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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世”和全球环境治理的新视角

来源：晰数塔互联网快讯时间：2024年10月30日 18:13

“人类世”（Anthropocene）作为划分地球历史发展阶段的地质学专业概念，二十一世纪以来借由媒体的广泛报道和评论，已经从一个科学探讨的主题进入大众认知的层面，通常被用来考察工业革命以来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温室气体排放的加速积累对气候和生物多样性产生的不可逆转的影响，让普通人对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可能给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星球带来的毁灭性影响，以及人类文明是否因此走向终结产生深深的忧虑，它甚至也成为在全球风起云涌的青少年为主体的“星期五为未来”（Fridays for Future）公民环境运动的观念基础。

在众多以“人类世”为主题的学术著作中，英国利兹大学英语文学教授杰里米·戴维斯（Jeremy Davies）的专著《人类世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Anthropocene，以下引文除特别标注，均引自本书）用十分生动的笔触展现了“地层学”版本的“人类世”，即通过对地壳表层成层岩石的严格科学考证，探讨人类活动究竟在地球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留下怎样的痕迹。

这本书不仅有助于人们在更广阔的时间和空间维度里定位和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且给目前应该采取何种明智的政策措施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危机带来启示。

全球环境治理的“整合缺失”

一九七二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境大会，并发布了第一份《人类环境宣言》，从此开启了为保护人类生存环境而采取全球“集体行动”的新时代，但是历经超过半个多世纪的“共同”努力，今天全球环境治理的成效却不尽如人意。即使在新冠疫情期间也未中断的“星期五为未来”环保抗议行动，以及日益走向极端化的“最后一代”，以破坏人类艺术遗产如梵高和达·芬奇的名画来唤起人们对环境危机的重视，都展现了全球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对目前环境治理的不满。

世界各地研究者将环境治理的“症结”归咎为“整合的缺失”：一方面是地球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另一方面是世界又被“分割”为二百多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现实，两者之间的错位和不对称，使步调一致的行动总是面临重重挑战。例如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联合国气候谈判中，不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围绕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持续展开博弈，对气候变暖更为敏感的小岛屿国家也结成颇具声势的联盟，呼吁所有国家和地区展开更为积极的行动。

不仅参与“集体行动”的“多元”主体之间呈现复杂博弈态势，即使在联合国框架下达成的多边环境协议（Multilater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也同时、分别运行，机构分散在内罗毕、蒙特利尔等地，人员相互独立，工作上也互不“搭界”。这种“集体行动”机制上的“碎片化”，不可避免地导致治理领域的交叉重合和资源投入上的浪费。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结束时举行的一场发布会（来源：dialogue.earth）

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自二〇一一至二〇一二年起“联结”（nexus）开始成为学术讨论中的关键词，即必须将全球环境治理相关的不同机制有机“联结”起来，从而形成“一揽子”行动方案。《人类世的诞生》正是在此学术探讨背景下出版的专著，杰里米·戴维斯所阐述的“人类世”概念给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独具特色的“整合”新视角。

我们也在“深度时间”里：“地层学人类世”的视角

虽然一九九五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岑（Paul Jozef Crutzen）被视为“人类世”概念最有力的推动者，但杰里米·戴维斯认为，二〇〇八年伦敦地质学会会员撰写的《我们现在是否生活在人类世》的报告更富于启发性，他们从地层学入手探讨“人类世”的方法，着重强调“人类世”是一个新出现的地质断代的时间区段，因此“人类世”的概念最可贵之处其实是提供了一种“深度时间的语境”。

“深度时间”是一个地质学概念，是指“地球历史上非常漫长的时间尺度”，“深度时间”的视角让人们能够在历史长河中审视人类活动究竟给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带来何种环境危害和影响，因为正如该书第一章的标题所揭示的：其实我们一直是“在深度时间中生活”。

