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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与戏剧梦：一个图书馆员的40年

来源：晰数塔互联网快讯时间：2024年03月19日 13:35

本期分享者是图书馆员李晏。李晏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戏剧摄影师。他被戏称为话剧界的“活化石”，友人介绍他时会说，只要在北京演过的话剧，他都看过、拍过。

随手举个例子：他拍过毕业大戏舞台上的姜文、陈建斌，也拍过排练中的大二女生徐静蕾、“尚不知名”的北京人艺演员濮存昕……国内也许再找不出第二个人，像他一样在剧场不间断地拍了40年。他拍照分文不收，这些只是他的“业余爱好”，日复一日地做这些只是因为喜欢。

他的本职工作是新华社的图书馆员（编者注：我们通常所说的“图书管理员”在实际的图书馆体系里，其实是一个初级职称，李晏目前是“馆员”职称，为方便起见，下文涉及他的工作处，统称为“图书馆员”），这份工作他做了40年，下个月他就要退休了。

40年间，他的工作从很被需要到现在彻底边缘化。以前，一到晚上，一百多平的阅览室坐满了人；现在，他所在的内部阅览室“一年都未必有一两个读者”。但他的生活变化不大——除了工作一年年地变得更轻闲。

李晏的生活很少变化。“日复一日”的生活让他感到安全。每天骑10分钟自行车，就从家到了图书馆。到图书馆后，第一件事总是打开北京文艺广播，“让办公室有动静”。然后做些分发、整理报纸的工作，一天的活在上班后的第一个小时就干完了，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时间。

他喜欢这种一切尽在掌控之中的秩序感。他长久地维持着生活的秩序，也维持着内心的秩序。他也主动拒绝过很多工作变动的机会，这些机会和飞速变化的时代距离更近，但他一点也不可惜。

哲学家韩炳哲在《倦怠社会》里指出，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功绩社会”， “功绩主体不断剥削自我，直至精力枯竭。他发展出一种自我攻击，并往往以自我毁灭为终结。建构自我的 ‘项目’ 如同一枚子弹，功绩主体开枪瞄准自身。”李晏没向自己开过枪。

改变、进步、突破、成长、挑战、克服这种时代的词汇跟他都没什么关系，他就想自由自在地活着。他从来没有为工作烦恼过，他对物质要求也不高，他不觉得变化就是进步，他有意识地保持不变。在一个推崇进步和成功的时代里，李晏认为生活比工作重要，他不试图在工作里找自我的价值，他另辟蹊径，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要一直拍戏剧。他确实做到了。

以下是李晏的自述：

讨厌变化

这份工作特别安静。一整天我经常一句话不说，所以每天我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听北京文艺广播，让办公室有动静，从早晨8点听到下午5点，有音乐、资讯、评书、相声，特热闹。每天发发报纸和整理上架，一个小时我就把活干完了，每个月把报纸捆着送去装订入库，这些工作特别简单。其它时间我就干自己的事。最近我在写戏剧的约稿。

我工作之外比上班忙多了，我要看好多戏，要拍照片，整理照片，5月份日本一个大学邀请我去办展览和讲座。

我老劝外甥换工作，他教小孩编程，我给他话剧票他也没时间看，回家也见不着他，我说你总是工作都没有自己的时间了还有什么意思？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不是工作，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我从小就懒散惯了，图书馆员很符合我的性格。其实有好多次其它工作机会，当时我能写能拍，经常给《中国图片报》投稿，他们领导说你要不来我们这里，别埋没在图书馆。我当时还学过世界语，外文局的世界语杂志缺摄影记者。我也有机会去新华社业务部门，但我都拒绝了。

在某些方面我特别愚钝，但有些方面我又特别具有前瞻性。我有个朋友去了《三联生活周刊》，后来忙得连见面喝酒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我想我也幸亏没去三联。我天生是一个特别爱玩的人，我肯定不是事业心强的人，你不想去干那些让你烦的、琐碎的、不愿意的事情。

我跟蜗牛一样没什么变化，我就搬过一次家，从单位搬到我自己的房子，我在办公室睡了10年，集体宿舍睡了10年，在家里住了20年了，我的工作也做了40年。我特别讨厌变化，有变化我就手足无措，特别紧张，日复一日的生活对我来说是最安全的。

