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事件：未成年人犯罪报道如何更“精准”？

3月10日，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一名初中生被杀害并填埋。而犯罪嫌疑人指向了受害者的同班同学——三名不满十四周岁的少年。

对新闻人而言，未成年人犯罪的报道是一门需要如手术般“精密”的手艺：未成年人的定罪量刑本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地带（尤其是刑事责任年龄问题），从案发到进入司法程序所经历漫长的议程中，媒体随时可能落入提前“审判”的陷阱。

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同时，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注定要求揭示更多真实的信息，而未成年人却需要相较于成年人更多的隐私保护，“广为人知”与“不为人知”之间存在天然矛盾。[1]

这一次，无论是司法领域“12岁以上可担刑责”“惩罚才能带来改造”的态度，还是社交媒体上对“严惩恶童”“天生坏种”的呼声，似乎都占据了压倒性的声量。

我们将此前的相关报道作为一个微缩的样本，观察涉及未成年人的法治报道，正在如何平衡精准与模糊、程序正义与公道人心。

披露与隐私，未成年人犯罪的两难

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报道，过度披露事件细节与个人信息，可能对当事人造成二次侵害。

微信搜索关键词“邯郸”以及其衍生词组“邯郸事件”“邯郸 未成年人”“邯郸 犯罪”，以热度进行排序，筛选出于该事件相关的新闻文章，共得报道105篇。对这些文章进行人工编码可见，有过半（54.8%）的报道都兼顾了受害者与嫌疑人双方的个人信息，35.6%的报道仅包含受害者信息，5.8%仅包含嫌疑人。

从样本来看，在事件尚未有定论时，更多媒体选择更多地披露受害者一方的信息，对公检法机关以及肥乡区政府的公示进行补充：公安部门口中的受害者“王某某”，在媒体的跟进报道中逐渐具象。我们知道了他是家人眼中“稳当、老实”（《新京报》）的留守儿童，父母离异，从小与爷爷奶奶相伴（网易新闻）。

几乎所有新闻报道都对受害者的个人隐私做了模糊处理。一些广泛流传于社交媒体的血腥细节，以及对嫌疑人“阴暗性格”的描刻，并未在样本中出现，可见新闻媒体的把关和导向作用。

在嫌疑人一方，亦有媒体挖掘了其背后的“可悲的故事”，比如张某的母亲身体不好，三人与受害者同样都是留守儿童等等，提供了一些平衡之声，在极端个案之外寻找新的视角，关注悲剧背后潜藏的结构性问题。

除了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还有媒体善于从该案件中不同主体的采访里寻找新的增量。例如，央广网记者对嫌疑人所在初中的校长进行采访时，这名校长说：“这3名犯罪嫌疑人中的马某在班里的成绩排名是十多名，成绩比较好，能做出如此恶性的事情，完全出乎意料”。

《新京报》敏锐地捕捉了这一引起争议的细节，就这一点刊发了评论，指出这番话背后一番隐含的观念：“成绩好就等于品行好，品行好就不太会去干坏事。反过来理解就是，干坏事是‘差生’的专属。”并进一步指出，这种将成绩与道德挂钩的偏见可能导致校园中的不平等待遇，甚至纵容校园暴力。

立场与情感，存在于更细微处？

此事案发后，舆论场“严惩凶手”的呼声不断。一切新的信息都可能引燃公共情绪——这些信息不止于文字。

在微信推送的阅读中，封面图往往给人最直接的视觉冲击。

在报道样本中，过半媒体选择“脱实入虚”，使用了不含当事人的封面图，用文字图或法槌、天平等概念图，隐藏了当事人的具体信息。

在使用真实照片的封面中，案发地的照片最为常见，这或许隐含着编辑对这桩悬而未决的案件谨慎的报道态度。

当然，也有17.1%报道选择将犯罪嫌疑人作为封面，三名嫌疑人被逮捕时的姿态略显稚嫩和不安，让读者对“低龄犯罪”有更直观的感受。而12.4%使用受害者的封面图，主要使用了监控中拍摄到的模糊身影和学生证照片，前者是其生前最后影像，后者是其青春的证明，易激起读者叹惋、愤怒、同情等情绪。

