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深圳定居老家,他们不想再“逃回”一线城市
计划离开深圳时,吴元惠对老家生活的想象是灰色的,“可以说毫无期待,只觉得回去过着两点一线,朝九晚五的生活,拿着三五千薪水混混日子”。
吴元惠、高煜同岁,今年都是28岁。吴元惠普通本科毕业,在深圳几年的职业经历是行政岗位和商务岗位。高煜履历光鲜,名校毕业后,一直在深圳某头部互联网大厂工作。
吴元惠回到老家肇庆生活已有两年时间,高煜返回老家济南还不到半年。回到老家,她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职业机会和薪资待遇的大幅缩水。
她们要在既熟悉又陌生的环境中,面对新的困境、差异和分歧,重新融入周围,重新探寻、体味生活的意义和趣味,重新搭建自己的人生坐标。对每个从一线城市回家的年轻人来说,这是必经的课题。
从“逃离一线城市后,又回流北上广深”等新闻中可以发现,不是每个返乡青年,都能完成这一课题,这里面既有环境的问题,也有个人的因素。
好在,吴元惠与高煜,在不断地磨合之后,在老家的生活和工作渐渐步入正轨。当下的生活,也超出了吴元惠的预期,她的工作生活,都比当初想象得生动有趣,也有可期待性,“我觉得已经非常完美了”。在返乡这个问题上,或许她们走过的路,能给犹豫着“要不要回去”的你我一些借鉴。
一、缩水的职业机会
去年下半年,高煜从深圳一家头部互联网大厂辞职,和丈夫一起回到老家济南。在此之前,她已经拿到济南一家国企的录用通知。
在老家获得一份满意的新工作,高煜的经历比多数返乡深漂顺遂得多,“投出去的简历,多数都有反馈。参加过面试的,基本上都收到了offer”。
最终她接受的这份工作, 薪资在济南“算是非常好的了”,尤其是跟她在深圳的薪资相比,“不考虑大厂的股票激励和薪资上涨空间,单算现金收入的话,深圳的工资扣除房租,到手的钱跟现在这份工资差不多”,这超出了她原本的预期。
高煜在求职上的顺遂,得益于她亮眼的履历背景——名校毕业,回老家定居前,一直在深圳的互联网大厂工作。
找工作那段时间,高煜发现,济南堪称“互联网荒漠”,当地几乎没有互联网大厂,也几乎看不到独角兽性质的互联网创业公司,当地的互联网公司,多数规模很小,要么市场面狭窄,技术、产品缺乏竞争力,要么业务模式滞后,外包服务占了大头。
济南当地的国企,或者其他大平台,学历门槛同样高得令人咂舌,以高煜入职的这家国企为例,“学历必须是211硕士及以上,而且本科院校起码也得是211院校”。“普通本科毕业,在老家找个好点儿的工作,并不容易”。
高煜还发现,济南的职场环境,对婚育女性的歧视,要比深圳更加严重。在老家找工作时,高煜刚生完孩子不久,她遇到的民营企业,都会要求她在信息表格上标注婚育情况上,国企在面试过程中,也会反复确认她的婚育计划。
其中一场面试经历令高煜印象尤其深刻,是一家国企,在第一轮面试中,面试官问及的专业问题不多,整场提问围绕着生育、养育,个人的稳定性等问题展开。
“孩子是由谁来带”,面试官问程煜。
告诉对方“公婆来带”后,她看到了面试官脸上满意的笑容。
在深圳,自己作为面试官的经历也好,从女性朋友们了解到的求职经历也好,高煜印象中,身边30岁以上的女性,受到的年龄歧视不算太明显,“起码都还是可以收到offer的”。
吴元惠离开深圳,回老家肇庆生活已有两年。刚回肇庆的前两个月,求职上的困境,常常让她忍不住想“逃”回深圳。
从自己的求职经历中,吴元惠得出的印象是,在老家找工作“完全靠运气”,大企业屈指可数,最稳妥的选择是考编或者进国企,其余的选择只剩下私企。
谈及肇庆当地私企的薪资和福利,吴元惠用“一言难尽”来形容。在老家,她能找到的工作,月薪大多在三五千徘徊,而且多数是单休。
“待遇就是这个水准,更不要提发展空间了”。
这两年,吴元惠在老家肇庆换过三份工作。“小城市工作其实蛮稳定的,选择不多,不会跳来跳去,但客观因素无法避免”,她说。
她在肇庆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创业公司的岗位,干了一年半遇上公司裁员。第二份工作在国企,她实在厌烦工作内容,入职不久提了辞职。
如今这份工作,薪资福利和人际关系都令吴元惠满意,公司所属的行业也有前景,她觉得自己运气不错,“工作渐渐走上正轨,想想就很开心”。
二、被一线城市挤出的年轻人
