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轶君：我怀疑，我们可能无法打败“三体人”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周轶君，题图：视觉中国

疫情之下，我们看到全世界都纷纷在关闭边界。

这种感觉就像是原本我们都住在一栋大楼里，每个国家就像住在不同房间里的人，你可以看到一扇扇窗户在熄灭。

最新一期《经济学人》的封面，干脆画上了一个“歇业”的地球。

我们的整个地球都不对外开张了。

这一次病毒蔓延的状况也让我们意识到，全球化的速度与过去已经全然不同。

在中世纪的时候，所谓的“黑死病”，从东亚传播到欧洲用了10多年的时间，而这一次新冠病毒在全球的扩散，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

面对此次新冠疫情，欧洲的反应迟缓，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能预想到这次病毒的传播速度与历史上其他几次大流行都非常不同，全球的内在联系程度实际上已经变得异常紧密。

加拿大学者卜正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维米尔的帽子》，是关于17世纪全球化的黎明。他从七幅油画和一件荷兰产的青花瓷盘上的细微之处，看到了全球化在隐隐约约展开。

2006年，托马斯·弗莱德曼写过一本非常畅销的书，叫做《世界是平的》，为当时的全球化画了一幅像。当时我们真的相信“世界是平的”，因为生产供应链、观念和流行文化，都处在一种大规模全球化的开端。

直至最近几年，大家却都开始讨论：为什么全球化突然受到阻力，放缓了？

可以看到在全世界不同范围内，保守主义的兴起，大家似乎对全球化这件事情出现了很多的逆向思考，甚至抵制。

今天当我们再谈论起全球化，更多的已经是一个负面的印象。也有很多人在质疑，我们今天面临的全世界病毒大流行，也是全球化带来的吗？

这一次，我们无法打败“三体人”了

先说最近一个好玩的联想，刘慈欣的《三体》里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最后地球人是如何打败三体人的。

看过《三体》的读者可能知道，三体人是比地球人智慧更高的生命，当他们来到我们星球的时候，人类根本没有还手之力，他们可以无处不在地在我们周围监视我们的行动，监听我们的对话，干扰我们的科学和技术进步。

实际上地球人最后是依靠了我们人性当中所谓的一个“缺陷”或者说赢面，也就是人类可以隐藏自己的思想，不表露真实的内心。利用这种“表里不一”，打败了三体人。

但是如果今天三体人再到地球上来的话，如果他们对我们这次应对病毒的反应稍微做一点调研，就会发现它同样可以利用人类的另一种本性来战胜我们，而且毫不费力。

也就是，今天三体人只要在地球上的某一个地方率先发起某种威胁，其实各个国家的第一反应并不是说地球人要联合起来，团结应战，所有人都“大爱无疆”了。

实际上你会看到，其他地方的人们第一反应往往会是“哈哈，他们中招了”，这样有些幸灾乐祸的意思。随后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关起门，阻止灾难到自己的地盘上来。

当然，《三体》中关于文明之间如何相互提防，它其实有自己深化的理论，这里只是一个简单化的概括，为了引入我们的话题，而全世界这一次所谓合作与否也有很多细节尚待讨论。

但很明显的一点是，这一次对于采用某种全球机制，来应对这种病毒的全球大流行，是非常令人失望的，我们几乎没有一个现成的好方法。

2015年比尔·盖茨在Ted有过一个讲演，当时他就提到了，如果有一场全球性流行病的话，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他所说的几乎都被验证了。

为什么我们没有准备好一种全球机制的应对？其中一个具体的原因，就是人类对于一种抽象的威胁，是缺乏想象力的。

如果现在是一场真实的战争，比如海湾战争的时候，我们从电视上能看到那些残酷的血腥的画面，可能对这种战争的风险评估会更具体一点，每一个人会更加清楚这种威胁离我有多远，我又该怎么做。

但是，当这种威胁是看不见的，甚至不像三体人那样有水滴、质子的存在，没有一个具象的表现的时候，人们往往对它缺乏评估，我们的大脑似乎对这种威胁是没有距离感的。 

B站《三体》动画版

为什么欧洲面对疫情的反应如此迟缓？

关于现在欧洲国家面对疫情有些“放任自流”的态度，有很多人表示了质疑。

首先我们需要有一个认知，即目前全世界对于抗疫的不同思路及做法有哪些，又都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社会背景和条件。

