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中自杀潮，揭开精英教育的骗局

这成为中国广大“鸡娃”家长们的一个缩影。

相比于国内一出出光鲜而残酷的育儿战争，大洋彼岸的美国似乎要平静美好得多。

影视剧中充满关怀的台词、一场接一场的酒精派对、意气风发的少男少女在舞会上拥抱亲吻的画面，共同组成了我们对美国快乐教育的想象。

但情况果真如此吗？

当我们把视线投向纽约上东区和加州硅谷就会发现，包裹着金钱与特权的教育战争从来没有停歇过。无论在哪座城市，快乐教育似乎只是一场安慰平民的游戏，想要守住阶级的精英家长和孩子们深知，只有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赢得胜利。

一、自杀潮，席卷硅谷顶尖高中

今年2月，美国硅谷动荡不安。

一名学生在离学校不远的圣安东尼火车站附近卧轨自杀，随后证实，这名同学是就读于冈恩高中的一名11年级的华裔女孩（美国高中实行K-12学制，11～12年级是本科申请最重要的阶段）。

女孩性格活泼开朗，参加过舞蹈队，还是学校里的啦啦队队长，身边的朋友都不敢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她身上。

然而，如果你熟悉这所位于美国硅谷的顶尖高中的历史，大概不会对此事表现出太大震惊。自2009年以来，这所学校就陷入“自杀潮”的阴霾当中。毕业于冈恩高中的学生西蒙毫不意外：“我们学校已经出过太多类似的悲剧”。

在2024年美国最佳学校排行榜上，冈恩高中在加州地区排名前三。学校所在的城市帕洛阿托是硅谷的中心，西邻斯坦福大学，聚集着大量的高科技公司。这里是美国房价最昂贵的城市之一，居民们享受着美国最优质的教育资源。

这里的居民许多是斯坦福大学教授，更多是科技新贵与技术移民。这些优秀的家长们来到这里从事学术或互联网工作，并迅速将家人转移到稳定的中上层阶级行列。

光环之下，是冈恩中学频繁发生的学生自杀事件，七个月里，曾有五名冈恩学生与一名刚毕业的学生自杀。2015年10月，一名毕业生在铁轨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1月，发生了第二起；两个半月后，第三起；六周后，第四起……

在对学校其他学生进行咨询干预后，有52人因“重大自杀意念”而入院接受治疗。

当被问到自杀是“如何以如此怪异的方式”不断发生时，有学生提到，当2009年5月第一个冈恩同学自杀之后，他们突然意识到，“哇，这真的很容易，这也是一种选择”。

自杀只是冰山一角吗？那么海面之下是什么？

冈恩学生奥利维亚描述了一种没有终点的奋斗生活，“不存在‘我对自己所处的位置感到满意’，总是‘我需要在那里’”。

尽管每个孩子都不遗余力地追求更高的成绩，但他们仍然需要保持自信和镇定，“松弛感”对于精英小孩来说同样重要。

学生盖比的父母都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她把这种情况称之为“斯坦福鸭子综合征”：“每个人都摆出一副超级放松和完美的样子，但在水下，他们的脚都在疯狂摆动。”

在冈恩，没有人会谈论自己的不完美，每个人都暗自努力以追求与众不同。当你看到自己周围只有平静的“鸭子”时，你以为自己是唯一不完美的人。

学生宇琪（音译）非常焦虑，因为她的双胞胎哥哥在学业上比她更加优秀。“我的父母都是计算机科学家，我哥哥擅长关于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一切，这几乎是冈恩和帕洛阿托的全部内容。如果不在这些方面努力，你觉得自己永远不会成功。”

宇琪的朋友李（音译）深有同感：“我认为我永远做得不够，没有有效利用自己的时间，我对自己很失望。”

谈到对未来的期待，她们都认为，“考上一所好大学，赚钱，只要这样，以后就可以快乐了。”

有学生家长却说：“我们生活在这个非凡的地方，当然有一些独特的品质。”

