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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裸辞，50岁留学: 逃离轨道的女性人生

来源：晰数塔互联网快讯时间：2024年04月15日 15:01

“社会时钟”是用来描述生命中主要里程碑的心理时钟，指的是社会文化期望人在一生中的特定时间，按照特定顺序依次完成人生的重大事件。

在社会时钟的指引下，人的一生像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从出生到高考，再到就业、结婚和生育……每个人按部就班地疾驰在轨道上，匆忙跑过每一个里程碑，摁下计时表。等到岁月将至，再将不同节点相连，拼接成完整的人生轨迹。

但从踏上马拉松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注定在赛道驰骋，不能回头吗？前行的路途里，能否逃离人群、栖身丛林，获得片刻的喘息；或是经过大海时奔向浪潮，拥抱暂别的自由——我们能“不在什么阶段做什么事情”吗？

诗人伊蕾曾以“一个万劫不复的数字”来形容女性被长久凝视的年龄问题。生育、产假等社会政策将其个人生平放进制度化的时间框架之内，所谓的“适婚、最佳生育年龄”规定了她们扮演妻子和母亲角色的“恰当时间”；关于时间的人生规劝，更让女性对逆行感到恐惧和孤独……由于种种因素，选择逃离既定轨道的女性往往面临着更大的压力。

带着疑问，我们和三位“逆行”的女性聊了聊。她们有人40岁时裸辞外企高管，打算在退休后再次逆行，完成少时的留学梦；有人念念不忘摄影六年，从企业裸辞闯荡四方，终于在28岁成为一名独立摄影师；也有人辞职跨考研究生，毕业后找到工作又再次裸辞，过上四处游走的生活……

正如一位采访对象所说：“行走是为了回归”。所谓回归，是在行走中自我知觉，回归自己的生命之路。身处旷野，一双腿能踏出一条小路。这条路可能荆棘密布，也可能铺满碎石，当我们选择未知，必然承担其代价。在逆行者们的讲述里，犹豫和恐惧并不罕见。但故事最后，你会发现——在不确定中，生命的可能性正在悄然萌发，这便是逆社会时钟的意义。

以下是她们跳出轨道，寻找自我的故事。

一、Emily： 40岁升职加薪后裸辞，50岁退休后出国留学

50岁那年，医生宣判我进入了更年期。

听到医生的话，我一下子呆住了，脑海中“噌”地冒出“老化”两个字。“老化”，这意味着我已经到达人生的巅峰，往后都是下坡路，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有限。

自毕业起，我在金融行业已经忙碌了25年。面对衰老，我不得不开始思考：我还要继续在职场上奔跑吗？自然而然地，我产生了50岁前打拼工作，50岁后回归生活的念头，下定决心提前退休，完成一个埋藏心底已久的梦想——去德国留学。

人生的每一个选择都与之后的路息息相关，如果不是十几年前离职自愈的一年，我想，如今的我不会这么果决。

2011年，那时我刚被提拔到梦寐以求的职位，但随着肩上的担子变沉，我的情绪也越来越糟糕。心情的灰暗反映到躯体层面，身体也出现问题，有时周一早晨根本没法出门，只能请假在家。当时的主管很贴心，为我调整了工作量，试图缓解我的压力。但症状持续了好几个月，我始终无法摆脱这种状态。

我试过向公司的咨询师求助，只是各种心理疗愈方法都无济于事，直到有一天，心理医生告诉我，我确诊了抑郁症。我像是在漫长的马拉松赛跑中，终于得到了一个停下来的理由。

身体无法支持我继续工作。在同事们错愕的目光中，我这个职场优等生逃一般地离开了工作。但事发突然，以至于我压根没想过之后的生活应当如何安排，甚至没想好是否会回到职场、回到金融业。一切都毫无定数，我陷入巨大的不确定性中。

刚辞职的三个月，我十分痛苦。病痛让我不得不三头两天跑医院。更重要的是，没有了工作，突然获得了大片空白生活的我有些不知所措，焦虑从空虚感中萌芽，我不能接受自己休息。

有一天送小孩上学后，我搭着公车回家。工作日的上午，公车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老人，另一种是三岁左右的小孩。我是例外。我被眼前的情景刺痛，心想，凭什么只有我坐在这里？那时候的我被工作束缚了太久，无法接受自己的停滞。当时看到阿姨在路边收破烂，我都会反复质问自己，“为什么她都有工作，而我没有”。