在绪论中作者简短地介绍了地层学意义上的“人类世”，即地层学学者通过持续不断的大量田野调查，研究地球岩层排列和岩石中的化石，从而判断化石沉积时所处的环境，以此科学严谨的研究为基础，将地球四十六亿年的历史分成了前后两个部分：前面是没有明显生命迹象的隐生宙，后面是有了明显生命痕迹的显生宙。每个“宙”又划分为不同的“代”，每个“代”又划分为不同的“纪”“世”和“期”，因而勾勒出一幅完整系统的地球历史发展图谱。

这份地质年代表是现代科学的最伟大成就之一。根据这份图表，我们目前处于始于公元前九千七百年的“全新世”，它是“显生宙”里的“新生代”中始于二百五十八万年前的“第四纪”里的第二个“世”，而现在被热议的“人类世”，如果正式成为一个地质时期，那么它就在地球历史中有特定的地位，是“第四纪”里接续“全新世”的第三个“世”。

由美国地质调查局制作的地质年代表（来源：floridamuseum.ufl.edu）

那么“地层学人类世”就是在地质年代表中一个被新提出的时间单位，作者用一种新颖的方式，通过梳理地球发展历史，在“深度时间”里展示“人类世”是地球历史的最新篇章。

作者别出心裁地首先从“未来”出发，在第三章“未来的地质学”里假设“人类文明在未来会逐渐消失……如果外星人在距今一百万年后登陆地球，并采取类似现有的地质技术研究地球”，那么他们会通过地球岩层的变化判断人类何时以及如何在地球上留下自己的印记，例如原子时代的核爆和现代农业使用的农药都会在全球土壤和岩层中留下痕迹。因此，“沉默的”岩层才能真正反映地球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以及我们究竟在何时开启“人类世”的旅程。

1957年美国内华达州原子弹爆炸（来源：cgs.gov.cn）

然后作者又“回到”过去，第四章“梯子上的梯蹬”回顾距今五亿四千一百万年至六千六百万年的“显生宙”古生代和中生代时期，地球曾经经历了五次物种大灭绝，其不同成因及所造成的结果，显示在滔滔的宇宙和地球历史长河中，人类的存在只是“一瞬间”，与其他物种一样，是漫长的地球历史演化进程的一部分，并没有脱出其基本轨道和方向。

完成了一趟从“未来”到“过去”的简短旅程，给读者搭建了从过去一直延伸到未来的“深度时间”线之后，在第五章“全新世的讣告”里，作者重点描述了公元前九千七百年至今“全新世”时期人类与其他物种以及整个地球环境、气候等纵横交织、齐头并进的历史，并且将其划分为十二个千年，以“法老千禧年”“古典千禧年”“哥伦布千禧年”等关键词为每个千年命名，读者可以在漫长的地球演进的“深度时间”框架里，看到中国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等的起源和发展，这被视为本书最有趣和富于创意的部分。

作者想强调的仍然是，“非人类世界不是停滞被动的，还眼巴巴地等着我们去保护”，今天我们所生活的地球是人类和非人类长期共同演化的结果，人类文明是地球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这意味着不能把我们人类的“今天”从地球历史中剥离出来，过去我们不是造物主也不是地球的主宰，未来也不是。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灰烬标本，是北京人用火的有力证据（来源：gmc.org.cn）

戴维斯在书中不仅生动地向读者展示了“深度时间”框架里“人类世的诞生”这样恢弘的万物互动和“整合”的视角，更为可贵的是以夹叙夹议的方式，对第二章所梳理的“人类世的版本”中学术界和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观念提出了质疑和自己的独特看法。

“人类世”的概念容易让人产生误解，把人类和自然对立起来，作者认为这种“二元论”在西方根深蒂固，甚至现代环境科学“虽然认为地球是一个整体性的运作系统，但是推测人类正是它的控制中心”。

地层学家的工作恰好能够冲破这种狭隘的认知，因为他们关注的是岩石层所记录的地质时期变化，而引发这种变化的原因是综合性的，人类只是其中的因素之一。显然，“地层学人类世”给我们提供的视角能够起到“纠偏”的作用，使人们远离目前盛行的关于全球环境治理的认知“误区”。

