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构调整后,桑德伯格不再是脸书二号人物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乱翻书”(ID:luanbooks),作者 程天一,36氪经授权发布。
Facebook正在从CEO和COO的双核领导结构,转为CEO集权,其他CXO向其汇报的结构。且CPO Chris Cox已经取代了桑德伯格成为Facebook新的二号人物。2018年5月,Facebook对产品和工程团队进行了一次大洗牌,将整个产品与工程团队拆分为三,负责人直接向CEO 扎克伯格汇报。整个产品与工程团队被拆分为三个团队:核心应用群:包括Facebook, Instagram, Messenger, Whatsapp, 由CPO Chris Cox负责
核心产品服务:AI, AR&VR, Blockchain(区块链),Engineering&Infrastructure&Data Privacy(工程&基础建设&数据隐私),由增长VP Javier Olivan负责
新平台与基础架构:Analytics, Ads, Integrity&Growth&Product Management(诚信&增长&产品管理),由CFO Schroepfer负责
COO 桑德伯格的商业与销售团队没有大的变动。在去年这次架构调整中,与她紧密配合的政策与通信负责人Schrage手下的通讯业务拆分,由另外两位女性高管负责。在Facebook数据泄露和隐私丑闻贫乏的大背景下,目前三人都已经从Facebook离职。
本文旨在通过架构调整情况、汇报线变化和2018年的高管离职潮,说明Facebook的曾经的CEO+COO双核结构不再成立。
扎克伯格不再需要成人监管,Facebook的结构开始转为CEO顶部集权,其他CXO向其汇报的结构,而且CPO已经超过了COO。
Facebook高管团队,一度十分稳定
目前Facebook权力顶层的四位高管拥有极强的稳定性,平均供职时间达12年,且都在Facebook的2012年IPO之前就加入公司。其中加入最早的Chris Cox甚至因此在05年大四下学期退学。
这样的稳定性不仅存在于核心管理团队,而是几乎整个高层管理团队。根据Recode于2018年的披露,最顶层的14个VP和业务负责人,平均任期达到9年半,除了CFO外,都在Facebook上市前就已经进入公司。
5月份的调整能够平稳发生——几乎所有主要产品的团队都重新指派了负责人,也是得益于此。
Chamath Palihapitiya在2018年以前,进入大众视线的Facebook高管离职事件似乎只有二起:
增长VP Chamath Palihapitiya于2011年离职,随后创办了The Social + Capital Partnership(2015年更名为Social Capital),Facebook还是这支基金的LP。
产品与工程VP Mike Vernal于2016年离职,加入红杉资本成为合伙人。
这也就使得2018年下半年Facebook的高管离职潮显得尤为特殊——有超过十位高管离职,其中不乏像Schrage(政策与通讯负责人)和Dan Rose(合作伙伴关系负责人)等为Facebook供职十余年的高管。
如果说5月份的调整彻底重组了产品和工程团队,那么下半年接踵而来的高管离职事件,则从某种程度上大幅削弱了COO 桑德伯格的地位。
桑德伯格的团队
Friend of Sheryl从2011年Fortune杂志一篇名为《Inside Facebook》的长文中,几位匿名的爆料者开始用FOSS来形容这位COO团队中的顶层精英:
在Facebook有一个名词,用来形容一群在首席运营官的领导下担任强势职位的精英:他们是FOSS(Friend of Sheryl Sandberg)......几位离开公司的中高级管理人员表示,桑德伯格把朋友放在职权地位,即使有些人的资历低于其他Facebook员工。
一旦他们享有特殊地位,一位前高级经理说:“你真的无法跨越FOSS。”