这些优秀的家长追求着金钱或者梦想来到帕洛阿托，他们理所应当认为自己的孩子也该是独特与非凡的，哪怕他们还只是孩子。

二、泛滥的吸毒、酗酒与赌博

在美国东海岸，纽约上东区，一群精英少年在经历着与冈恩学生相似的精神困境。

不同的是，学校与家庭对他们的要求不仅仅是一份全A的成绩单，还包括衣着、外貌、体脂率与业余爱好。

这里居住的并不都是有钱人，但纽约最富有的人几乎都居住在这里。

据调查，纽约16%的经济学家居住在上东区。1999年，纽约15个平均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家庭中，有12个居住在上东区，并且多数在第五大道附近。这里是精英阶层居住、社交和购物的专属社区。在这里，一套公寓的价格曾在一年时间里从700万美元涨到1350万美元。

布莱斯·格罗斯伯格毕业于哈佛大学，拥有心理学博士学位。她幸运地在上东区获得了一份家教工作，学生的家长都是美国资产排名位于美国前1%的顶级富豪。

布莱斯这样描述她进入的世界：“这里不允许肥胖的存在，没有人会发型不整，甚至老师都穿着德尔曼平底鞋。在这里，没有痤疮的重要性不亚于阅读过乔治·艾略特作品全集。”

耶鲁人类学博士薇妮斯蒂·马丁感受相同。当她和丈夫带着孩子搬到上东区时，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便开始了。

她需要成为一个完美的母亲、完美的社交对象、完美的衣服架子和完美的性感女人。而完成这些的第一步，她需要买一个“象征身份”的铂金包来武装自己。她所做的一切只为了孩子能接受最好的教育，“不输在起跑线上”。

薇妮斯蒂·马丁《我是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

世界像一个巨型剧场，当前排观众站起来的时候，后排观众也不得不这样做。

在上东区，你几乎无法找到一个不焦虑的家长。而这些焦虑，也顺理成章地传递到了孩子身上。

在学校上了一天课后，孩子们还需要投身社交、参加公益聚会、开展夜场活动、花费3到4个小时完成家庭作业。周末，这些孩子需要全力以赴奔赴各地的巡回比赛、利用闲暇时间温习一周的功课。

亚历克斯的一天当中的每个时刻都被充分榨干。他不是在和私人教练打网球，就是在去参加网球锦标赛的路上，或者在跟毕业于耶鲁大学的数学家教、每小时收费800美元的SAT（美国高考）家教学习。他们会指导亚历克斯考试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中场休息时该吃什么零食。至于睡眠，那是他负担不起的奢侈品。

另一个孩子莉莉正在读高二，每到考试前，她的房间就是全天无休的补习教室。她的化学老师在纽约十分抢手，莉莉只排到了晚上11点的补课时间，为此，她必须一点之后才能睡觉。

为什么不换一个老师呢？

莉莉告诉布莱斯，“我的化学老师是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博士生，只有他能帮我，我所有的同学都跟着他学。”

布莱斯·格罗斯伯格《我在上东区做家教》

每周，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们会逐渐开始崩溃。

莉莉会在周三晚上开始莫名地难过，等到了周五，“不少学生会情绪失控，甚至失声痛哭，仅仅是因为疲惫”。

这种努力的终点是什么？

几乎所有富豪家长都把HYP（哈佛、耶鲁与普林斯顿）视为唯一目标；斯坦福大学当然也不错；“书呆子”的天堂芝加哥大学、威廉姆斯学院与阿默斯特学院也“说得过去”；如果“爬藤”失败，英国牛津可以作为备选。除此之外，其他学校都不在考虑范围。

家长定下目标，孩子负责执行，世界前1%的人和其余99%的人同样努力。除了一定的学习成绩和SAT分数，许多孩子还要练习体育项目、进入世界排名来达到藤校资格。

这些孩子们拥有无穷无尽的学习资源，连续多年接受家教的补习，家教的资历还都是像布莱斯这种简历金光灿灿的名校毕业生。这导致他们中许多人的考试成绩远高于实际能力。困扰中国学生的“高分低能”在这里同样发生着。

