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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公司为用户数据和隐私付费，可能会使情况更糟

来源：晰数塔互联网快讯时间：2019年11月11日 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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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Microsoft的研究人员认为，“数据尊严”计划通过将数据转化为财富，将创造出一个更好的社会，但专家们不同意这一观点，认为除了无法对数据的价值进行可靠的评估和计量之外，这一举措将会加大数字鸿沟，使得科技公司更加肆无忌惮地侵犯我们的隐私。本文译自meidium，文章作者Joshua Adams，原文标题Getting Cash for Our Data Could Actually Make Things Worse。

图片来源：Getty/Images

我们的数据值多少钱？没人能确定，但科技巨头Microsoft的一个团队倒是可以证明我们的数据确实值不少钱。在《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发表的《A Blueprint for A Better Digital Society》一文中，Microsoft研究员Jaron Lanier和E. Glen Weyl提出了“数据尊严（data dignity）”这一新的技术概念。

数据尊严的基本前提是公司应该为我们的数据付费。通过将数据转换为一种形式的财产，我们可以通过任何使用我们数据的行为获得补偿，当然，如果你使用了他人的数据，那你也要付费。为了使这一过程更加透明，并弥合科技巨头和个人用户之间的差距，一群被称为MIDs（个人数据调解员）的志愿者将进行数据课税、价格谈判、参与集体决策和制定行业标准等工作。

这将完善Lanier所提出的“企业民主”概念，即个人在市场中扮演更平等的角色，而不是仅仅变成为企业广告收入和利润的奶牛。在这种模式下，我们会付费使用Facebook，但Facebook也会付费给我们，这将给人们带来一个适度的、持续的收入来源。

Lanier和Weyl认为，我们目前的模式——即公众使用免费服务，以忍受企业为了创收而投放的广告，同时科技公司与第三方合作优化系统并因此操纵消费者行为——既不可取，也不可持续。他们希望以数据尊严作为另一种模式，用直接买卖取代企业对我们数据的滥用，让整个平台在真正竞争的市场中发展壮大，并恢复我们这些数据创造者本应享有的尊严。

Lanier还认为，“数据尊严”将有助于消除科技公司造成网络舆论极化的经济动机（因为过激的言论最能吸引大量的观众，从而进一步能带来更多的广告收入）。而在考虑数据尊严的情况下，会影响整个市场产生积极的结果——当你需要付费时，你会变得更加冷静，情况往往会变得更好。Lanier常常以Netflix为例，这家平台后来为我们提供一流的流媒体订阅服务，为观众带来了绝佳体验，主要是因为我们愿意为此付费。

数据尊严这幅蓝图的绘制还借鉴了Weyl和University of Chicago法学教授Eric Posner在《Radical Markets》里提出的一些想法和建议。Lanier和Weyl还认为，在落实数据尊严的过程中，还应当辅之以更优质的内容和更有效的隐私监管，同时也应当建立起数字基础设施的去中心化和制衡机制。

“数据尊严”或“数据即财产”的概念——拥有数据的能力——听起来高尚而直观。科技公司从我们的数据中赚取了数十亿美元。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得到补偿，尤其是在我们失去了隐私的情况下？没有我们，这些公司就没有数据，它们也自然无法从中攫取价值。数据尊严还催生出了影子经济，在这种经济中，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数据到底值多少钱，科技公司则从中无所顾忌地获得了巨额不公平回报。

然而，如果我们只是凭直觉就相信这样一个宏大而独特的想法同时不进行善意的分析和审视，可能会使我们忽略它的缺陷。在考虑大规模实现数据尊严之前，我们需要了解如何将数据转化为产权，在此过程中我们很有可能会打开一个潘多拉魔盒，正是在这之中有我们无法预见的其他问题。有学者认为，将数据转化为产权实际上可能会扩大数字鸿沟，赋予硅谷更多的产权控制权，并在没有有效解决对用户数据监控的基本逻辑的情况下创造新的监控模式，但与此相关的好处可能就只是给用户带来了很少一笔收入。