由于缺少实名的爆料者,这一名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消失在大众视野。2019年Bloomberg在纽约时报的内幕揭露雄文曝光后,再度揭露了FOS的问题:
根据四位知情人士披露,桑德伯格的最爱可以用FOS来形容,即Friend of Sheryl。他们中的一些已经被提拔到公司的强势职位。但是这些顾问们很少有动机告诉她负面的事情,因为她经常批评人们。当这些人让她失望时,她会把他们赶出自己的密友圈。
2010-2013:谷歌系发光发热
桑德伯格的朋友大体上有三类:在Facebook工作的谷歌前雇员,在Facebook工作的前政府人士以及一批杰出的女性。
Facebook 最初的广告系统 Beacon前者无可厚非,桑德伯格帮助谷歌从0到1地建立起了广告销售团队,而经历过Beacon(Facebook在2007年推出的针对性广告系统)大挫败,她在帮助Facebook完成货币化策略时需要做同样的事情。她的行为被称作“把谷歌作为一块肥沃的土地来抢购她需要的任何人”。
为了和Google抢夺人才,她把Facebook的招聘周期缩短到两周,并且表示“两周太长了”。
这被谷歌高管认为是恶意竞争的策略——在谷歌提出候选人提名到候选人获得高级管理人员委员会批准大约需要三周,而桑德伯格显然对谷歌内部的流程十分熟悉,这让她在稀缺工程师的招聘方面占据了主动。
商业和营销平台VP David FischerBusiness Insider 在2010年对Facebook雇员做了统计,在1600名员工中有超过200名是谷歌前雇员。在这一时期从谷歌被引进到Facebook的高管包括Facebook移动业务负责人 Erick Tseng,商业和营销平台VP David Fischer以及2009年到2011年的CTO Bret Taylor(Salesforce的现任总裁)。
这些用人都与Facebook在2012年前后的战略完美符合:
Feed Ads战略:通过广告帮助Facebook真正开始赚钱
Mobile First战略:全力开发安卓和iOS的移动体验
Eric Tseng是安卓的高级产品经理,参与了安卓系统的早期开发,他在加入Facebook后打造了Facebook Home和在全球发挥作用的Internet.org。
也一定程度上因为这些产品的失败而没能更进一步。David Fischer则在负责谷歌负责在线销售与运营,他到现在仍是决定Facebook广告收入的重要角色。
这一批被桑德伯格引入的前谷歌雇员,和她自己对广告主强大的影响力,帮助Facebook完成了货币化策略。桑德伯格开始承担了一段时间成人监管的角色,扎克伯格也会不时向她请教管理问题,Facebook内部俨然形成了CEO+COO的双核治理轨迹。
2018:桑德伯格无人可用
在2013年到2018年的漫长时间里,Facebook的战略有了两个明显转向:
Facebook Family战略:Facebook向矩阵内的其他应用输送流量
国际化战略:美国增长达到瓶颈,国际化成为关键
商业化依然重要,但是已经不像当初寻找货币化策略一样重要和急迫,Newsfeed Ads根据产品的演进,相应地演化成了Stories Ads和Video Ads。
一个微妙的汇报线调整发生在2013年8月,新入职的产品营销VP Gary Briggs开始向当时的产品副总裁(现在的CPO)Chris Cox汇报,而他的前任Eric Antonow还是直接向桑德伯格汇报的6位高管之一。
和她的女权事业相对应,桑德伯格越来越多的工作开始和公司治理、政府关系、公共政策以及企业通讯相关。
桑德伯格与施拉格在2018年Facebook的丑闻事件中,桑德伯格的两个左右手最常被提起:公共政策与通讯VP Elliot Schrage和全球公共政策VP Joel Kaplan,二者都直接给桑德伯格汇报。
这两位VP可以被视作FOSS的最典型代表:Elliot Schrage是2010年那一批被引入的前谷歌高管之一,他在谷歌负责的也是全球通讯与公共事务。
Joel Kaplan则是资深政府人士,曾是小布什的竞选政策顾问,后来担任总统的政策助理,2011年加入Facebook后负责其华盛顿特区办事处。也正是这两人对于保守派的绥靖和暧昧态度,让桑德伯格在2018年尾处于一种危机地位。