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看着银行账户上的数字噼里啪啦地往下掉，曾经由财富积累带来的安全感一点一点从我身上抽离。一年后重回职场，看到洗手间有卫生纸，我甚至会发出“哇，我居然有一卷免费的卫生纸可以用”的感叹。

在被焦虑和痛苦纠缠的期间，我做了两件事——一个是看医生，另一个是找自己。我开始读书，读心理学，也读抑郁症相关的书籍，一面认识自己，一面了解自己的病症，时不时参加心理疗愈工作坊的活动。我迫切地想要知道自己究竟怎么了。有一本名叫《让天赋自由》的书让我印象深刻，虽然我已经记不清书的内容了，但它让我思考，除了金融业之外我还能做什么。我才发现，其实人生不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或许明天我就跑去做小说家。

40岁那年，Emily在咖啡厅读书

我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但先前在工作的高压下，我从未真正地认识过我的信仰。直到有一天，我照例在咖啡厅读书，那天读的是《荒漠甘泉》，这是美国考门夫人的读经心得，信心与爱是贯穿全书的主题。其中一篇讲了一个骑兵正在被追杀，却停下来更换蹄铁的故事。在快被追上的千钧一发之际，他跃上马背成功地逃脱了。我当即觉得这个故事和我的中断过于相似，似乎昭示着我的未来——停下来拂去身上的尘埃，好继续走前方的路。我恍然大悟，终于从自怨自艾的不配得感中逃脱，接纳了需要休息的自己。

一年后，另一家公司以更优厚的待遇主动聘请了我，我再次回归职场，这一切与故事如出一辙。

停滞的一年，我以为自己是失败者。但如今回溯，我更愿意把那一年看作信仰的恩赐。可能是命运特意将我的工作挪开，让我好好认识自己，再将我的生活悉数归位。如果我始终在为工作奔波，说不定某天我就彻底垮掉，再也站不起来了。

回归后，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曾经的我总是把情绪藏在心里或是文字里，不和家人倾诉，但和自己相处一年之后，我开始展露出真实的自我，收获意想不到的理解与宽容。

正是中断的一年让我认清自己，我不再将工作视为生活的全部，在50岁时果决地决定提前退休，去德国留学。这个念头源于我在德国留学的女儿。一天，她向我提议：“妈妈，你退休后也可以来德国读书”。我下意识否定，“我的年龄都这么大了，怎么还能读书呢？”女儿却反驳道：“我们大教室里七十岁爷爷上课还举手发问呢”。一语惊醒梦中人，我在女儿的鼓励下开始学习德语。

虽然留学困难重重，我面临着语言障碍、文化冲击、学业压力等众多问题，尤其是我将辞掉工作——失去收入来源，在哪可以找回安全感？但倔强的性格让我选择直面困境，我正在一边朝着财务自由的路上前进，一边思索在异乡谋生的手段，未来一切未知，只有到达才有答案。

2022年，Emily在德国旅游

二、兔子：辞职后，我用6年成为了一名摄影师

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想学室内设计，父母说这个专业以后找不到工作，建议我选电气自动化。我喜欢手工，接电线也勉强算得上“动手”，于是接受了父母的建议。

他们说得没错，这个专业让我毕业后进入了一家企业做液晶显示屏。但工作内容和“动手”几乎没有关系，我本以为会成为一名一线女工，在现场操作设备、维修仪器。没想到领导看我是女生，“体贴地”让我进了办公室工作。

工作中，我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做着一些琐事：核对报销申请，整理员工的工资表，然后再去生产线溜达。到了工厂后，我不需要操作仪器，只用清点消防设备。看着这些消防栓，我似乎可以一眼望见自己三十年后的生活。

我不断做着机械的工作，日复一日地过着宿舍与公司间“两点一线，原地打转”的生活，也不知道这样索然无味的日子还要过多久。我才20多岁，怎么就开始养老了？

终于有一天，我的情绪在无休止的重复中爆发了。我冲出办公室，在四楼的休息间里痛哭了一场。我可以充满热情地去做很多事，即使不会我也愿意学习，但现在却被扔在这里无所事事。如果再待下去，自己只会更痛苦。