2006年我在给赖声川拍《暗恋桃花源》的排练工作照和演出剧照，赖声川说我们有个角色没人演，你整天跟着我们要不给我们演吧，我就开始跟着他们一起巡演。结果没想到我演了16年。

当时一个剧组的工作人员大学刚毕业去澳洲留学，过了五六年有一次在剧场碰见她，她跟我打招呼，我说你不是去澳洲留学了吗？她说她早就毕业回来了，都结婚了。她的生活从大学毕业、留学到结婚生子，发生了这么大变化，我五年一点变化没有。

我是一个特别有计划的人，如果现在有人跟我打电话说今晚出来吃饭吧，我没事也不去。我不喜欢突然袭击，你必须要提前一天跟我约好，这样我就不会着急。我从小就这样老成持重，从来不丢东西，因为我爸是军人，所以我做什么事情都一板一眼非常认真。我做图书馆员的工作也特别细致，我的报纸永远整整齐齐，有领导视察工作，他们老往我办公室带。

李晏工作的图书馆

做什么事情我都喜欢把它做到底，不喜欢半途而废。1998年我跟表弟一起开酒吧，没到半年他就跑了，第二年酒吧还在亏损，我妹劝我赶紧转出去，但租房协议签了五年我觉得必须得干满。

那时候我睡宿舍，把酒吧当客厅接待朋友，一高兴就给人免单。最后干满了五年赔了十几万，我工作二十年存款只剩下一万三。现在想想当时也挺傻的，我这就是给房东挣房租呢，还耽误那么多时间。不过我特别幸运，在非典之前我就关门了，不然赔更多。

我想去图书馆

我小时候特别内向，一开始喜欢无线电、半导体，后来喜欢上了文学，把社区图书馆的书翻了遍，也不想上大学了，我就想当作家，作家不需要上大学，像高尔基那样接触社会就行。父亲的战友问我想干什么，我问你们这有图书馆吗？我想去图书馆，但当时图书馆在翻建，他就随便给我安排了别的岗位，我就去管了两年煤气。

去新华社看书更方便了，苏童张承志王朔在文学刊物上发表的作品我基本全看过，美术馆和民族宫都有很多展览，我几乎一个不落。那时候求知欲太强，好像永远填不满，我都去学世界语了。

当时阅览室的朱老师很帮助我，那时规定杂志只能借5本，我选一堆他记都不记让我拿去。要处理过期杂志之前他先问我，“你喜欢哪个就拿走”，我现在家里还收藏着好多80年代的老刊物。后来苏联解体，他跑到东欧当“倒爷”去了，我们就失去联系了。

图书馆分几个部门，比如采购、编目、流通，我是在报刊组。现在我待的地方是报刊组下面的内部阅览室。

以前获取信息都靠报刊，社里职工晚上没事也跑去阅览室，一百多平的阅览室晚上坐满了人。我们那会儿还值夜班，整天还挺忙的，要整理报纸杂志，用卡片手工登记盖章。

李晏在阅览室的自拍像（摄于1986年3月）

现在报刊是一个没落的行业，单位里的图书馆就更加没落。近五六年我所在的内部阅览室一年都未必有一两个读者。现在报纸订得很少，也不如网上快，完全没有新闻性了，大家也不爱来查阅了。我下个月就退休了，我的岗位以后有没有都难说了。

内部阅览室没什么工作，我就主动提出负责所有报纸的装订。原来有几百种报纸需要装订，现在只有20多种报纸。这主要是因为新华社工作需要，比如两会的时候很多记者需要查阅以往的报纸。每一个月或每个季度我们就要捆报纸去装订厂再入库。

我从来没有工作上的困扰。某一新上任领导听说我是刺头，他办公室在装修就来我这里办公，他给我另外找了个活，让我去把地库整理出来。我们好几年装订的合订本运到地库后都堆成了一座山，我每天穿裤衩和背心干得跟泥猴似的，从头到脚全是土，用一个月时间拆掉外包装整理上架。从那以后领导就服我了，对我特别好。