数据尊严的实现有赖于如下前提：数据转换成可交易的商品将激励人们更好地理解交易条款——他们的数据产生了什么价值以及他们在利润、特许权使用费等方面可行使的权利。它还假定了数据的价值流向是从收集数据的公司到提供数据的用户的。

New York University研究版权、知识产权、专利和商标的法学和经济学教授Christopher Jon Sprigman表示：“我基本上对‘数据尊严’的每一条论点都持怀疑态度。没有迹象表明这些数据将非常有价值，也没有迹象表明人们能够正确地对其估值。”

在他们绘制的蓝图中，Lanier和Weyl表示“预计数据表明许多美国人每年可以通过自己的数据获得500到1000美元。”但他们辩称，这些数字其实被低估了，因为数据的大部分价值都不在账簿上。Lanier和Weyl自己估计，根据“数据尊严计划”，一个美国四口之家的年收入最高可达2万美元。但Sprigman认为，那些数据值的钱很可能只够你买瓶啤酒。

Sprigman表示：“你得到的钱可能只是毛毛雨而已。但就为了得到这么点毛毛雨，科技巨头得到的将会是更为海量的信息和数据。”

如果我们“拥有”自己的数据，并能因此获得报酬，科技公司也可能说服（有时是强迫）我们直接出售数据。而“数据尊严计划”中的产权赋予了它们更强的理由和更大的机会，让它们可以对我们的数据为所欲为。

在他们的蓝图中，Lanier和Weyl表示MIDs不允许永久出售个人数据。但如果数据尊严得到落实，科技公司、它们的律师、政客，甚至一些用户还需要多久才能争取到这一权利？MIDs怎么能成功地让大家相信一个人不能卖掉他“拥有的”东西呢？凭借其在市场上的巨大影响力，Facebook可以提供折扣或免费服务，以换取用户数据的长期独家授权。如果你想出售你的数据，它可以在自己的条款和条件中加入优先购买权的条款。MIDs有足够的权力拒绝这部分交易吗？

Sprigman的另一个观点是，虽然数据的价值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收入可能，但数据尊严计划忽略了所有不可预见的买卖数据的交易成本。

“合同费用、基础设施费用、服务终止费用，这些都需要所有的经济和监管机制来配合，”Sprigman表示，“如果你说这将有助于解决隐私问题或者使市场更具竞争力，我可能会说，‘好吧，这些交易成本是值得的。’但我不认为它们会带来这些好处，因此出售数据也没有那么明智。”

Sprigman更不认为赋予人们数据所有权会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竞争性市场——事实上，他认为“恰恰相反”——他认为，这种模式将创造新的“科技之恶、市场僵化和垄断问题”。

一旦数据成为财产，数字市场的网络效应会促使每个人都使用Facebook——因为这个平台已经拥有超过21亿的用户。如果Facebook必须为我们的数据付费，这将激励该公司更坚定地把握数据的价值，同时又不会削弱企业向我们支付最低合理金额的动机。另外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些复杂的会计问题：我们如何确认数据的流入？我们如何能自己查账而不只是依赖MID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的媒体和文化社会学家、Harvard’s Berkman Klein Center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的教职员Nick Couldry表示：“这就像是你蒙住了眼睛处在市场当中。你的确收到了一些钱，但你不知道自己的数据到底值不值这些钱，因为评估这些数据的方法被藏在你无法访问的深层基础设施之中。”

但我们的数据受到监控的问题明显更为严重。科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经常提到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必然性，但其实他们在耍花招。这么做传递的信息是，人类正在变得过时，尽管这些机器需要我们的数据来学习和工作。他们宁愿假装自己在努力帮助公众适应即将到来的现实，而不是选择告诉我们真相：颠覆某些东西（我们的经济和政治体系）是迅疾变化的代价（创新、生产率提高和股东财富）。