“人类世的诞生”的启示：人人参与的系统性全球环境治理

正如作者戴维斯在《人类世的诞生》结论部分强调的，“人类世”并非提供一种解决人类环境问题的方案，而是提供一种“理解现代生态灾难的框架”；每一个关注生态问题的普通民众，即使不是气候、生物和地质方面的专家，也能够获得一个较全面地理解今天我们所面临的生态环境挑战的机会。

目前青少年环保运动中甚至出现了极端化的行为，反映了民众对全球环境治理极其紧迫的形势下，各国政府仍然争吵不休、行动迟缓的不满和愤怒。

很多发展中国家认同生态环境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资本的贪婪和运行方式剥夺了自然、异化了人，让人类从“伊甸园”堕落，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必须承担其“历史责任”，而不应错误地将整治环境的责任转移到“所有人”身上；而有些发达国家则指责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是今天有害气体的“排放大户”，又不愿承担减排责任，最终导致《京都议定书》第二期谈判的破产。这是“人类世”相关讨论中非常典型的“定罪”和“法庭审判”叙事。

对二〇一五年底成功通过的《巴黎协定》，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和民众也质疑其自愿的、“从下至上”由各国设定各自的减排目标，远不如《京都议定书》“从上至下”、统一设定强制性减排目标更有效率。

近年来每次联合国气候谈判大会召开前发布的各种专业研究报告，都显示目前的减排力度与实现本世纪末将全球升温控制在两度之内的目标相距甚远，并竭力呼吁各国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二〇三〇年前大幅度提高减排目标，否则人类将面临难以预知的灾难性后果。这些专家的意见无疑让全球环境治理的氛围不断“升温”。

事实上，自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机之后，人们开始认识到人类的发展不是无限的，而是“局限”在地球所能提供的资源限度之内，在对“二战”后整个人类社会中洋溢的极其乐观的进步主义历史观和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全面反思的基础上，“可持续发展”理念开始收获全球认同。

一九九二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大会，主题即“环境与发展”，随后通过和施行了“可持续发展议程”。“可持续发展”因此成为“冷战”后全球环境治理的观念基石和绿色政治的出发点。不容忽视的是，“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和推进中，专业技术精英的主导色彩越来越浓厚，也成为“人类世”相关讨论中“技术”叙事的部分。

虽然两种叙事反映了历史和现实的发展状况以及人类不甘坐以待毙、积极应对未来的雄心，但是从“地层学人类世”的视角，不难发现两种叙事的局限性：仍然没有摆脱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

如果把我们自己也放到地球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难发现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田园诗”，虽然人类在改变和塑造环境方面展现了巨大的影响力甚至是“破坏力”，但人类文明仍然只是地球“深度时间”里的一个片段和组成部分，“人类世”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是人类从最初的乐园里堕落。

而挽救人类堕落命运的“可持续发展”当然是极富积极意义的理念，但是它对“过去”的解读是建立在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破坏了地球的和谐与永恒基础上，并对“未来”抱有浪漫主义幻想，认为依靠人类新的技术、新的政策和治理，可以重新使一切处于稳定状态，再次回到“永恒的和谐”。“生态社会主义”者甚至尖锐地指出，这一版本“人类世”叙事，不仅带有鲜明的精英主义色彩，而且是“反民主”的，因为只有“技术专家”有发言权，“人民”只剩下服从的“权利”了。

因此，从全球环境治理角度，杰里米·戴维斯这部专著带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是：放下人类控制世界的雄心和主宰未来的傲慢，重建对自然的敬畏。