我还挺怀念那段时间的。这几十年的工作既不需要体力也不需要脑力，所以那一次挑战对我来说是挺意外的感受。

考五年戏剧

图书馆的工作就是我暂时的饭碗，我没想端它一辈子。那时候我觉得它太简单了，无非就是每早把桌子擦一遍，一周吸一次地毯，结束的时候把所有的灯都关了，没有任何挑战性的工作。我的工作太平淡了，所以我需要另外一个不同的东西互补，那时候我一门心思想搞戏剧。

很多同学特羡慕我的工作，我考中戏上戏，他们就说，你瞎折腾什么呀？我们考上大学的未必有这么好的工作这么好的部门，你就好好在那呆着吧。我说不行，我还要考，第一次通过专业考试的时候，人事处的人碰见我说：“你考上了啊？你的档案都被调走了。”我当时特兴奋，考了两年终于考上了。后来才知道所有通过专业考试的人都调档了，我又灰溜溜地被退回来了。

我考了五年戏剧学院，总是通过了专业考试但是不录取我，前面有个胡萝卜吊着你，你能不往前走么？最后那一年我听说只招应届毕业生，所以我就算了，别一棵树上吊死了。我歇了一年特别沮丧，我怀疑我的才华是不是不适合干这个，天天跟一帮朋友喝酒，玩得特愉快，又振作起来。

这群特别活跃的朋友给我带来很多新鲜的东西，我也被感染，越来越觉得没什么放不下的东西。那几年考学，我不交流也几乎没有社交，我以前特轴，我父母都劝我别考了——他们没给我任何压力，甚至我爸说过你在外边受了委屈随时可以回家——但我非要考，死要面子撑到底。

玩了一年后我就去学了摄影，当时我拍了很多社会新闻话题，比如圆明园画家村，我没想过我还能跟戏剧再有什么关系。后来我认识了牟森，他当时正在排新剧，我就去给他拍剧照工作照，半个多月后我又认识了孟京辉，他们不停排新戏，我不停给他们拍照，然后照片被印在节目单上，发表在媒体上。我觉得这太讽刺了。当年我拼命考戏剧学院都跟戏剧半毛钱关系没有，现在绕了一圈又回来了。

孟京辉的成名作《思凡》剧照

冥冥之中你做的每件事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像他们觉得我剧照拍得好，这也是因为我不只懂摄影我还懂戏剧，有小孩问我有没有经验传授，我说不出来，这是锻炼和敏感。

重新回到戏剧圈时，我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目标，我这辈子要么就做一个碌碌无为的人，要么我要干一件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替代不了我的事情。那时候我决定要一直拍下去，我想以后要办展览和出书。我现在做到了，没有任何人能替代我。

我出版《当戏已成往事》，从1982年写到2006年，我正好赶上中国当代戏剧的开始，当时林兆华《绝对信号》是里程碑，他们说我是中国当代戏剧活化石，因为我持续的时间够久，一个人一件事情做40年，他不成事也得成事啊。现在请我办讲座和展览的越来越多，因为中国没有第二个人这么做。当时也有文化摄影记者在拍，但后来他升职当领导了也不拍了。

后来想想我幸亏没考上戏剧，考上以后我要么教学，要么写剧本，现在想想都不如业余爱好，没有人逼你干不愿意的事情。我希望我有选择不去做我不愿意做的工作，有些剧我不喜欢不看不拍，如果这是工作你能不干吗？

在2006年我甚至还成立过一个剧团，好多我们剧团的现在都出名了。当时大家都比较幼稚，每个人想法不太一样，最后一个戏也没排出来。为了给大家排戏我写过几个剧本，但现在我已经没有通过戏剧表达的欲望了，我现在就想做完第二本书，就可以彻底退休了。

我后来越来越喜欢做图书馆员。我把阅览室弄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不像你无法操控的环境，每天都很糟心，这个工作我可以完全做主，多好啊。我有很多时间干我自己的事情，看书，看戏剧，我能坚持拍戏剧也因为我没有压力，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如果朝不保夕我怎么可能坚持拍一个主题40年？