标题中的主被动关系也是一个观察视点。

大部分报道（62.9%）采用被动句式“受害者遇害”，仅有少数采用主动句式“嫌疑人杀人”。“遇害”是既定的事实，“杀人”却仍未被定性，使用被动语态回避了这种定性，隐藏了施害者，以实现更客观的表达效果。

再向细微处去，一些具体的修辞片段能看到情绪的展露。

“恶魔”是一个热度最高的情绪标签，不少报道中出现了“小恶魔”一词。象征着罪恶、黑暗、不法的“恶魔”前面加“小”，把孩童的天真与极大的“恶”挂钩，包含强烈的批判态度，也将嫌疑人置入经典的“恶童叙事”（bad seed）之中。

另一个比喻“保护伞”，则在警示原本保护未成年人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可能反过来成为了加害未成年人的“帮凶”，暗含批评之义。

借受访者的口表达写作者的立场，也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手法。

在本案报道中，这些详细信息主要由受害者与嫌疑双方人亲友、学校校长、班主任以及村民提供。

其中，受害者的父亲就成为了媒体泄露情绪的有力“助手”，他面对媒体和在自媒体平台的表达被频繁引用。对儿子遇害前细节的回忆、儿子未来的梦想、案发后家人的情况……父亲的第一视角，呈现这一惨案带来的毁灭性打击。

迷雾之中，谁在制造信息增量？

在编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针对这样一起复杂的恶性事件，网络上并不缺情绪与评论，更缺乏的是对事实的多角度披露。

仅就抽样的样本来看，新华社、央视新闻、央广网等中央党媒，以及《新京报》、澎湃新闻、《潇湘晨报》等地方性媒体，对此事进行了原创的采编，这些一手、一线的采编内容，在第一时间让大众知晓更多案件的细节，也为后续其他媒体的跟进提供了诸多有效素材。

值得注意的，我们检索了河北、邯郸当地的媒体（包括《河北日报》《河北青年报》《河北法制报》、长城网、邯郸新闻网、《邯郸晚报》、肥乡融媒、微观肥乡），并未做出内容较为详尽的原创采编报道。

官方通报，既是重要的信源，也正在成为重要的“信号”。

3月17日，事发当地政府的官方公众号“微观肥乡”发布案件通报；4月8日，公众号河北检查通报最高人民检察对犯罪嫌疑人核准追诉的信息。

这两则官方通报是案件发展的关键节点，引发了报道热潮，形式则以直接转载、新闻汇编和新闻评论为主，在官方给出的信息上进行再加工。

因为事关专业的法律问题，专家学者成为了本案报道中占比第二大的信源，他们的观点涵盖案件解读、现状分析、对策建议等方方面面。

我们观察到，这些媒体“高引”的专家也正在以不同的路径进入到报道中：

排在第一的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挺，其对“核准追诉”的解读刊发在河北省检察院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河北检查”上，得以广泛转引；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苏明月位列第二，则是因《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而排在第三的罗翔，是以KOL（关键意见领袖）的自媒体身份在B站发布了案件相关的评论视频。

“前三名”专家的三种路径，也展现出当下新闻生态中观点流通的多样性。

4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近期4位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被判刑”的情况，强调“宽容但不纵容”的处罚原则，可视为对邯郸事件作出进一步回应。

截至发稿，邯郸事件的尘埃尚未落定，这场精准与模糊的拉锯，仍在进行时。

参考文献：

[1]陈静. (2013). 从失范到规范——对未成年人犯罪报道的反思. 现代传播， 35(008)， 159-160.‍‍‍‍

数据搜集与分析：陈雨若 唐一丹 江雪 杨婧文‍‍‍‍‍‍‍‍‍‍‍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RUC新闻坊 （ID：rendaxinwenxi），作者：葛书润、唐一丹，可视化：周泓杰、陈雨若、江雪、杨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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