即便回老家是主动选择,即便以她和丈夫双方的家境,在深圳定居不成问题,高煜依然将自己归入“互联网红利流失,大城市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继而被挤出一线城市的群体。
在高煜先前工作的头部互联网大厂,很多外包岗同事的经历很有代表性。“他们在深圳月薪一万多,回到老家工资可能要打对折。在深圳定居不了,他们最后还是会回老家。”
“很多年轻人就是这样,在一线城市赚几年钱,然后回老家买房、结婚”。回济南之后,高煜也认识了几个经历相似的老乡,“都是前互联网员工,有人是放弃了70万年薪回来的”,这几个老乡都是男性,高煜观察,他们选择回老家生活,最直接的诉求是“定居,结婚”,“大城市压力太大了”。
将自己离开一线城市大厂,回老家定居的经历发到社交平台后,高煜收到了大量的关注。不少人通过私信,跟她交流了很多“返乡”的现实问题。
这些私信,都非常关注老家的就业机会。从中,高煜也观察出提问者的几种心态,“大家都觉得回老家是可望不可即的选择,这条退路很多人都想过,但他们觉得实际上不容易”,“另外,很多人不想那么卷了,回老家,也是想过一种相对躺平的生活”。
还有不少应届生,手里拿着两类offer,向高煜寻求建议,“一个是一线城市互联网大厂的offer,一个是老家某银行的offer,年薪差距有20多万”。
高煜建议毕业生,先去试试一线城市的工作,“看能不能适应,能适应最好,不能适应,也能存不少钱,到时候回老家,可选择空间会更大。”
从高煜本人的经历来看,拥有头部互联网大厂的工作履历,让她在济南求职更有优势。拿她当下的职位来说,如果她一毕业就进入这家国企,要获得目前的职级,起码还得再干上五年。正是大厂的职业背景,让她一入职,就获得了更高的职级。
这份工作高煜干了不到半年,她花了不少时间来适应国企的办公室文化。
最初的磨合过后,凭借过硬且出众的专业能力,以及圆融的处事风格,高煜有了“如鱼得水”的感觉。但这不代表,她认同这样的职场文化。
“办公室很多拉拉扯扯的做事方式,比如一个风险,要拉五个人分担,锅才不会背到我一个人身上”,“领导不是这个专业领域的,很多时候提出的要求,根本没有落地的可能,你得想办法说服他”,“面对形色各异的同事领导,你得八面玲珑,花心思揣摩对方背后的心思” ……
不过,相对互联网大厂,国企也有温情的一面。
“大厂KPI的压力是很大的,同事关系非常就事论事,虽然相处不错,但完全是目标导向,你做成事才有话语权”。“而在国企,人际关系复杂中带有人情味,你工作能力和人际关系都比较好的前提下,还是待得比较舒服的”。
三、老家,容得下灵魂吗?
促使吴元惠“逃离”深圳的,是两方面的因素,深圳的工作压力大,节奏也快,晚上加班到八九点是常事,“等回到出租屋,总感觉自己是个没有感情的工作机器”。另外,当时的男友离开深圳,回到了他的老家,两人分开了,吴元惠也没有在深圳硬扛的理由。
这两年,还在外地工作的朋友,也会跟吴元惠打听在老家的生活状态,“跟家里人相处”是朋友们特别关注的问题。
和多数中国家庭一样,吴元惠跟家人的相处模式,也不是和风细雨式的,回去时间久了,跟家人争吵的频率也会更高,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能引发一场争吵 。尤其谈及工作和感情问题,两代人的争执转眼间就能演化成小型战争,“都是只顾着把自己的观点砸向对方,提高音量冲着对方吼,情绪激动的时候,说出的话也特别过分”。
长辈希望她找个稳定的工作,最好去考编,老家的朋友多数都在体制内,“不是教师,就是银行,主打一个稳定”,吴元惠不喜欢体制内工作,她第二份工作就在国企,工作内容就令她十分抗拒。
吴元惠发现老家年轻人更少,找对象似乎比深圳更困难。邻居阿姨们在做媒上的热情,也令吴元惠十分头疼。家里人希望她在本地找个条件相当的男朋友,她又不想为了结婚而结婚。
乐观点说,吵架也不失为一种沟通方式。吵得多了,家里人也渐渐接受了吴元惠的一些想法,长辈没有强迫她去相亲,也没有给她过大的催婚压力,“他们也知道很多年轻人不想结婚,也知道要顺其自然。”
关于30岁女性在老家的婚恋压力,吴元惠和高煜的看法都相对乐观。吴元惠认为自己承受的压力不算大,“我们家长辈的思想还算开明”。高煜观察,她身边没有对象的女性朋友,虽然也要听父母的“催婚”唠叨,但也谈不上有多大压力。
“老家容不下灵魂,一线容不下肉身”,这是谈到一线城市与老家的对比时,多数人常提及的一句话。对于前半句,高煜的感受不明显,“我很喜欢听室内交响乐,看舞台剧、音乐剧,济南这边的资源比深圳还要多。其实济南的文化、教育资源不亚于深圳,甚至比深圳要好。”
这两年在老家的日常生活,也远比吴元惠当初想象得舒服生动。