这里也有我主动的牺牲。如果有家有孩子，你一直看戏拍戏你得考虑对方的感受，但我就没必要；父母活着的时候我跟他们打个招呼该走就走了，我一直很喜欢狗但我都不敢养。

自由自在的生活

我一个人一间办公室，不需要跟别人打交道。我跟同事的关系处得也挺好，我如果长时间出去，他们会把我的报刊搁好，我回来再登记。

我们也不存在竞争关系，我2005年就是“馆员”，5年之后可以申请副高职称，但那几年我一直在外面拍演出，2018年馆长提醒说你离退休没两年了，赶紧申请，多吃亏啊，后来疫情我情绪低落，等再想申请也来不及，我就不费那劲了，尽管比我晚进来的都是副高了，但人总不能什么好事都占了吧？

我以前老安慰我妈，你看我妹结婚有孩子了，她不也离婚了嘛。孩子还整天折腾，你看我少了多少烦恼？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是自己过得舒服，那些都没必要，虽然我不是大富大贵，但是我每周都能回来看您，刘叔叔的女儿倒是风光，去英国留学不回来了，老两口现在连女儿都见不着。你是觉得我这样好，还是像刘叔他闺女那样好啊？我妈觉得我说的有道理。

管煤气的时候我老去食堂溜达，我们那有两个一级厨师，他们特别喜欢教我，我问他1，他能给我说出5，他们炒菜我在旁边学了不少技术。我喜欢做菜，这也跟艺术创作一样。我回家经常给父母做饭吃，尤其是我爸后来糖尿病，牙齿也不好，我就给他做软和的、适合吃的东西。

我也很喜欢逛胡同找小饭馆，但有意思的地方现在越来越少了。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但我不喜欢。我还是喜欢看纸书，我从来不叫外卖，我也不会网上约车，不会扫小黄车，微信也是很晚以后才有的。

我们《暗恋桃花源》剧组里只有两个人没有微信，一个是我，一个是陈明昊。黄磊说你们俩怎么那么特殊？我们通知什么时候出发还得单独给你们打电话，你们赶快弄一微信。我这才弄了微信，有微信以后我就把它当日记了，天天发朋友圈。

很多东西我是有意识抵抗，我不认为这是社会的进步，在路上拦不到出租车特别恼火，我觉得这对不掌握技能的老年人特别不友善。我现在一直骑自己的自行车，出行提前规划坐公共交通。我不认同，所以我就按照我自己的来，我为什么要屈从别人、屈从这个社会的变化？

我也不愿意受到太多的约束。好多人误以为我拍照收费特高，请我的时候特别不好意思地问我“付您多少报酬合适”，我说我拍照从来不要钱，他们都特别惊讶，怎么可能？我说因为我要彻底的自由，我想怎么拍就怎么拍，你们不愿意不用就完了。

房子还完房贷了，我收入也挺高的，其实一个月有3000块钱就够花了，也没什么可消费的地方，我从小没过过苦日子，我也从来对钱没有太高的欲求。

从我母亲去世以后我特别明确，我就想要自由自在的生活。以前失恋我简直活不了，像面前有一座山，但现在想想只是一颗石头，后来任何当下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就用时间解决。

我活得挺值，我想做的事情都做成了。单纯从时间上讲我就多活了好多年。我当时果断不要单位分房，因为想离单位近我就自己买房。我现在出门到办公室骑自行车也就10分钟，单位的房通勤来回要两小时。我也没孩子，时间都是自己的，不用跟他较劲，陪他写作业，给他讲睡前故事。

有人问我你会不会感到寂寞。我是很喜欢、很享受生活的人，周末在家我可以把时间安排得很好，给花剪剪枝松松土、打扫卫生、洗衣服，找个电影看，或者做个饭，这很充实，我为什么感到寂寞呢？

年轻的时候我想当作家，退休以后我也想写小说。当然不可能达到金宇澄的成就，但我也没有要得奖的压力。我之前构思了一个小说写了两年也没写完，不需要完成它，我就享受这个创作过程，最后也许会跟我的剧本一样，我不想再完成它了。

有的人会误解你多出来的时间是不是都忙事业了？我哪有什么事业，我就是玩。比如跟朋友喝酒，多美好的事情。这帮朋友里特别多有意思的人。有个小组几个人总是意见不统一，不能选定去哪儿，最后大家就把地图挂在墙上，推举一个人投飞镖，最后飞镖在哪就去哪。3月份他们要去重庆附近考察三线工厂。我说你们再晚一个月我就能赶上，但他们都定好了，让我赶下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