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离开Facebook？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硅兔赛跑”（ID：sv_race），作者 硅兔君，36氪经授权发布。

Facebook曾经被认为是硅谷最无人愿意离开的公司，然而这家社交网络巨头正在不断地流失重要人才。

上周四，Facebook宣布重大人事变动：公司的元老之一、首席产品官（CPO）Chris Cox离职，这也是Facebook在过去几年里职位最高的离职高管。

Chris Cox是谁？他是Facebook最早的15位员工之一，2005年从斯坦福大学在读博士辍学，开始追随扎克伯格。

Cox参与设计了第一代Facebook App。如今，许多Facebook最重要的功能—例如信息流（News Feed）—都出自Cox之手。他曾先后成为Facebook人力资源部的主管以及产品副总裁，并在2014年升任为公司的首席产品官。

和Facebook的另一位左右手、COO Sheryl Sandberg不同，Cox非常低调，公众都不甚了解他的存在。

但事实上，许多Facebook员工将Cox看作是公司第二把手，甚至是扎克伯格的接班人，两人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Cox是扎克伯格最信任的商业伙伴。

2018年，Cox被任命负责Facebook、WhatApp、Messenger三大平台的开发和运营，位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Cox的突然离职令人十分意外。

最不意外的是扎克伯格。

他在博客中透露，Cox在几年前就想要离开Facebook，但从2016年，Facebook就被各种负面新闻缠身，包括俄罗斯方面利用Facebook平台传播假新闻干预总统大选、以及剑桥分析公司的大规模数据泄露丑闻，Cox希望先留下来帮助扎克伯格和Facebook渡过难关。

同样在周四宣布离开Facebook的还有WhatsApp的负责人Chris Daniels。

Daniels之前是Facebook项目Internet.org的负责人，该项目的的目标是将互联网访问和连接带给全世界。去年5月，Daniels开始负责WhatsApp。

离开原因：Facebook的转型与阵痛

据Facebook内部人士透露，Cox和Daniels的离开，和Facebook一周前宣布的重大改变有关。

3月6日，扎克伯格发布了一篇3200字的博客，透露了Facebook将在未来数年内重点发展即时通讯业务，同时整合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三大业务。

业务蓝图的转变对任何一家企业的影响都是巨大的。Facebook的核心业务从来不是围绕通讯而建立的，Instagram也不是。

这两样产品都是让用户向公众、向外界传播和公开自己的信息，然后建立用户画像匹配广告商获得收入。

可如今，扎克伯格意欲设计一种新的社交模式，并围绕即时通讯大做文章。

Facebook从来不会在没有分析过用户数据的情况下做出产品决策。如果扎克伯格说未来是通讯，那么他一定在WhatsApp或者Messenger上看到了前景。WhatsApp的用户数量目前已经达到15亿。

他相信，在互联网的未来，以隐私为中心的通信平台将变得比今天的开放平台更重要，只有在隐私和信任的前提下，人们才能更自由地分享自己的生活。

Facebook已经从私密社交圈中尝到了甜头了。去年秋天，Facebook告诉投资者，它从Snapchat复制过来的的短暂照片和视频剪辑服务Stories非常受欢迎。

在私密交友圈和即时通讯业务之上，扎克伯格希望加入更多的方式实现更丰富的用户交互，这包括视频聊天、群组、故事、企业、支付、商业、并最终成为许多其他类型的私人服务的平台。

听上去是不是很熟悉？对，Facebook就想要成为微信，只不过是面向全世界的。

这必然会带来许多挑战。首先用户私密从来都不是Facebook所擅长的，否则也不会发生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泄露事故，导致公司声誉降到最低；

其次，Facebook拥有众多的竞争者，比如iMessage或者Android Message，在东亚地区有Line和Kakao，如何在竞争中突围；

通讯服务必然带来商业模式的改变，世界上还没有人能想出如何从即时通讯服务上赚钱；

Facebook没有建立起第三方的线上支付系统，也没有电商等业务，如何从广告之外的渠道获得收入，目前还是未知数。

硅谷顶级风投公司Andreessen Horowitz的合伙人道出了Facebook转型真正用意：

如果没有News Feed，俄罗斯人不能在你的新闻源中传播病毒。如果Facebook没有你的数据，（剑桥分析公司的）研究人员就无法抓取你的数据……这不是修补问题，而是彻底删除了问题。

回到Cox身上，他的离职就很好理解了：信息流是Facebook过去十年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但随着Facebook的转型，意味着它的价值和潜力接近封顶。

主导News Feed开发的Cox在未来很难像过去一样对Facebook那么重要了。在无法认可Facebook的转型、以及认定自己对转型新方向无法带来足够贡献的情况下，Cox离开就显得很顺理成章。

“正如马克所概述的那样，我们正朝着产品方向转变新的一页，专注于加密，可互操作的消息传递网络，”Cox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