在老家生活,亲切、熟悉的归属感和安全感,是深圳没有的。花十几分钟,吴元惠就能从公司步行到家,“加班再晚,你走路回家也不会害怕,太熟悉了。也不用像在深圳那样,晚上迷路了,还得打开手机导航,搜索回住处的路线。”
回到家里,热腾腾的饭菜就端上来了。而在深圳,早上搭地铁,到公司,开会,加班,下班搭地铁,回到出租屋还要回复工作消息……
吴元惠家附近有一个湖,有空的时候,她喜欢在湖边走走,或者骑单车绕湖一两圈,穿过一个又一个树荫,枝叶间漏下来的阳光,落在身上暖烘烘的,风从湖面上吹来,夹着濛濛的水汽。深圳也有很多的湖,湖的景色也很美,可离她的距离都不近,她最熟悉的,还是自己生活的城中村。
“老家没有太多新鲜玩意儿,公园平平无奇,一两个商场也没什么好逛的,街道也从小就熟悉。但是,等你闲下心来,有兴致去看路边的花,树上的果实,湖边的小鸟,你有了自己的生活。跟朋友散散步,爬爬山,四处逛逛,找一家风景不错的咖啡店坐坐,我都觉得很有意思”。
读大学起,高煜就开始在外地生活。她在南方生活了大约十年,一直非常依恋济南的生活环境。
在深圳工作这几年,但凡有假期,她几乎都会回济南,“回到老家,你看大家走路的速度都是慢的,四周都是烟火气,你再回到深圳,特别是我们住的科技园附近,行人都是步履匆匆,看上去就有种谁也不要拦着我搞钱的感觉”。
高煜将自己的依恋,一部分归因于山东人的乡土情结,一部分归因于南北方的文化差异,“我就是喜欢北方人,特别是我们山东人的说话方式”。
“作为一个山东女孩,我有一个好吃的,我就想递到你嘴边,你快尝尝嘛,你多吃一口。要是对方是北方人,就觉得,哎,太热情了,那我尝尝。要是对方是南方人,人家可能会觉得你没有边界感。南方人的分寸感会更强一些。 ”
在育儿理念上,高煜跟家里的老人也有分歧,她采取了更圆融的处理方式,“只要不涉及原则性的问题,都没问题。工作日老人按他们的方式带,周末我按我的方式带”,这也为她省去不少麻烦。不要在她看来,和睦的家庭关系,主要得归功于老人,“最关键的还是老人家通情达理”。
在周围人的视野和精神层面上,高煜发现,济南跟一线城市还是存在明显的差距。
“在深圳,大家会聊很多日常之外的话题,比如创业的点子,最近的财经新闻,行业的一些新变化,分享一些自我审视反思等内省式的文章,但是在老家,大家聊的都是今天午饭好不好吃,我100块买了个什么东西,这件衣服好不好看,如果讲一些脱离日常生活的话题,大家完全不感兴趣 ”。
刚回济南时,高煜跟曾经关系很好的同学、朋友约过饭,但一顿饭下来,她跟对方再没有新的联系,“实在聊不到一块”。
除了关系一直很紧密的几个老朋友,高煜在济南新认识的几个朋友,要么跟她一样,是从大城市回来的,要么是济南生活圈子里的“少数派”——对新趋势、新潮流等“远方”的事物更感兴趣 。
四
在高煜分享的“从深圳大厂回老家”的帖子下面,能看到不少观点类似的留言——“你回了老家,将来你的孩子还要去深圳打拼的,孩子还要吃一遍你吃过的苦”。
我跟进选题时,接触过好几位在返乡问题上纠结不已的深圳中年人,他们关注的,同样是孩子的未来,“我们在深圳扎了根,孩子将来就省力了”。
高煜的婆婆,也经常念叨一句话,“我们这一辈子不就是为了孩子嘛”。高煜和丈夫都不认可这一点,“我这一辈子是为了我自己啊”。
“我尽可能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我觉得已经尽了父母的本分。不能说,我为了孩子的将来,非常焦虑痛苦地牺牲自己” 。
从现实层面考虑,在孩子未来的发展空间上,高煜比较认同“族望留原籍,家贫走四方”。
此外,高煜对一线城市也没有过多的滤镜,“很多人虽然薪水很高,其实过得很焦虑”。高煜最近看过一篇文章,主题是东亚社会的通病——人们更热衷于追逐成功,幸福度普通不高,“我们很多人一定要给孩子更好的教育,一定要更高的消费,然后来证明自己是一个成功的人,其实幸福不是用消费能力去衡量的,而在于你自身的生命体验”。
“在山东老家,我们周围的人,可能收入一般,但对当下的生活状态是很满足的,大家过得很舒服,比一线城市里的多数人要幸福很多”。
(备注:文中人物吴元惠、高煜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圳微时光 (ID:szdays),作者:黄小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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