根据英国帝国理工大学所出的一份报告，全球多家媒体报道都在引用，其中总结全球抗疫基本上有两种思路：

一种叫做“抑制”。即通过封闭、封锁等手段，尽量减少病毒的流动，就像中国所采取的措施。可以看到的是，这种思路对于抗疫实质是非常有效的，在中国社会的接受度也很高。

另一种叫做“减缓”。也就是像欧洲许多国家所采取的办法，他们认为，面对病毒这个敌人，不能第一时间立刻去封闭，因为他们更担心的是，一旦采取封闭措施，后面该怎么办？该怎么应对封锁之后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比如，正常的病人需要看病，该怎么办；医护人员的孩子上学问题如何解决等等。他们会优先考虑一些特别细致的问题，所以更希望采取一种“减缓”的方式，要根据具体事态的发展，再去决定是否需要采取非常严格的全面封锁。

这两种思路和做法其实各有各的出发点，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具体考虑：

第一，最终目的是什么。

面对一场危机，要考量的东西其实很多，但不可能面面俱到，对于结果的预期也是如此。

比如在中国，我们最想要的其实是安全和稳定；而在欧洲，可能他们第一反应是要考虑公共医疗资源不能被挤兑，不能出现所有人全部涌到医院要求检测及入院治疗的情况发生，所以他们采取的是减缓，希望让人慢慢进医院检查，慢慢去实施一些措施。

第二，社会的接受程度有多高。

比如像封城封闭这样的措施，在中国其实我们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也有其他一些社会或亚洲国家可以采取这样的做法，服从指挥、严密进出，这种社会通常被我们称作“紧密型”。

相对的另外一种，就是“宽松型”。比如欧洲许多国家，哪怕像德国这样的国家，他们的政府也只能通过警示、劝阻的方式告诉民众，这次疫情都存在哪些具体的危险，劝大家不要外出、不要聚集。

但是，至于民众是否能听从政府的劝告，还是只能靠大家的自觉及相互监督。所以在这种“宽松型”国家里，需要给个人判断留下一定的空间。

他们的民众对于强制封锁的接受度其实很低，即便一开始就要求大家待在家里也做不到，就像意大利出现的“假封城”情况，很多民众还会耍一些小聪明，通过各种各样奇怪的手段偷偷溜出家门去聚会。

所以，当社会接受度并没有到达那种程度，封锁也起不到那样的效果。

第三，对于信息的接受度的不同。

在中国，当我们看到疫情的数字，死亡病例的增长，其实大家还是比较恐慌的；但在欧洲部分国家，他们对于这类信息的接受度，比如死亡率是百分之几，他们会认为这还是一个比较科学的数字，觉得“其实也还好”“反正也不会轮到我”，所以不同地区，对于信息的反应其实也不太一样。

封锁究竟是为了什么？

当然，目前可以判断的一点是，根据帝国理工报告的疫情模型来看（假设它是准确且合理的），这些欧洲国家最终都有可能需要走到不得不封锁的一个状态。

至于具体什么时候需要走到全面封锁的状态，根据计算，基本是当病例的增加超过医疗机构重症病床的拥有量，即当病患数量可能要压垮公共医疗资源的时候，就需要进行全面封锁了。

前一段时间在瑞士，诸如学校以及部分公共场所已经关闭，但是超市和卖食品、药品的场所还是开着，去超市排队，都要求每个人之间间隔两米远，并且规定一定的人数限制以及时间限制。

在宣传时，媒体头条会写，“请自觉遵守社交距离，因为我们不想走到全面封锁那一步”。

在他们看来，维持某一种程度上的自由生活，对他们来说非常之重要。

除此之外，政府宣布封锁也需要考虑到民众后面的生活及生产。

比如在德国，民意也没有认为政府宣布封锁或宣布更强硬的措施太晚，因为如果太早宣布，民众并没有那种接受度，很多人认为，过早的封锁反而会“打乱我们日常的生活生产，那后面我们该怎么办？”因为没有人再告诉他们后面该怎么办。

对于这些地方的政府来说，任何解决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会不会对以后起到先例作用，会不会产生社会矛盾和影响，考虑会比较多，也由此失去了应对效率。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清楚封锁究竟是为了什么。

封锁除了能够抑制病毒的流动，还有一点其实是为了争取时间。尤其对于欧洲国家来说，他们考虑封锁其实是为了争取时间扩大医疗接收能力。

而中国全面封锁的手段非常有效，而且也是在短时间内达到一种效率和较好结果的方式。

但它也难免面临一种风险，就是当松开封锁的时候，可能会面临疫情的反复，因为感染人数较少，还没能在群体中形成一种免疫，仍然存在回潮的可能性。就像之前张文宏医生多次提醒的那样，所以目前我们也在继续严格防控，并且严格管控输入性病例。

一定程度上来说，“抑制”和“减缓”这两种抗疫思路，其实各有利弊。

我们也需要做好一种准备，就是新冠病毒的流行在全球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而且可能在全世界不同范围内发生反复。

