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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在疫情高速路上逆行

来源：晰数塔互联网快讯时间：2020年04月14日 10:24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世界说（ID：globusnews），作者：闵路然，责编：张希蓓，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时代，瑞典的情况有时让人联想起那个“为什么今天高速路上所有人都在逆行”的旧笑话。

从二月底新冠病毒开始在瑞典爆发式传播至今，瑞典在这场全球抗疫战中一直不走寻常路：在全世界封城封国的大背景下，瑞典公共卫生局一直坚称病毒在潜伏期不会传染、戴口罩没有用，以及儿童不会传播病毒；政府坚持不考虑封城，且至今仍要求公立幼儿园、小学和初中照常上课；首相Stefan Löfven还在敦促全民外出，到餐馆打包回家吃以支持餐饮业。

从疫情爆发初期斯德哥尔摩省居民可居家检测，到3月12日宣布“非高危人群不住院不检测”，再到三月底开始大规模检测，政府举措朝令夕改，瑞典的确诊人数曲线走势始终保持陡峭。

截至当地时间4月13日中午，瑞典总计确诊10483人，只略低于挪威和丹麦两国的总和，死亡899人，约等于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死亡人数总和的两倍。

《每日工业报》对Giesecke的采访报道：“所有其他国家都做错了。” / 网页截图

除了增加检测，当局其他举措没有什么大变化，疫情亦没有任何放慢的迹象。但即使如此，瑞典前国家流行病学家、前公共卫生局专家Johan Giesecke在接受《每日工业报》采访时依然表示：

“所有其他国家都做错了”（Alla andra länder gör fel），并告诉记者“我有一种直觉——瑞典会在五月底恢复正常。”

国家与公众：信任专家

“瑞典是一个基于信任和责任的开放社会，因此选择了符合国家模式的策略。”“必须承认该病毒已经在我国传播，但隔离大量健康人没有任何意义。”瑞典公信力最高的媒体之一《每日工业报》这样解释瑞典特色防疫。

瑞典国民似乎也证明了自己的可靠性。尽管政府没有采取强制措施限制民众出行自由，但“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70岁及以上老人留在家中”、“有感冒发烧等症状请不要出门工作或购物”、“不送有感冒发烧等症状的孩子上学”、“尽可能在家工作”等公共卫生局提出的、首相和国王多次在电视讲话中呼吁全民的建议还是得到了大多数公司和个人的遵守。

4月12日的斯德哥尔摩 / 世界说

不可否认，这些建议的内容比起其他国家的种种措施来说仍然太“软”，但瑞典依然相信这是正确的处理方式。

从社会情绪而言，瑞典人并不那么相信强制性措施的有效性，甚至怀疑如果强制措施损伤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激起逆反和恐慌，在效果上可能适得其反。

公共卫生局局长Johan Carlson在接受瑞典国家电视台采访时透露，“邻国卫生局的同仁对‘封城’的影响很担忧。”他解释说，

“如果要采取一项需要持续几个月的措施，需要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接受。社会上被禁止的事情有很多，比如吸毒，但是毒品没有因为法律而消失。”

他强调，“基础上，民众必须有自己的洞察力和理解。这就是我们目前在控制疫情中正在做的事。”

除了强调信任的公共氛围，瑞典本身的制度设计也是“不走寻常路”的原因之一。国家宪法和政治制度规定，瑞典政府不能独自完成决策程序，因为宪法规定“国家的公共机构独立于政府存在”，而公共卫生局即属于这样的公共机构。

这样权力划分的界线在新冠疫情中显得尤为清晰。政府在整体领导中发挥着作用，但必须总是尊重公共机构的专业和独立。

在这样的法律框架中，卫生与社会福利部长无法对疫情中的决策起决定性作用，在疫情爆发期间瑞典政府颁布的极少数法规（如禁止50人以上集会）是政府根据公共卫生局的建议制定的。

相比之下，在隔壁的丹麦和挪威，政府的权力就比瑞典大很多。丹麦和挪威的公共卫生局的专家和瑞典一样反对关闭学校，但两国政府还是做出了相反决定。丹麦卫生部长也透露，他们的专家对于封城停课等效果抱持怀疑态度，但他解释说：

“我们没有证据证明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有用。但是我们愿意今天多做点，而不是在三个星期之后发现我们现在做得太少。”

