义上，结婚是一件关于资产再分配的事；在社会意义上，结婚是一件关于家庭细胞再生的事。无论从哪个层面，结婚这一社会行为的意义都不该被简单定义，在诉求多元化的背景下，结婚行为的背后也存在着超越其原本意涵的复杂动机。

小余的相亲之路比一般人更为曲折。小余的母亲找到县城里的婚介所的一个熟人给他介绍对象，但是一直没有满意的结果。一般而言，相亲是一个有着清晰节点的关系建立过程，从介绍、了解、见面、交谈、熟悉开始，这一流程有着相对固定的程序，双方确定的意愿之后，甚至可以马上见家长订亲。

由于相亲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关系的推进过程快，甚至可以直截了当地谈条件，这些特征并不符合许多对于婚姻与爱情有浪漫想象的人的期待。但是对于经常参加相亲的人而言，这早已是成年人心照不宣的规矩。

婚介所给小余介绍的第一个女孩，刚刚加上微信，就找他借两千块钱，由于有婚介所的熟人作为担保，小余没有多想就转给她了，但是到要还钱的时候，女孩却不承认借过钱，小余拿出了聊天记录凭证，介绍人也在中间帮忙，但钱目前还是没要回来，小余感叹花两千块钱给自己上了一课。

婚介所介绍的第二个女孩，也是在聊了不久后找小余借钱，这回是五千块，小余果断拒绝了这个要求，他既没有这么多钱，也不想借给不熟悉的人。两段相亲故事都与钱有关，小余不知道这是否是小概率事件，但这印证了小余对于钱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对于相亲的失望之余，也坚定了他要多挣钱的决心。

小余母亲找婚介所的初衷是自己的人脉有限，希望通过机构的形式扩大相亲的范围。但是，随着这种市场关系的渗入，这种半熟人关系半市场化的短暂交集没有较强的人情、信任、面子的约束与支撑，在建立关系的阶段靠利益维持，在关系的维持上也依赖于利益关系。

现代社会原子化的趋势愈加明显，关系成为了人际交往间不确定的一面，即使是村庄熟人关系介绍的相亲也未必稳固。例如，小叶是小余的表亲之一，两年前，在城里的房子装修完毕后即开始了正式的相亲，小叶的小姨介绍了邻村的女孩，两人相处时间不久，双方家长就决定在正月里定下这门亲事，年后两人就可以一起南下打工。老家的习俗是订婚要办酒，邀请双方主要亲戚见证。

然而在办酒之前，女孩突然不见了，几番打听才知道女孩不愿意这么早结婚，一个人提前去了广东，在大家看来，这是一种委婉的抵抗。当事人不同意，众人只好作罢，女方家里退回了小叶家送过去的礼金和礼物。从这以后，长辈们意识到一门亲事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年轻人的事情不敢催得太急，挂了面子不说，过年过节的还把人折腾一顿。今年过年，小叶没有去相亲，把这两年存下的钱给自己买了一台新车。

小余、小叶是典型的农民工二代，他们在城市里有一种长久的漂泊感，从十几岁外出打工到三十多岁回到县城，物理距离上他们离家越来越近，但他们的观念相比于他们的父辈已经受到了深刻的改造。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他们仍是游走在城乡之间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没有稳定工作的他们，无法抵御生活的不确定性，却更加体会钱的重要性，挣钱和存钱成为了他们的首要奋斗目标。

在父母压力的催促与个人相亲的受挫之间，小余已经躺平，他不想去焦虑未来，没有对象一个人也过得挺好，只觉得这事最好顺其自然。

笔者疑惑为什么在找对象这件事上，周围人的担心着急不断叠加，而当事人却坦然以对，是否因为当一件事情过了某一个节点时，其意义和价值就会呈现递减。小余并不认为是自己年龄的原因导致的不焦虑，他说自己是更清醒了，“急的时候当然有，但不是急没人结婚，而是急没有足够的钱负担结婚以后的生活。”传统的人生大事依然是人生大事，但是当人生目标有了新的优先序列时，的确不必将注意力一直投放在一件事情上让自己内耗。

每到春节，随着春运返乡潮的开始，在人口的暂时性流动与迁移中，农村大龄未婚青年的婚姻被不可避免地反复提及。他们总是被暂时记起，又被突然遗忘。相比过去，个体生活在“什么年龄该做什么事”的社会时间的规训之下有着来自家庭与社会的双重压力，尽管当今仍存在来自外部的推力，但现代社会的包容与开放容许个体有更多的人生目标与选择，有不必遵循社会时间的自由，也有按照自己意愿过生活的权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ID：hangyeyanxi），作者：胡可欣（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编辑：十一笔的G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