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疫情，为什么老人不比年轻人知道的信息少？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赵继成频道”（ID:zhaojcpd），作者：赵继成，36氪经授权发布。

01 发生在中国村庄里的数字经济学

这次疫情，在家隔离期间，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每天早餐的时候，全家会聊一聊疫情的情况。我刚一说意大利现在情况不妙，我妈马上就接着话题说，没错，那边医院怎么怎么样，那边护士怎么怎么样……

我说，国内某地出现了一例本土病例，我妈接过话，甚至把那个县的名字直接就讲了出来，还说了一句，“那离咱们老家不远啊。”

突然之间，我感觉到，我和父辈之间的“信息鸿沟”远远不像前些年那么深了。

比如说17年前，非典的时候，和父母交流，会发现常常不在一个轨道上，因为他们看电视获取信息，我上网获取信息，信息来源和信息多寡直接导致观念的不同甚至对撞。

12年前，汶川地震，北京奥运，和父母之间的交流依然有强烈的“信息鸿沟”，甚至观念的冲撞会非常厉害。

约瑟夫.奈说，“信息即权力。”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但还不够，信息不仅仅是权力，信息还是观念、思维，甚至就是一个人的整个世界。

这一次新冠疫情，我和父辈获取信息的媒介基本拉平了，都是通过手机，大家每天看新闻的APP几乎都一样了。

当然，他们看不懂英文，也不会去上知乎、B站，但如果比起20年前、10年前“信息鸿沟”的差距，缩小的程度已经是天翻地覆的了。

2019年，我走访了不少中国的农村。比如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当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前线，中国的西南边疆，也是国家重点扶贫区。

在那里，我发现当地农民用家里的电脑、手机上网，通过电商平台，把大山里种的雪莲果卖到了全国各地，收入提高了一大截。

在河北张家口的坝上草原，很多地区属于国家级贫困区。在草原深处，当地超市老板用手机下单，补货，而不用像过去那样跋山涉水往县城里跑；当地经营农家院的农户，用手机招揽客户，一车车来自北京的游客走进了草原深处。

在中国的苏北，有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叫沙集，人口不到7万人，但现在拥有16000多家网络零售商，2017年沙集的家具销售额达90亿元人民币，占中国家具销售总额的3.2%。

但就在10年前，这里还是一个贫困的地区，当地的农民主要依靠农业生产和回收废弃塑料谋生，在家具生产和销售方面没有任何经验。

第一个带头的人是一个叫孙寒的年轻人，上了两年大学后退学工作，在网上开了一家淘宝店，雇佣木匠进行设计和制造，然后在网上销售，第一个月就卖了10多万元。

这引起了邻居们的注意。大家学起来很快，不光年轻人干，老年人也加入进来，当地迅速形成了家具产业集群。地方政府为了扶持产业，投资新建了基础设施，建立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家具集群由此诞生。

在今天的中国，你随意走进任何一个村庄，基本上都能了解到一个个被数字化技术改变生活的故事。

02 为什么说数字革命跟以往都不一样

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数字技术对穷人的帮助更大，还是对富人的帮助更大？

你可能会说富人，因为没有数字技术，就没有比尔·盖茨、贝佐斯、扎克伯格这些顶级富豪。

但答案也可以是穷人。因为如果从边际收益的角度看，数字技术对穷人是雪中送炭，甚至是走出贫困最有力的帮手。尤其是，它让贫穷的人看到了有机会实现致富的希望，一种机会上的“普惠”。

罗汉堂出版了一本英文版新书《新普惠经济——数字技术如何推动普惠性增长》，专门阐释了这个问题。罗汉堂秘书长陈龙教授在前不久与诺贝尔经济学家斯宾塞对话时，我注意到一个细节，陈龙教授格外提到了数字技术与过去的数次技术革命显著“不一样”，这种“不一样”，让数字技术能够推动普惠性增长。

具体来说，怎么不一样呢？

首先，数字技术采用和渗透的速度前所未有的快。

以美国为例，要达到25%的渗透率，电话需要35年，收音机需要31年，电视需要26年，个人电脑需要16年，手机需要13年，而互联网只需要7年。

其次，数字技术使用成本前所未有的低。

不管是200年前的蒸汽机革命，100年前的石化内燃机革命、电力革命，50年前的早期计算机革命，都是自上而下的革命，都不是普通人能够马上使用和获益的技术革命。

但数字技术就不一样了，尤其是互联网和手机的结合，对普通人来说使用新技术的成本已经是前所未有的低了。罗汉堂的数据显示，以数字技术采用指数来衡量，在人均GDP低于5000美元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技术渗透率与发达国家大致相同。

甚至出现了一个奇妙的现象，经济越是不发达，人们对数字技术的热情越高，渗透速度越快。比如，中国和印尼90%以上的受访者表示愿意使用移动支付，在印度这一比例超过80%，肯尼亚接近80%，而在美国这一比例不到45%，在法国只有31%，在日本不到30%。