布莱斯发现，因为这些学生需要经常参加比赛，心理压力都很大，而他们排解压力的方式通常是电子游戏。也有孩子会选择更加危险的吸毒、酗酒与赌博。

比如刚刚提到的亚历克斯，他的课后时间被填得满满当当，所以常常在课间跟同学一起吸电子烟。一旦摆脱父母和紧凑的日程表，便投身电子游戏和大麻，虽然被诊断为抑郁症，但他似乎连这也不在意，表现为一种超然的麻木。

布莱斯的另一个学生特雷弗同样吸大麻上瘾并且协助朋友进行交易。当布莱斯把这件事告诉他的父亲时，这位身份显赫的富豪表现得十分宽容——“只要特雷弗还在通往藤校的路上，他就会原谅儿子这段短暂的‘毒枭’生涯”。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苏尼亚·卢塔尔的研究表明，富裕家庭的孩子比贫困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患上药物滥用导致的紊乱状态。他们相信自己必须一刻不停地继续奔跑，否则就会坠落。

人们明明有钱了，却变得更焦虑了。

三、一场关于孩子的“军备竞赛”

为什么HYP在富豪家长眼中如此重要？

对于普通家庭，孩子被藤校录取意味着实现阶级跃升的可能，十年寒窗苦读有了回报，他们可能就要开启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对于生活在上东区和硅谷的家长来说，这更像是一种投资回报，证明家长投入的时间和资源产生了显著效果，家族的体面与荣誉得以维系，这背后可能包含了几代人的努力。当然，也包含父母对孩子的“爱”。

美国社会学家希拉里·弗里德曼曾经以国际象棋、舞蹈和足球三种活动，对将近100个家庭进行调查，发现美国社会在过去25年不断加剧的不平等，正是中产及中产以上的家庭通过报兴趣班来建立自家孩子的“童年竞争资本”，以延伸孩子未来的可能性。

“父母担心如果他们的孩子在童年时不参加比赛，就会在人生的比赛中落后”。这样的做法不但加重了家长的工作量，同样让孩子的童年里增添了“工作”的元素。

他们的童年不存在简单的玩耍，而是“为赢而战”。等级排名制度早早进入了他们的生活。

社会竞争越激烈，输赢的代价就越高。

为了能够顺利得到HYP的offer，上东区的富豪家长们希望自己孩子都能是“学术巨星”，“在八年级的学术能力就能达到研究生的水平”。

为此，他们需要付出的包括但不限于价格昂贵的家庭教师、严格的时间控制、必要时通过捐款不让孩子被私立学校退学。

在一个不允许失败的环境里，富二代们活在一个无止境的循环中：

如果要进入最好的大学，就必须拥有全A成绩单；但在私立学校，学习超前课程，学生很难拿到这样的成绩；家长认为自己的孩子不能冒险，不能接受B以下的成绩；为了完成这一点，孩子的学习曲线永远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可是，谁能一直上升呢？

多年来，贫困、歧视和创伤一直是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风险因素。在2018年，另一个因素首次被列入影响孩子情绪健康的主要风险因素名单：追求高成绩的学校（成功的压力）。

在自杀潮、吸毒、酗酒与赌博的冰山之下，是孩子们郁郁寡欢的精神世界。在这场关于孩子的“军备竞赛”中，最终被拖垮的还是孩子。

四、教育，沦为阻止阶层跌落的手段

在纪录片《人生七年》美国版中，摄制组拍摄了三位生活在纽约上东区的女孩，露西、凯特和艾莉西斯，记录下她们7岁、14岁和21岁时的不同状态：

7岁时，她们穿着统一的南丁格尔学校校服，就读于纽约最富盛名的私立学校。14岁时，其中一个叫艾莉西斯的女孩每天从她位于公园大道的公寓走路去上学，她顺利考上了查宾高中，纽约学术竞争最激烈的女校之一。