“这是一个适应当今主题的产品愿景：一个平衡表达、安全、和隐私的现代通信平台。这将是一个很大的项目，我们需要那些我们需要有兴趣看到新方向的领导者。

Cox的潜台词是：他没有兴趣。

Facebook的高管离职名单

Cox和Daniels的离开，进一步延长了Facebook在过去几年里的高管离职名单：

Jan Koum，WhatsApp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CEO），去年4月宣布离职。

Koum和另一位联合创始人Brian Acton在2014年将WhatsApp卖给了Facebook，交易高达190亿美元，其中包括了给Koum和Acton价值30亿美元的Facebook股票。Acton也离开了Facebook。

据媒体报道，Koum离开的原因是与Facebook在WhatsApp的商业路径和开发上出现了重大的分歧。

Elliot Schrage，Facebook通信和公共政策负责人，也是公司最重要的高管之一。他之前是COO Sheryl Sandberg的心腹，后来跟随她从谷歌加入了Facebook，成为了扎克伯格的左膀右臂，处理Facebook的负面新闻以及公关危机。

据媒体报道，Schrage的离职来源于公司内部的压力，不少人批评Shrage没有处理好剑桥分析公司数据泄露的影响以及其他问题。

Rachel Whetstone，高级通讯业高管，在Facebook呆了近一年的时间后，于去年年8月正式离职，并加入了Netflix。她的顶头上司便是Schrage。

有消息称，Whetstone来到Facebook的一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免她在以前的工作中遇到的许多棘手的挑战。

比如，她之前是Uber的沟通和公共政策负责人，在那里她与当时Uber的CEO和创始人Travis Kalanick发生冲突，随后离开。

在Uber之前，Whetstone曾担任谷歌的沟通和政策负责人，工作了十年。讽刺的是，加入Facebook之后，负面消息接踵而至。

Alex Hardiman，新闻产品负责人，去年8月宣布退出Facebook。

Hardiman曾经是纽约时报负责移动和新闻产品。2016年加入Facebook后，她主导了一些Facebook的新闻出产品，但无法缓解平台上的假新闻问题。新闻出身的她也和Facebook的工程师文化格格不入。

Alex Stamos，Facebook的首席安全官（Chief Security Officer），去年8月他宣布离职。

Stamos的离开早有预料。据外媒报道，Stamos和Facebook内部在公司应该如何将干预总统大选、平台滥用等问题的透明化处理上出现了巨大分歧。

Stamos曾主张更多地披露俄罗斯对该平台的干涉以及通过重组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但遭到公司内部的抵制。

Colin Stretch，Facebook的顶级律师、副总裁兼法律总顾问，于去年8月离职。

Kevin Systrom和Mike Krieger，Instagram的联合创始人，在去年9月宣布离开Facebook。

2012年，Krieger和Systrom建立了Instagram并以7.15亿美元的价格将其卖给了Facebook，当时Instagram也只有13名员工和3000万注册用户。如今，Instagram每月有超过10亿的用户活跃量。

创业者总是理想地认为公司能够独善其身。但Facebook的用户增长在美国和欧洲已经出现瓶颈，Instagram是Facebook App以外最重要的广告收入，预计在今年将会占到Facebook 20%的收入，扎克伯格希望增加广告频率，并且将用户数据与Facebook平台相连。

被收购以来，Krieger和Systrom一直试图保持Instagram的品牌和产品独立性，仅依靠Facebook的基础设施和资源。但随着扎克伯格对Instagram的控制力度加大，两位创始人发现许多改变违背了他们的初衷，最终分道扬镳。

Brendan Iribe，Oculus VR的联合创始人兼前CEO，在去年10月宣布离职。

Iribe的离开源于对Oculus业务没有实权，开发的产品不受内部重视，发展理念和扎克伯格出现分歧，导致离开。值得一提的是，Oculus VR另外两位创始人Palmer Luckey和Michael Antonov也都离开了Facebook。

Facebook高管出走潮：时代转变所带来的历史阵痛

一方面，围绕在Facebook身上的种种负面危机，是科技进步带来的傲慢与偏见。

从业者执着地认为科技是中立的，科技公司是游离在社会责任体系之外，只需要遵循纯粹的商业逻辑，缺乏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标准，导致一系列的平台滥用危机。

这种问题不仅仅出现在Facebook上，过去几年，Twitter、谷歌、亚马逊都相继中招，受到公众质疑，引发公司内部激烈的讨论和撕裂。

另一方面，已经看到增长瓶颈的Facebook需要新的业务增长点，寄希望于过去的收购企业为公司带来十足的利润增长无可厚非，在这个基础上，扎克伯格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加速产品商业化，将过去孤立的品牌进行深度结合，这本身没有问题。

原公司创始人或者部分高管出走是不可避免的代价。

问题是，当两个方面的问题同时出现，Facebook的高管出走已经不是正常的人事变动。高管手上掌握不了话语权，同时企业文化和价值观和自己相悖，这只能卷包袱走人了。

Cox应该是Facebook过去乃至未来几年出走的最高高管了，但即使如此，Facebook的高管出走潮短时间内不会缓解。留给扎克伯格的不仅仅是业务转型问题，如何拾起公司的士气才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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