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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理想国不理想

来源：晰数塔互联网快讯时间：2019年12月12日 08:31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冯仑风马牛”（ID：fengluntalk），作者黍风，36氪经授权发布。

故事的开始是一个激荡人心的创业典型。

两个还在读书的学生从学校宿舍起家，通过一个立志改变世界的技术成为全球最大搜索公司。没错，这家公司就是市值达 9000 多亿美元的谷歌。

如今成立 21 年的谷歌早已经成了一个庞然大物。业务多到令人眼花缭乱，除了搜索广告业务，还包括智能家居、AI 健康、无人驾驶等，为了梳理这些业务，谷歌的两位创始人曾在 2015 年对业务进行了一次拆分，并成立了母公司 Alphabet。

看上去像是要大干一场。但实际上，从那时起，无论是拉里·佩奇还是谢尔盖·布林，这两个谷歌的灵魂人物就越来越少地出现在公众视线里，佩奇甚至缺席了去年 6 月的公司年会。

直到近日，他们在公开信里双双宣布辞职，拉里·佩奇辞去 Alphabet 的 CEO，谢尔盖·布林则辞去了公司总裁一职，人们才反应过来，这似乎是一场预谋已久的辞职。但此时的谷歌正麻烦不断，内有员工抗议活动，外则需要应对反垄断调查，这直接导致了谷歌今年的收入增长是三年来最慢的。

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继任者桑达尔·皮查伊被媒体称为，一个在科技行业得到了最差工作的人。人们预测皮查伊将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包括两位联合创始人之前天马行空的创业项目，到那时 Alphabet 将可能无法再维持其自由奔放的文化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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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奇和布林的第一次见面是在 1995 年，当时布林被派去向新生佩奇展示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课程。最开始的相识并不是一见如故，「一开始一切都令人恐慌。我总是在不停地抱怨。」佩奇的喋喋不休一度让布林非常反感。但因为他们同样对计算机感兴趣，最终还是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谷歌理想国不理想

创业早期的佩奇（左）和布林（右）

在此期间，两个人独立或合作发表了许多关于信息搜集和关键字索引的论文，而谷歌的雏形则诞生在 1996 年，他们将它称为 PageRank。两年后，和比尔·盖茨一样，这两个 24 岁的青年选择休学创业，尽管当时只有四台电脑以及一笔来自斯坦福校友的 10 万美元投资，谷歌就这样在加州郊区的一处简陋的车库里诞生了。

公司创立早期提供的唯一服务就是搜索。和两位联合创始人天才般的能力相搭配的是他们的雄心，很多人还记得谷歌早期的标识后面有一个惊叹号，这是天才少年们认为互联网搜索引擎将改变整个世界的印证。

尽管谷歌现在是全球最强大的在线广告载体，但最开始，两位创始人并不想将自己的发明变成广告销售机器。在 1998 年发表的一篇名为《大型超文本网络搜索引擎的剖析》论文中，他们说，「谷歌不会偏向那些为更高的排名而支付高价的实体。」

这种理想被他们进一步精简为「不作恶」，关于该 slogan 起源和时间都不确定，但能确定的是它在 2000 年左右的新世纪诞生了。该 slogan 后来成为谷歌的座右铭，并被写在了招股书里，「我们将坚守『不作恶』的原则，保持用户信任，不接受搜索结果的付费。」在另一份上市的声明中，他们将自己的目标阐述为「让世界更美好」，而不是简单的回报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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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谷歌在纳斯达克上市

除此之外，谷歌的公司氛围也是出名的令人向往。谷歌是吃货们的天堂，联合创始人布林很早就立下规定，每间办公室周围 60 米内必须有吃的，和刚开始创业时，他们将一款叫「瑞典鱼」（其实是一种廉价的糖果）的零食视为珍宝不同，现在财大气粗的谷歌为员工提供花样繁多、品质绝佳的零食与咖啡。

谷歌为了支持环保，还参与创造了很多绿色活动，其中一项是雇山羊当园丁。如果你恰好经过加州谷歌总部的绿草地，你会看到大约 200 只山羊在「修剪」草坪。谷歌也允许员工带宠物狗上班，只要不随地方便即可。在其办公室的顶楼还有两个大游泳池，据李开复回忆，那是为了给按时做出 AdSense 的工程师们的奖励。

其实，轻松的工作环境背后遵循的是公平民主的管理制度。

关于谷歌的人际文化，佩奇曾写下这些管理法则：不要推诿；不要官僚主义；创意比年龄更重要；如果你不能为产品增值，那么你就不要成为碍事的人；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只会说「不，不行」，而不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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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某处办公空间

为了保证员工和管理层沟通顺畅，谷歌员工还可以在每月召开的 TGIF（意为「感谢上帝，到周五了」）会议上向首席执行官发问。

将这种浪漫主义理想发挥到极致的则是在 2013 年。当时声带已经病变的佩奇进行了最后一次公开演讲。身穿亮红色衬衫和黑色夹克的他为人们描述了一个技术理想国，在名为谷歌岛的地方，技术进步可以不受监管要求和社会规范等束缚；技术产业则不必对公司利益、股东和广告过份感激；开发新技术，造福人类是唯一的诉求和使命。