学校给艾莉西斯施加了巨大的压力，逼着她优秀，朋友之间也互相竞争，人人都想当学霸，在她眼中，“这样的生活毫无意义”。

一直以来，学习和游泳就是艾莉西斯的全部生活。她从七年级开始学习竞技游泳，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练习，八年级进了初级校队，高中时是仰泳冠军。

但当她21岁，多年的竞争环境对她的身体造成了极大透支，她最终在游泳比赛中失利，这同样影响到她之后申请学校和专业，她收到的都是拒信。

随着压力而来的是一连串失望，这让艾莉西斯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原来从7岁到现在，她从来没有真的感到过快乐。

而与艾莉西斯人生轨迹相似的露西，也在21岁时略带悲观地说：“我就是那种可能永远不会幸福的人。”

她们的朋友凯特，14岁时已经因为父母离婚搬离了上东区，去读了地方州立学校。在她眼中，这里与南丁格尔和查宾高中很不一样，她不需要穿校服，可能在学习考试上不如前者，但凯特很喜欢那里的气氛。

21岁的凯特似乎要比露西和艾莉西斯都更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她拥有过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当她发现那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在离职之后开车横穿了整个国家。

她观察美国社会，到处都是皮卡车、枪支和教堂，参与天灾之后的救援活动，懂得社会是如何运作的，也开始明白为什么社会时常“运作不灵”。

凯特认为，当她在念南丁格尔学校的时候，大部分家长都十分焦虑，以至于忽略了真正重要的事情。“收获成功，当人上人真的是人生的意义吗？这些真的重要吗？”

在凯特身上，快乐教育似乎正发生着巨大的作用，它让凯特变得自信、坚韧、极具思辨能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哪怕是“家道中落”的凯特，也比当时社会上的大部分人富裕得多。

距离上东区几英里外的下东区是另一个世界。

在这里居住的路易斯有五个兄弟姐妹，父亲离开了他们，母亲沉迷毒瘾，他14岁感受到的生活是“曾经很艰难，现在也很艰难；曾经生活轻松的人，现在也很轻松。大环境就是这样”。

至于住在黑人社区的勒罗伊，14岁之前，他的主要生活是努力避免在黑帮火并中受伤，祈祷不会偶然有一天走在街上被枪打死。21岁时，节目组在监狱里找到了他，他已经成了某个黑帮大佬的替罪羊，刑期12年。

勒罗伊没有太沮丧，因为监狱对他来说更加安全。

在勒罗伊和路易斯面前，上东区孩子和冈恩学生的烦恼本身就是奢侈的。

根据哈佛大学教授研究，当全世界的中产家庭都在想尽办法把孩子送进藤校大门的时候，为数不多的藤校名额中，六分之一已经被前1%最富有的家庭锁定，而家庭收入在前0.1%的学生得到高分的可能性，是中产学生的1.5倍。

“获得教育文凭已经取代了直接继承财产，成为父母向子女传承特权的手段”。

盖茨比凝望黛西家码头绿灯时渴望的那个美国梦，早已随着盖茨比的死去而变得无比脆弱。通过好的教育改变阶层，都成了古老而浪漫的神话。

在没有硝烟的育儿战争中，阶级的再生产已经完成。只有还在抑郁痛苦的青少年提醒着人们：我们曾经期许过一个怎样的未来。

参考资料：

1.Why are Palo Alto's kids killing themselves? By Diana Kapp，San Francisco Magazine

2.The making of America's Ivy League elite The Economics

3.《人生七年（美国版）》纪录片

4.《我是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一个耶鲁人类学博士的上东区育儿战争》薇妮斯蒂·马丁

5.《我在上东区做家教》布莱斯·格罗斯伯格

6.《一激到底：在竞争环境中抚养孩子》希拉里·弗里德曼

7.《加州一22岁华裔生卧轨自杀，硅谷为何成为华裔学生的自杀之都？》长三角国际观察

8.《海淀家长和顺义妈妈的教育焦虑，是当代中产的脆弱》看理想

9.《这群美国富二代，正拿命换全A成绩单》看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十点人物志 （ID：sdrenwu），作者：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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