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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疫情修改劳动法，印度加速打造“世界工厂”

来源：晰数塔互联网快讯时间：2020年05月20日 11:28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新闻（ID：wowjiemian），作者：肖恩，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近两个月的全面封锁，让13亿印度人陷入停滞。为了刺激就业，解决数千万底层劳工的生活问题，印度部分地区走上了最后一条路——修改劳工法，而这背后是莫迪政府更深的经济复苏计划和成为世界工厂的野心。

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截至5月19日，印度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达102231，成为第11个突破10万关口的国家，死亡病例也已超过3000例。

与此同时，印度国家灾难管理局17日晚发文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将封锁措施接续延长至5月31日，进入封锁的第四阶段，部分地区经济活动重启，邦内交通服务恢复，各邦政府有权自主划分代表不同风险等级的红、橙、绿区。德里首席部长克里瓦尔（Arvind Kejriwal）17日宣布，从19日起商店可以有条件开放。

本月初起，共有10个邦陆续出台劳工法修订或或豁免政策，其中5个邦将法定工作时长从8小时提高到11至12小时。人口逾2亿的北方邦更是将一周工作时间从48小时延长到接近极限的72小时，并宣布未来三年内所有企业都可以不受工会和一系列劳工规则限制，具体内容还未明确。路透社报道称，其中包括对最低工资的限制。

在总理莫迪的家乡古吉拉特邦，任何新企业从开始生产活动起，将享受1200天的劳工法豁免权。中央邦、阿萨姆邦、哈里亚纳邦等也都在放宽劳动法的行列。而这些地区恰好大部分都由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掌权。

《经济学人》指出，这些地区利用疫情期间各邦内立法系统无法正常运转，以紧急命令的名义宣布新法规。对于政府来说，这是推动劳动法改革的好时机，也是莫迪经济改革发力的契机。

但也有反对者称，即便给了企业更大的自由度，也不能保证就业机会大幅增加。尤其是当单个工人工作时长提高，在疫情中受挫的企业将利用更少的工人数量，完成同样的工作量，这是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的固有法则。

无论如何，被基本生存需求支配的底层工人，注定是这场利益游戏中的“炮灰”。

夹缝中求生存

修改劳动法的首要目的是促进就业。

根据印度经济检测中心（CMIE）的数据，印度失业率从2月的8%一路飙升至目前的23.8％，仅4月就有1.22亿人失业，其中有9130万是个体小商人和劳工。

由于印度官方不发布每月份、季度和年度就业数据，理由是为了维护社会和谐，因此CMIE的数据被广泛接受。

印度近30天失业率变化。图片来源：CMIE

劳动力市场中占90%的非正式劳工是导致高失业率的重要原因，他们包括个体户、临时工和其他没有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工人。随着建筑业和工厂停工、城市公共交通暂停，大批农民工特别是日薪工人，逃离城市回到自己的家乡，也失去了收入来源。

印度普瑞姆吉大学（Azim Premji University）与10个非政府组织合作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近三分之二（67%）的印度工人因为封城失去工作。与此同时，近半数工人手头上的现金流不足以支撑超过一周的生活。还有四分之三工人表示，接下来几个月可能付不起房租。

印度政府也通过其他方式为失业工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例如派发食物和现金等。莫迪12日宣布了一项266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但这一计划主要是通过企业贷款担保、税收优惠等实现，获益的更多是中产阶级，而不是下层贫苦群体。据《经济学人》报道，城市贫困人口中有 31% 没有获得过任何政府资助的免费食物，70%没有拿过现金补贴。

印度政府17日发布的新封锁指南中更提出，所有根据2005年《灾害管理法案》出台的命令次日起失效，其中一条就是所有企业必须在封锁期间支付工人全额工资。左翼劳工组织指责印度政府彻底放弃了贫困工人群体。

政府救济指望不上，靠劳动吃饭是他们唯一的希望。而等待着他们的，是更恶劣的工作条件。

哈里亚纳邦的的工人阿西瓦尔（Rahul Ahirwar）表示，以往他们就每天要工作10小时，而现在他已经做好工作时间延长、薪水减少的心理准备了。

普瑞姆吉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巴索尔（Amit Basole）则指出，印度仍是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国家，尤其是在教育程度要求低的行业，企业处于绝对的买方市场。因此政府的任务是通过立法保障在市场上处于劣势的工人的权益。

但印度政府的做法却恰恰相反。他们寄希望于企业尽快复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带动经济复苏。

世界工厂不易当

早在2014年刚上任时，莫迪就不止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这个亚洲第三大经济体需要一种以出口制造、重基础建设和城市化为导向的增长模式

在莫迪政府的经济发展蓝图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振兴印度的制造业。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供应链的当口，印度也看到了重塑劳动力市场的机会。

根据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竞相逐低”的原则，印度政府希望以劳动法改革为契机，提高印度市场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

从上世纪90年代起，印度就提出劳动法改革，提高劳动力市场的规范性，也为经济改革提供更友好的环境。印度现有的劳动法多在刚独立时期制定。《经济学人》称，当时印度建设社会主义天堂的决心超过了创造财富的需求，因此劳动法中也存在不少过分苛刻的内容。

例如根据1947年出台的《劳资纠纷法》规定，员工数量超过100人的企业在裁员时，必须获得政府的许可。而政府批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繁杂而苛刻的劳动法已然成为莫迪经济改革大业中的绊脚石，但工会的反对和党派斗争使得大刀阔斧的劳动力市场改革难度颇大。疫情恰好成了改革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