卡普兰与扎克伯格随着危机地位而来或者说引发了危机的另一层原因是,桑德伯格在2018年陆续失去了她上一阶段重用的高管们。在公司治理上,桑德伯格在产生分歧后失去了她的首席安全官Alex Stamos,随后又在8月份失去了公司最重要的高管之一,合作伙伴关系VP Dan Rose。
在政府关系上,她失去了首席法务官Colin Stretch,Joel Kaplan虽然还在公司,但他和保守党的亲密关系会带来巨大压力;在公共政策与企业通讯上,桑德伯格几乎陷入了无人可用的局面,在Elliot Schrage辞职后,他手下的两名通讯主管也相继辞职。
截止2019年3月,Facebook有11名业务负责人或VP离职,其中6名都直接向桑德伯格汇报或是向她手下的VP汇报,而剩余的5名则基本上是被收购公司的创始人。
扎克伯格,Dan Rose与桑德伯格特别值得留意的是,Facebook管理团队的稳定性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了:Dan Rose为Facebook供职超过了11年,负责公司与媒体公司和苹果、谷歌等分销商的合作,还负责推动了2012年对Instagram的收购;另一名重要高管Elliot Schrage也为公司供职超10年。
这股离职潮的另一层讽刺意义在于,2018年5月的架构调整中,对商业与销售一侧的调整是Rachel Whetstone分担了Caryn Marooney的通讯业务,前者负责企业通讯,后者负责产品通讯,直接向Schrage汇报。
然而3个月后,入职刚满一年的Rachel Whetstone宣布辞职,跳槽担任Netflix公关负责人;2019年2月,已经为Facebook供职8年的Caryn Marooney(她在2018年末被提升为Facebook首席公关主管)宣布辞职,表示希望重返技术和产品领域。
这一调整几乎彻底失败了。
桑德伯格的2019:谁是朋友?
感谢 Lean In,桑德伯格仍然拥有她的女性盟友——人力资源VP Lori Goler、Instagram COO Marne Levine以及全球广告销售VP Carolyn Everson。
这几位高管在几乎8年前在不同的职位上时就开始向桑德伯格直接汇报,也同样支持她在性别议题上的主张。
桑德伯格与Lori GolerLori Goler是Leanin.org的董事会成员,帮助桑德伯格稳定目前在她的女权运动基金会中的局面——目前除桑德伯格外的3位创始人中有两位已经是Facebook的公开反对者:
Leanin.orgCEO Rachel Thomas在自己的推特上不断指责Facebook的内容运营规则和黑公关手段,同时发声:“6年了,Sheryl和Lean In的关系已经没有那么大了”
Leanin.org的另一位联合创始人Gina Bianchin于2017年4月创建了 Mighty Networks。这是一个重新构想的社交网络,旨在颠覆Facebook。
桑德伯格与Marne Levine目前个人LinkedIn职位仍是Instagram COO的Marne Levine,则可能帮助桑德伯格止血——她被爆出将重返Facebook接替Dan Rose的职位,担任全球伙伴关系和业务发展VP。Dan Rose工作的另一部分,M&A,将被另一位高管收入囊中。这两位高管一旦职责确定,都将直接向COO汇报。
在Elliot Schrage的接替人选上,桑德伯格已经挑选了英国前副首相Nick Clegg。他已经于2018年10月入职,直接向桑德伯格汇报。这位高官的背景将有助于推动Facebook与欧洲相关方面对隐私和数据问题的谈判。公关和通讯团队的重建则仍然需要一段时间。
调整后的工程与产品团队
看一看三个新的团队,Chris Cox无疑是最大赢家。他现在执掌一个前所未有的产品矩阵,包括了Facebook,WhatsApp,Instagram和Messenger,这四个产品拥有数十亿的月活跃用户,每年产生四百多亿美元的广告营收。另一个赢家是Javier Olivan。在2013年披露的组织架构中,他所带领的增长部门的汇报对象还是COO。职责是:
· 数据采集与分析
·技术基础设施
·增长策略(拉新与留存)
·全球化
·Messenger
现在这些职责被重新组织成三部分:
· 分析
· 广告