为什么仅有“信息透明”是不够的？

除了全球化带来的人员迅速流动以外，造成这一次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如此快速的传播和流动，有没有什么问题是被忽视的？

有些国家就认为，这一次没能更早更好地做出预防措施，是由于世界卫生组织（WHO）没能及时发出大流行的警告。当时尽管他们已经看到中国的疫情情况以及政府的全力以赴抗疫，他们仍然觉得这个病毒离他们还很遥远。

实际上，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全球领导力的缺失，作为监察流行病毒爆发的世卫组织机构，发出的警告太晚，让很多国家没有一个参照系数去反应。

与此同时，也由于这种全球领导力的缺失，当面对这样突然的全球危机爆发，谁家也没有“余粮”的情况下，各个国家之间其实是相互指责多于相互合作的。

最近，《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也发言说，实际上对于现在全球大流行的这种病毒，最好的办法并不是中断合作，而恰恰应该是更紧密的合作，人类应该共享一些成果。

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美好的愿望，但实际上人类能走到分享这一步，真正把我们彼此视为共同体，我认为是需要一些教训的。

赫拉利在演讲中还说到另一点：信息透明是最好的疫苗。但我其实认为，仅仅有信息透明是不够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当我们购买某个App产品，在使用前它通常会有一份很长的用户使用条款让你同意，这个信息应该说是非常公开透明的，但是我们除了点“同意”按钮，还能做什么呢？又有多少人会去认真查看这样透明的信息呢？

所以，信息透明不代表我们就具有了判断力，信息透明也不代表我们真的知道信息是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也暴露出，应对新的危机，我们可能不仅仅是相信某一个机构，我们甚至会变成相信某一个机构里面的某一位专家，或者是相信一些我们选择信任的人。

真正的这种权威性从哪里来？对于信息解读的权威性，将会被重塑。

面对疫情引发的冲突，希望每个人抱有最大的善意和最小的敌意

之前在谈论全球化的时候，我们也会提到一种“思想上的全球化”，一种观念或者一种流行文化的全球化。

这其实是想说，全球化带来了一种思想上、观念上的扁平。大家的思想和观念，包括时尚以及饮食文化等等，都变得相对同一。

但是近几年，恰恰由于这种全球扁平化、同质化的思想传播太快，对于这种思想的全球化开始出现了许多逆潮。

一个例子就是，今天我们在社交网络上看到，很多网络吵架和骂战是无法说服彼此的，因为大家的观念开始趋向越来越不同。尤其是在疫情发生的期间，各种各样的公共话题似乎都会随时引发网络、朋友圈的撕裂。

就我个人来说，我基本不在网络上和人吵架。有一句话说，“如果能被视为是愚蠢的，就不要用其他理由去解释”。

对于网络上的争吵，不必太当真，更不必为此浪费自己的时间。如果真的是和朋友之间产生了意见的分歧，我宁可和他坐下来当面去谈论。

因为在网上争吵是特别容易的，而大家只是相互在抛观点。

这里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是，我们常常认为，彼此身处全球化影响下，我们的对话发生在一个扁平的网络世界或者思想平台上，认为我们应该都有某种共识。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不到对面的那个人，看不到他的生活经历，看不到他的这个观点是如何形成的。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去看到，或者说我们也没有这种耐心去看。

然而，当你能够了解一个人的观点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你可能就不会那么激烈地认为，“他为什么这么说”“这种想法太愚蠢了”“他怎么会那么想”等等。

我们现在身处的这种扁平的意见平台，实质是切断了所有意见背后的整个形成的过程。

正因如此，就更容易形成观点的冲突，产生意见的战争。

如果我们只是在社交媒体上朋友之间相互争吵也就罢了，比较危险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意识之争，可能会由于新冠疫情而产生的全球性危机制度之争，而上升到一个非常高的层级。

这个状况的潜在性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也同时担心，在疫情结束之前，我们是否还能阻止其它灾难的发生？ 

最后想分享一句前几天看到的话，就是“我们怎么做，决定了病毒是什么”。这句话与大家共勉。

在面对这些危机时，我想我们每个普通人能做的事，一是保护好自己，另外一个就是，希望我们每个人之间，能抱有最大的善意，最小的敌意。 

刘慈欣所描绘的“黑暗森林”里，文明与文明之间只能有最低的善意。但在我看来，所谓“高”与“低”，可能每一个社会，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

如果你能够展现稍微高一点点的善意，在不伤害自己的情况下，给予他人多一点点善意，或许汇集起来，对所有人都能创造一份额外的美好。

内容整理自周轶君在B站（bilibil）上的录播节目《这次我开始怀疑，我们打不过三体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周轶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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