这意味着不仅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整体”，更为重要的是人类是一个“整体”，一起给星球留下我们共同的“地层”标志物。人类不能从自然中分离，我们每个人也无法从人类中分离。因此，在保护环境问题上，我们既不能借着给一部分人类“定罪”，让另一部分人类袖手旁观，也不能让一部分人类指手画脚，把自以为是的“一刀切”做法强加给自然，强加给整个人类社会，只有这样才可能展开真正具有实效的全球环境治理行动。

进一步而言，《人类世的诞生》这本书提供的“整合性”视角，可以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对全球环境治理带来启示：

在宏观层面，需要通过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改革的推进，加快全球已经建立的各个领域环境治理机制的整合，以使投入其中的国际资源得到更有效率的充分利用。

事实上，在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三日结束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二十八届会议（COP28）上，就把可再生能源容量和能源效率提高与可再生农业和食品生产、保护和恢复淡水生态系统、气候与健康解决方案等不同的领域整合起来，达成了“阿联酋共识”，形成雄心勃勃的“一揽子”行动议程，可见国际社会机制“整合”已经在路上了。

在微观层面，更不容忽视的是“正式”国际合作体制之外的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的作用。近些年联合国气候谈判大会都会公布新增融资规模，例如COP28宣布新增融资超过八百五十亿美元，其中包括大规模的创新型民间融资。如果市场上越来越多的资金流入环保相关领域，流入例如传统石化燃料领域的资金就会相应减少，那么存在于地下的石化燃料就不会被开采出来并排放到大气中。

COP28公布来自发达国家的私人基金会贝佐斯地球基金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也参与牵头能源转型加速器的正式启动，旨在打造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碳融资平台，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融资。近年来很多跨国企业包括中国的跨国公司十分引人注目地发布年度“可持续发展和气候报告”，介绍企业在生产和经营中减少碳足迹方面取得的进展，承担“绿色”社会责任不仅是企业形象塑造的一部分，也是企业未来发展的新目标。市场的力量被调动起来，其创新和效率将非常值得期待。

另外，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各种民间环保组织爆炸式增长，有些在全球展开行动项目，更多的是在地方层面采取各种切实可行的行动。例如成立于二〇一二年的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绿水”，最初致力于太湖流域的工业污染源监督，为打消属地政府和企业的疑虑，在环保传播理念和行动逻辑方面积极摆脱对抗性思维，注重与政府、企业和公众等利益主体的对话与合作，努力构建环境治理共同体，取得成效后现已转向全国工业污染源监督。

无论这些民间组织环保行动的规模多么微小，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状况，而且在生态层面上有机会经过自然界的演化向外扩展和蔓延，在社会层面上特别是通过自媒体的传播、相互学习和模仿，也有机会向外拓展和蔓延。

这意味着如果每个人都行动起来，无论力量多微薄，我们的行动最终都会在地层学意义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最后自发地编织成全球的环保网络，给这个星球留下我们这一代人的集体“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性”的环保行动同时也是丰富多彩、各具创意的“地方性”环保行动。

因此，“整合”全球的生态环境保护行动，不仅意味着建立全球统一行动机制的“集权”，也意味着给予每个地方和每个人自由创新机会的“分权”。我们不应该被强加于一个统一、僵化的环境友好型模式——事实上这样一个“万能”模式也不存在，而是无论在世界上哪个地方、属于哪个社会阶层和群体，每个人都有机会为一个更好的明天的地球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只有这样，生态环境保护才能真正有活力和具有“可持续性”。

联合国发布气候行动倡议，鼓励削减排放，追求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扩大可持续能源的使用，投资韧性城市，以及诸多其他举措（来源：un.org）

二〇一九年“人类世工作组”（AWG）投票赞成将人类当前所处的时代划分为新的地质时代——“人类世”。从地层学意义上科学地定义一个新的“人类世”地质年代单位一定需要较长的时间，但是杰里米·戴维斯的《人类世的诞生》带给我们的启示是：这并不妨碍每个人都立即行动起来，整合资源对“人类世”进行多学科的综合性全方位研究，特别是在全球层面和地方层面整合资源，共同采取综合性、全方位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