以此设想为原型，一名叫马特·霍南的科技记者用富有想象力的推测，为《连线》杂志撰写了关于在谷歌岛上生活的标志性活动。在那里，他体验了类似科幻电影的场景，戴上眼镜就可以看到自己想看的内容，一些叫 Google 蜘蛛的机器虫子遍布全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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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过去一年是谷歌走下神坛的一年。

2018 年 11 月，不到一周的时间，就有两万名谷歌员工加入大罢工抗议活动。导火线则是《纽约时报》的一则报道，报道称谷歌不仅对性骚扰员工的高管安迪·鲁宾（因为开发了安卓系统，他被称为「安卓之父」）保持沉默，还在其离职时愿意分期支付 9000 万美元的巨额资金，该报道还曝光了谷歌其他多名高管也有类似丑闻。

一个犯错的人却持续得到金钱奖励，谷歌的这一做法彻底点燃了人们心中的愤怒之火。除此之外，谷歌与五角大楼合作的 Maven 军事项目也让人感到愤怒，因为后者的军事化用途，很可能会威胁和平。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罢工组织者总共向管理层提出了多项诉求，包括结束骚扰和歧视案件中的强制仲裁、承诺终止薪酬和机会不平等、让首席多元化官（CDO）直接向首席执行官汇报，并直接向董事会提出建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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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抗议活动的谷歌员工

从抗议活动中可以看出，曾经强调公开透明的谷歌似乎正在走向反面。其实早在谷歌快速发展的 2010 年就有问题曝出。

那一年谷歌市值达 1800 亿美元，拥有员工 2.4 万名，在一段时间里，它甚至平均每周就收购一家公司来充实阵营。安卓手机系统、Youtube、Waze 和 AdSense 等共 70 家公司都是谷歌买来的。

与此同时，却不断有员工因为谷歌机构臃肿和官僚主义而离职，加入新的引领风骚的科技巨头公司里。当时 Facebook 的 1700 员工中有 142 名来自谷歌。「曾经的谷歌三个人就可以开发出世界级的产品，但那已经是过去时了。」谷歌当时的 CEO 埃里克·施密特说道。

而在去年，最受人关注的则是云计算部门高管的相继离职。在华人科技圈里有着极高声誉的李飞飞、李佳等人相继离职。有媒体推测，李飞飞的离职，部分原因可能与「武器级 AI」有关，这与李飞飞一直强调 AI 人性化和伦理道德相违背。

如果说，这只是大公司共有的通病，但更多的迹象表明，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正带着这艘巨轮远离原来的航线。

在佩奇重组公司的 2015 年，谷歌的企业价值观已经从「不作恶」调整为「做正确的事情」。在此之后，曾经的灵魂信条「不作恶」便很少出现在在谷歌文化体系中，等到 2018 年 5 月，归档谷歌行为准则时，这句话只在文档的最后，如蜻蜓点水般提了一下，「请记住，不要作恶，如果您发现某些您不认为正确的事，请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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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和谷歌早年气质一起隐退的，还有它的创始人，这直接导致谷歌领导力的缺失，这是更致命的所在。

自谷歌重组的 2015 年之后，佩奇就过上了半隐居的生活。相比公司，他把更多的时间留在加勒比海的小岛上，在那里他可以专注于自己感兴趣的、关于未来的酷炫技术，谷歌旗下很有想象力却不赚钱的项目，比如飞天汽车、机器人公司、太空旅行、生物科技等，都和这位前 CEO 的兴趣有关。

但在兴趣与现实如何平衡的主题上，佩奇也不能免俗地受到「月亮与六便士」的困扰。据谷歌今年 2 月发布的 2018 年 Q4 财报显示，谷歌内部最受期待的 Other Bets 板块发展不及市场预期，仅贡献了 1.5 亿美元的收入，同比下降 62.3%，低于华尔街预期的 1.9 亿。

Other Bets 是谷歌原有的科技创新部门，涵盖了自动驾驶 Waymo、人工智能 DeepMind、智能医疗 Verily 等业务。因战胜李世石而声名大噪的 AlphaGo 就出自 DeepMind 团队。但在营收上，该业务表现得却不那么令人满意，已经连亏六年，该板块的整体亏损也在扩大。

而在 2014 年，另一位联合创始人布林则被曝出与员工发展婚外恋，尽管他的股权让人们无法使他下台，但无疑这已经成为他职业生涯的一个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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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两位联合创始人在谷歌 TGIF 会议上

至于二人为何选择在此时离去，分析师认为和越来越严苛的监管有关。从去年开始，欧盟委员会已经以滥用市场主导地位、利用「安卓」手机操作系统垄断市场等为由，连续三次对谷歌开出总共高达 82.5 亿欧元的罚单。

随着各国政府大型科技公司的审查越来越严，马克·扎克伯格在不停地道歉，苹果的蒂姆·库克、亚马逊的杰夫·贝索斯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也频频出现在华盛顿特区。对于佩奇和布林来说，不再是高管的他们也就不再是包括愤怒的参议员在内的立法者们所需要的人。华尔街的分析师认为有了皮查伊掌舵，Alphabet 可以更好地置身于政治纷争之外。

值得一提的，尽管已经辞职，佩奇和布林依然分别控制着 Alphabet 总投票权的 25.9% 和 25.1%，而皮查伊拥有的投票权则不到 1％。从这个角度来说，辞职的创始人们并不是真的厌倦了资本与商业，更像是暂避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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