第三，数字技术具有非竞争性，用的人越多，价格不会越贵，资源不会越稀缺，相反会越有价值，能带来更多的福利。

关于这一点，马云有一个精妙的比喻，让人豁然开朗，他说“数据作为资源，其价值和意义远大于石油，石油有一天会被开采完毕，而数据，使用它的人越多，它就越有价值。”

这一点想必不用过多解释，每个人都有切身感受。在国外有“copy党”，信奉control+C。科技思想家克莱·舍基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认知盈余》，讲的就是人们如何通过富余的时间和精力构建了一个开放共享的数字资源库，这个库在过去传统物理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说到这，我想起了历史上著名的一位“悲观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他总是喊“狼来了”，要注意人口增长带来的资源稀缺。但如果，他能够预见有一天数字化生存时代会到来，数字化技术会带来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增长，甚至用的人越多，越用之不尽，取之不竭，马尔萨斯经济学是不是会完全改写呢？

03 降低技能门槛不亚于提高技能水平

既然数字技术如此“不一样”，那么如何用数字技术来推动普惠性增长？

鉴于数字技术的特点以及在中国的成功实践案例，要让数字技术实现普惠性增长，需要提高技术的渗透率，采用率，降低使用门槛，这其中尤为重要的就是发挥平台的力量。

去年我参加了一场5G主题的峰会。现场有一位来自某大型运营商公司的负责人。她说，大家都在谈5G，国家也在大力推动5G，但大家有没有想过5G时代你用手机看视频、看电影，享受无人驾驶汽车，都是需要巨大的流量支持的，这些流量的成本是很高的。

她说，政府把发展5G作为国家战略在推动，尽可能降低流量的使用成本，让大家都可以用更快的网速，所以很多人用起流量来“一点都不心疼，没有感觉。”

前段时间我去迪拜旅行，这个传说中富得流油的地方，按说抠门跟这个地方应该是没有关系的，但我在入住的酒店居然没有办法用wifi拨打视频电话，一下子觉得非常不方便。而且，我问了问当地上网的价格，比国内高的不是一点半点。

当然，在国内也不是每家每户都能上得起网。最近疫情期间，经常看到新闻，在农村的一些贫困家庭里，孩子没法上网学习，只能跑到邻居家去蹭网，甚至有的老师就在邻居家的院墙外坐着上课，看得让人心疼。

把上网的成本降下来，把使用智能手机的成本降下来，让更多的人尤其是穷人也能轻松上网，享受到数字技术带来的普惠性福利，真的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还应该是国家战略，关乎国家竞争力、公民平权和国家价值观。

这其中，数字化平台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不管是我在云南文山看到的农户上网卖雪莲果，还是在河北张家口当地农民用手机经营民宿，苏北沙集的家具产业群，背后都有数字技术平台在发挥着支撑作用。

比如淘宝、支付宝、携程、快手、抖音，这些平台既是供需两端的“超级连接者”，也是“生态孵化者”和“秩序维持者”——他们让普通人借助数字技术改变生产和生活的效率大大提升，成本大大降低。

如果从市场要素的角度来看，这些数字化平台创造了新的信任系统；解决了消费者高效搜寻和匹配产品的能力；同时保证商品的真实性；确保交易的安全和便捷；出现争端的时候，平台还可以充当秩序提供者的角色。

21世纪，如果我们说数字技术是所有技术中最伟大的发明，那么数字化平台就是所有这些发明中最伟大的发明。

04 从“创造性破坏”到“创造性建设”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在数字技术推动普惠性增长的过程中，政府能够做些什么。

政府能做的事情其实非常多，比如和企业之间的有效合作，政府要有意识的鼓励由市场驱动的创新尝试；要做好数字技术的基础设施建设，降低技术使用门槛；同时，要保障就业，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数据安全。

罗汉堂认为，在中国，数字普惠性增长的成功首先取决于政府部门和私营企业的紧密合作，其次是鼓励私营企业进行尝试，最后是支持数字平台的发展。

以电商平台为例，各大电商进入农村市场的过程中，在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搭建过程中，都离不开政府部门的支持。比如网络的铺设，公路的修通，简化中小微企业注册流程，帮助村民收集和提供市场信息，甚至帮助农民学习上网，在当地构建产业集群，都需要政府的努力。

还有就是政府对私营企业进行创新尝试的支持。过去几年，政府鼓励创新创业；最近疫情期间倡导新基建，发力5G、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在支付宝等数字支付技术的发展中，政府并没有阻止创新，这让中国数字化支付普及率遥遥领先。

还有很重要一点是，数字化技术带来的不都是好处，也可能会带来失业、不公平竞争、侵权、数字黑产，这些也是需要政府来应对的挑战。

就像火车出现时马车夫会失业，数字化技术也会带来一部分人的失业问题。政府需要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进行就业培训，抹平数字化伤害；还要打击网络黑产，做好信息保护；促进公平竞争，推动数字经济带来普惠性增长。

创新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过一个概念“创造性破坏”，他认为每一次创新都是通过对现有的破坏来实现的。这种破坏对市场来说是常态，但对政府来说却是挑战。将“创造性破坏”变成“创造性建设”，让贫富悬殊变成普惠性增长，是数字化时代政府的责任，也是数字化平台的责任，以及全社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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