经过那场“暴风式”的哭泣后，我想起了摄影。

从高中开始，我就喜欢用手机记录生活。大学加入了学校的摄影社，只要不上课，我便跟着社团出去拍摄，利用空余时间掌握修图技能。后面我加入了淮南市的摄影群，和群里的摄影师一起拍摄。没过多久，我便可以独立约拍了，甚至有人找我预约写真。

上班后，唯一让我开心的是周末的摄影时光。我扛着大包小包的摄影器材，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来到拍摄地点。那时开始，我才知道合肥原来这么大，有这么多好看的地方。摄影让我的世界广阔起来。

工作之余，我偶尔做着拍写真的兼职，客人们通过微博找到我拍摄、修图，这能让我每月多挣2000元。要知道，2016年，我的正职工资只有2800元/月。

兔子在给顾客拍写真

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我脑海里：辞职去做摄影师。

父母得知后非常崩溃。他们十分不解：“下一步都没准备好怎么就辞了呢？”可我管不了这些，这份工作我一天也不想干了。做自由摄影师，我可以无所顾忌地将一切都投入到摄影中。即便父母不支持，储蓄不充裕，我还是毅然决然地辞职了。

辞职后，我和朋友在合肥租了一间房，兴致勃勃地开启了我的摄影师生涯。但我高估了自己的客源，接单的频率并不高，拍摄收入只够我支付房租，如父母说的那样——我过上了“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

合肥的冬天很冷，没有雪，没有漂亮的外景，一切都是光秃秃的，我的情绪也开始变得低落。

为了熬过冬天，我回到老家淮南找了一家甜品店打工。一周休息一天，每天工作12小时，日子有些辛苦，但能和诱人的蛋糕、奶茶待在一起，我很幸福。小时候有当蛋糕师傅的梦想，现在也算圆梦了。我和这里的一切都相处得很融洽，但我内心从未放弃过摄影。

兔子在老家的冬天

离开甜品店后，我在安徽广播电视台做着剪辑的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的摄影作品被当地一家小有名气的摄影工作室相中，工作室老板向我抛来了橄榄枝，我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但2022年初，疫情的席卷和工作室的转型让我不得不离开这里。

我做回了独立摄影师。

我再一次迎来了父母的激烈反对。起初他们觉得我还年轻，即便是做一些“不切实际”工作，也有足够的时间挥霍，“说不定哪一天就想明白了”，但这份不稳定的工作失败后，我依旧没有“想明白”。

为了逃避争吵，我离开家和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组建了摄影工作室，合伙生意没有我想象中顺利，因为任务分配不均，工作效率低等一系列问题，工作室没能成功运营，我和那位伙伴不欢而散。

创业失败，父母反对，让我的情绪变得极不稳定。内心的压抑无处诉说，也让我濒临崩溃，一天内会莫名其妙地哭好几次，无法集中注意力，也不敢再拿起相机。心理学专业的哥哥知道我的情况后，拜托他的导师帮我做了一次诊断：我大概率患上了抑郁症。他建议我去医院进行治疗。

看心理医生的费用太昂贵了，犹豫再三后我拨通了母亲的电话，母亲态度很温和，希望我能尽早去医院治病。这是我任性辞职以来，第一次和母亲袒露心声。出人意料的是，在说完我不堪一击的情绪状态和对摄影的执着后，母亲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支持我。之后为了布置场地，我找母亲借了3万块钱，还报名了很多摄影课。摄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不想放弃，决定再为梦想努力一次，如果这次失败了，我就按部就班地回去上班。

2023年3月，我重新开启自己的独立摄影生涯；6月，我拥有了自己亲手搭建的拍摄场地，几乎每天都在社交平台上更新着摄影动态。高峰期，一个月能拍24场。这是我接触摄影的第七年，我共计拍下了7万5千张照片，每个月能有上万元的收入，一切都在好转。

兔子亲手搭建的拍摄场地

摄影对我来说是成长的印记，在记录别人的同时，我也在记录着自己。虽然不知道未来还会面临怎样的挑战，但对摄影的热爱足以帮我度过寒冬。

三、老倩：辞职去跨考，读研又裸辞，我的起伏人生

最近几年，我始终游离在社会时钟的轨道之外。2015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后，我做了四年高中语文老师，然后跨考心理学上岸。硕士毕业后，我短暂回归教育领域，但不久选择了裸辞，追求内心深处渴望的自由。如今半年过去，我将以高校心理咨询师的身份，开启人生的新篇章。