· 商业诚信,安全,产品管理
Alex Schultz这意味着Olivan的团队将全面负责起Facebook核心产品的广告业务、分析、增长、安全问题和管理。他的汇报对象也转变为CEO。
同时Olivan团队拥有他亲密的旧部,Alex Schultz于2007年进入增长部门,从分析师做起,后来负责起增长策略,到2014年升职为VP,全面负责起Facebook增长策略、分析与全球化。这位老部下在自己的LinkedIn上特地注明:“因为我们都是VP,所以必须说明,Javi是我的老板”。
扎克伯格与Mark BabkinOlivan手下负责广告的Mark Rabkin如今的职位是广告与商业平台VP,这与桑德伯格从谷歌引入的广告大将David Fischer在最初进入公司时的职位相同。后者如今的职位已经调整为广告与全球运营VP。产品团队和COO团队将如何协作,这可能给桑德伯格在广告业务带来的权力范围变化,都还未可知。
与这些架构与职能的调整相对应的依然是Facebook的策略转变,现在可以把剩下的一点补充上:
2012:Feed Ads战略:通过广告帮助Facebook真正开始赚钱
2012:Mobile First战略:全力开发安卓和iOS的移动体验
2015:Facebook Family战略:Facebook向WhatsApp和Instagram输送流量
2018:Private Message战略:在Facebook Family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对更紧密的Facebook Family的追求,在汇报关系的变化上,很明显地体现了出来:
过去,Kevin Systrom(Instagram创始人,前负责人) 名义上向 Facebook 的 CTO, Mike Schroepfer 汇报,但是,这层汇报关系并没有广为人知,很多员工也都证实,很多时候,Kevin Systrom 直接和扎克伯格沟通产品问题,转向 Chris Cox 汇报,“是在 Kevin 和马克之间加了一层”。
Systrom在架构调整4个月后,和另一位Instagram联合创始人一起辞职,“继续探索好奇心和创造力”。
2018年的离职潮让桑德伯格团队出现不少缺口。然而对Chris Cox来说,被收购产品的创始人们的出走,可能也是一个好事。
Instagram两位创始人与Adam Morriseri在Systrom离职5天后,Facebook即对外宣布原Instagram产品负责人Adam Morriseri将成为其新主管。他曾和Chris Cox在一个团队里缔造了Newsfeed,现在重新联手,可以更好发扬Cox根据不同信息赋予不同权重的信息流理解。送走了创始人,Cox反而拥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
除了作为首批15名软件工程,打造了Newsfeed以外,这名CPO的其他经历也构成了一个称职的公司经理人所需要的一切。
在打造完Newsfeed后,Chris Cox成为Facebook的人力资源总监,建立了Facebook的人力资源体系和招聘计划,并领导定义了公司使命与价值观的过程。2008年,他成为Facebook产品副总裁,首先负责的是产品经理与设计师团队的搭建。
他现在仍会每隔一周举行新人培训,欢迎那些刚进入公司的员工,并对他们说:“你们拥有在这里创作巨大影响力的机会,我们都需要密切关注”。
一些媒体开始称Chris Cox为Facebook的“the third senior executive”。也有越来越多的媒体报道倾向于把这个36岁的CPO称作Facebook最重要的高管,而这一名号原来归属于COO 桑德伯格。
2018的架构调整与高管离职潮,从CEO和COO的双核领导结构,转为CEO集权,其他CXO向其汇报的结构。哪怕在CXO中,桑德伯格能否坐稳自己的一号座次,也已经值得怀疑。这也是所有“成人监管”必将面对的结果——CEO最终会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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