瑞典首相Stefan Löfven和国家流行病学家Anders Tegnell，后者才是瑞典防疫措施的主要决策者 / 网络

而在瑞典，来自专家的怀疑直接影响了国家的防疫措施，但面对新冠这样的未知威胁，没有人知道专家依靠经验形成的判断是否依然可靠。

此前瑞典公共卫生局曾在公布的官方信息和指南中明确表示，新型冠状病毒在潜伏期不具有传播能力，也没有证据表明儿童病患会传播给他人，但类似的判断与全球临床研究得出的结果并不相符。

就连相信“所有其他国家全错了”的那位前国家流行病学家Johan Giesecke也在怀疑，瑞典对于专家意见的依赖是否“有点过大”，这可能造成风险。他表示：

“政府应该有其它方面的考虑，但是却让我们来做决策。”

经济问题：失业或成更大威胁

事实上，瑞典政府当然有其他方面的考虑，但正是这些顾虑让官员们更倾向于支持专家的“不封城”决定，而非相反。

公共卫生局“不必关商店和餐馆”的建议一经出台，马上获得了瑞典左右翼政党的一致支持和身体力行。左至社会民主党首相Stefan Löfven和财政部长Magdalena Andersson，右至温和党党首Ulf Kristersson，这些高层政客纷纷到餐馆打包食物带走，以示对当地餐饮业的支持。

官员带动下，瑞典普通民众也积极响应——从周末仍然满座的户外餐厅和酒吧可见一斑。

首相Stefan Löfven及夫人于3月20日到位于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一家餐馆打包晚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号召民众一起多到餐馆打包消费支持餐饮业 / 瑞典《晚报》采访视频截图

在全欧洲都已经宣布停摆的当下，不走寻常路的瑞典迅速成了各国网友调侃的对象，不过瑞典对此的解释也十分明确：国家流行病学家安德斯·泰格内尔（Anders Tegnell）在接受英国《每日邮报》采访时表示：

“我仍然去餐馆吃饭。我们不能关闭所有的服务。失业是对公众健康的巨大威胁，这是你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在整个瑞典经济当中，雇员规模少于250人的中小企业占比99.9%，雇员规模多于250人的大企业（如爱立信、宜家、H&M等）仅占瑞典公司总数的0.1%。在这99.9%的中小企业中，雇员人数介于1-9人的单人或微型企业又占96.4%，大部分餐厅、酒吧等都在这96.4%之列。

斯德哥尔摩一家在疫情期间照常营业的酒馆 / 网络

这样的社会经济结构意味着，如果因为疫情关闭所有餐馆和商店、限制民众外出，会产生大量失业人口和倒闭的公司。即使在没有执行强硬措施的当下，刚刚过去的这个三月，全国被通知解雇的人数已达到36800，亦创下史上单月新高记录，多于正常情况下的单月3000人几十倍，甚至高于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单月20000人。

随失业潮而来的，则是国家财政需要支出失业群体长达300天至450天不等的失业金（支付额度为失业前工资的80%左右），而为了应对这次疫情带来的经济打击，瑞典又已出台政策降低了失业金申领门槛。

这一切是以瑞典长期以来的高税收为基础的，安宁时期贡献高税收，危急时刻指望政府“接锅”，从逻辑上讲理所当然，但在这次程度空前的危机面前，国家财政也面临巨大压力，而它们最终仍会落在每个人头上。

“和平创伤”：东西用时再买

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以来，瑞典从国家制度设计到社会日常运转，种种习以为常都面临着空前拷问：过去几个月，“和平创伤”（瑞典语：fredsskada，与“战争创伤”相对，指长期和平带来的判断失误、反应迟钝等问题）问题被国内外反复提及，这次疫情中当局的种种准备不足，让人很难不怀疑瑞典是否已经因为太长时间没有经历危机而失去了应对危机的能力。

长期高税收、国库充实且号称福利“从摇篮到坟墓”的瑞典，在此次新冠危机当中暴露出的应对能力不足是举世共睹的事实。

一个月前，有关部门就承认瑞典各个省的防护用品储备总共只够支持完成5806次检验诊断和1444个住院日时长，而疫情的不断蔓延，让瑞典食品和医疗物资的供应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

今天的瑞典是全球少数几个毫无物资储备的国家，曾经遍布国内数百个仓库的战略物资储备，到冷战结束以后已经被瑞典政府主动放弃，特别是在1995年1月1日瑞典加入欧盟以后，瑞典政府认为欧盟各国内部市场足以解决食物问题，因此完全停止了应急食物储备。根据瑞典民防联盟的评估，如果现在瑞典停止食物进口，只能支撑大概一周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