毕业后成为老师，我怀揣着朴素的教育理想，希望能培养出自由的学生。那时，我很欣赏一个孩子，但他总在我的课堂上写别的作业。可能在学生的眼里，与其他学科相比，语文重积累提分慢，他们不会把这门学科当成重点。

我找他苦口婆心地长谈了几次，但他始终不听，这反倒让我们的关系变得尴尬。我发现自己无法改变这个现状，很难实现教书育人的理想。

反复思索了很久以后，我决定离开学校，去读心理学硕士，寻求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入行第四年，我在带班之余考上了华南师范大学的研究生。

读研之后，我兼任了两所高校的心理咨询师，许多受访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看到受访者慢慢从痛苦低落的状态中走出来，我很欣慰。通过他人的故事，我也更好地看见了自己。

但先前任课的遗憾始终横亘于心，我想再做一次教书育人的梦。不顾导师的劝阻，我毅然参加了 “西部计划”，去新疆支教。但当我乘着火车来到新疆时，却被告知预留的支教岗位已经满员，只有行政岗还有空余。

我既失望又愤怒，与当地工作人员争辩，结果却是我被要求服从安排，或者离开。那天下午，除我之外的同行者都跟着工作人员前去赴任，只有我因拒绝服从，独自留在会议室里。两个小时的纠结过后，我选择离开新疆。

第二天一早，我就坐上了回家的火车。在火车上，我想了很多事情，明白自己有许多现实的因素需要考虑，家庭期望、经济需求、生活稳定……我开始质疑自己当初选择支教的理想主义，忍不住哭了起来。回家后，我没有时间整理情绪，当务之急是找到一份能够养活自己的工作。

终于赶在新学期开始前，我成为了一名初中语文老师。当时的校长很欣赏我，我本以为这是自己实现理想的机会。然而，直到工作我才发现，参加比赛，写论文，成为名师，才是他对老师最核心的诉求。这是教师职业发展的普遍过程，但我不喜欢这种一眼望到头的人生。于是，我再次逃离。

这一次，埋藏许久的骑行环游中国的自由愿望从我心中浮现。

从三月起，我开始准备我的骑行之旅：买帐篷、睡袋，尝试短途户外露营……七月辞职后，兴致勃勃地踏上了317国道的骑行线路。旅途刚开始，我在马路边上睡觉，在桥上享受风的拥抱。即使在骑行开始前，未知的恐惧已让我失眠了整整两周，但看见葱绿的树林和深蓝的水库交映，似乎一切忧愁都消失在自然中。

老倩在骑行路上

到了第三天，我按照计划前往都江堰。在穿过隧道下坡时，车速越来越快，我失去了平衡，连人带车摔倒在地，行李散落一地，左手肿胀，异常疼痛。

我强撑着扶起车，单手推着它往前走，心里很后悔：“或许我就不应该冒险骑行，也不应该选择这么难走的国道”。但当我穿过黑暗的隧道，咬牙抵达出口时，我突然知晓，那些失落已经一并被我抛在了身后。再多的“或许”，都只是假设。

除此之外，我还迫切地想要寻找，在我的认知之外，还有什么不同的生活可能。我将福建平潭作为行走的第一站。在这座小岛上，有一群没有血缘关系的个体组成了共生圈。他们依靠店铺和民宿收入维持生活，大人们不发工资，小孩在家自学。在这里，共生圈更看重彼此的陪伴和互动，就像一个小型的桃花源。

我在平潭的民宿做义工，每天工作结束后，我就跑去共生圈里，和他们一起做饭、观影、聊天……平潭的海风很大，伙伴们很温暖，那段日子给予了我真正的自由。

老倩在平潭

离开共生圈后，我在湖北的一所乡村图书馆做了一个月的义工。村子里的山路曲折，人烟稀少，这座图书馆藏在一栋小吊脚楼式的建筑里。我原本以为在纸质书不再流行的当下，图书馆对当地人的帮助十分有限。但是，当我真正参与了其中的运作后，我才惊讶地发现，这座图书馆为留守儿童提供了一个温暖的避风港，让他们在书的世界里找到了陪伴，不再感到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