Couldry和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全球参与研究所所长、媒体与传播学者Ulises Mejias表示：“数据尊严”的初衷是好的，但他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也许我们不需要生活在一个科技公司不断地收集我们数据的世界里。

“不断地收集我们的数据也就算了，居然还要求我们对此不要大惊小怪，这本身就是对人类尊严的一种损害，” Couldry表示。

在他们的新书《The Costs of Connection: How Data Colonizes Human Life and Appropriates It for Capitalism》中，Couldry和Mejias拓宽了研究范围，将数据收集比作历史上的殖民主义，以展示资本主义如何将尽可能多的社会生活信息转化为源源不断的数据。他们认为，科技公司强加给了我们这一不平等关系，而数据尊严就是默许“我们灵魂中的摄像头”存在。

爱尔兰公司BH Consulting的高级隐私顾问、Manchester University客座讲师Sarah Clarke赞同这一观点，她对“数据就是财产”的前提提出了质疑。

Clarke表示：“作为个体的信息并不能从根本上与你分离，从而被另一个个体所拥有。在欧盟，没有数据所有权的概念。你可以暂时保管你的数据，但不能转让所有权。”

Mejias认为，数据尊严计划只会让助长当前科技公司的不正之风，而不是减少数据鸿沟和不平等。他试图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一观点：“想象一下，你突然发现你的摄像头被用来捕捉你生活的每一刻，包括你最亲密的时刻。然后科技公司说，我们不会移除摄像头，但我们会付钱让你继续记录所有这些信息。他们没有解决不公平的问题，而是给你报酬。我不认为这给你带来了尊严。事实上，这是恰恰是在侮辱你。”

Mejias的类比表明，数据尊严可能会在无意中加剧现实世界中存在的不平等。举例来说，一位Boston的助理教授和一位Mumbai的贱民劳动力，助理教授数据的价值可能会更大一些，所以他就更有可能加入一个拥有更大权力、影响力和控制力的派别，这样她就有动力捍卫自己的数据权利。而贱民劳动力的数据可能价值更低，他可能生活在一种经济不稳定的环境中，这种经济不稳定促使他不得不出售自己的数据，并愿意为了更多的钱放弃对自己数据拥有的权利。

Sprigman表示，其实还有比出售我们的数据更好的解决收入不平等的办法。“我们需要更复杂的东西——重新思考人类生活的目的，从40到60个小时的工作中抽离出来，更好地重新分配这些技术创造的财富。这些事情都没那么容易，不仅有政治原因，另外也不怎么吸引人，吃力不讨好，但（它们）才是真正有用的事情。”

Clarke认为，为数据付费的另一种选择可能是一种“数据雇佣”，但她补充道，“只是这么做将在经济上带来雇佣权力失衡的风险，以及不可预估的政治风险。在法律法规还没有真正准备好应对这样一个概念的背景下，想要迈出实质性的一步确实不怎么容易。”

比起数据产权这一选择，Mejias认为我们更应该挑战关于如何解决数字鸿沟的假设——如果你处于较低的经济地位，与这个世界多加互动才能向上爬——以及去理解为什么经济地位相对较低的人如何更容易接受自己隐私权利被侵犯，更愿意让渡自己的数据权利。

尽管数据收集也会有一些潜在的好用途——比如医疗创新——但将数据转化为财产或可交易的商品，对扭转科技巨头和普通人之间的权力失衡作用甚微。

Clarke表示，数据尊严有点用词不当。Couldry表示，我们首先需要改变我们的想象——让人们认识到，像数据尊严这样的善意提议，其实忽视了尊严受到侵犯的关键所在。而Mejias认为，我们应该首先理解我们在当前经济环境中所处的地位，并理解数据正义需要如何与劳工权利、环境正义和其他社会正义运动结合起来。

即使出发点是好的，数据尊严也可能——用Sprigman的话来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主意”。

译者：喜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