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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在历史与技术的分岔口

来源：晰数塔互联网快讯时间：2020年07月27日 20:36

题图来自视觉中国，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腾讯研究院（ID：cyberlawrc），作者：朱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

“巧笑倩兮，眉目盼兮……”[1]，这是我们看到的人脸；

形似“（1, 0, 1, 1,…, 0）”的向量[2]，这也是机器看到的人“脸”；

写满性格特质，提示高低优劣，这又是部分科学家看到的“人”“脸”[3]……

不同视角下，对“脸”的观感触截然不同；由此，围绕人脸识别的争议，总难达成共识。至今，各方仍在以下问题上角力：批评者的想象，多在眉目具备的脸，并担忧失去穿着睡衣出行的机会。支持者则想象数据库中难以识别个体的数字，并反复尝试树立对数据安全的信心；批评者担忧情绪识别或注意力侦测之术，并申述人脸掩盖下想法的私密一面。

支持者则颇有些委屈，毕竟，识别术总用在可谓最“公共”、面向不特定人群的场所，焉得称为私密？当批评者掏出“尊严”、“自由”、“人格”等大词，支持者在跷跷板另一端放上“安全”、“秩序”、“生存”等同样雄浑的词汇[4]。结果，平衡总在飘摇，始终未有定论。

当逻辑的洋面波浪汹涌、难以通航，深入历史洋底，从下往上建立共识，是无法绕避的进路。从概念出发，我们对“脸”的认识，正经历根本变化：现代之前，经历漫长的思辨与演变。

“脸”成为人格的庇护与象征。这一概念在二十世纪的发展，又塑造了我们对隐私领域许多根本概念的认识；同时，二十世纪以来，穿透脸面乃至心灵的手段逐步应用，导致另一迥异潮流。

二者间“冰炭不同器”，或为上述难题久决不下的根源。放弃源远且长的“脸”、彻底拥抱后一潮流，许多堪称根本的概念，将因此失去根基、需要重建；在技术大潮面前，坚守历史、并以之为后者界限，则是另一同样不易的方向。此处抉择，殊为困难。

以下分三部展开：先探讨前一潮流，再简述二十世纪以来的演变与矛盾，最后总结。

从戏剧到狂欢：近代之前的“脸”

现代之前，改变本来面目的办法，有的温和，有的残忍[5]。前者代表，是花色繁多、穿戴两宜的面具。如Weihe所言，“面具代表对‘脸’的最早的理解”[6]。在技术相对落后的前提下，面具为复制或替代原本面目提供无限空间[7]：从幼童向成人的过渡仪式，常以面具为桥梁；人与神灵或幽灵的沟通，亦频繁仰赖面具[8]。

古典时期，相应思想脉络稍微清晰。如Belting之总结：古希腊时，伴随戏剧艺术发展，面具成为角色之指代，并逐渐衍生出“掩蔽”[9]等意蕴；罗马时期，面具与人格的关联更加直白[10]。当时“面具”一词，即是后来“人格”一词的渊薮（persona）[11]。

对此，西塞罗的论述为后人反复吟咏：大自然为我们戴上两张面具，一是优于野兽的理性，二是每一个体的个性；之外，时势为我们戴上第三层面具，欲望和野心，则为我们妆戴第四层假面[12]。Belting进一步指出：面具这一譬喻，是“个体”这一概念在思想层面成型的基础[13]。当然，面部形象与人格间的关联，尚可从相对残忍的“刺印面部”得到说明：无论东西，“脸”同样具备承载贬损人格刑罚的功用[14]。

无论面具制式，还是刺印花纹，均可能极其丰富。不过，前者既明显，又难长久；后者明显而长久，但欠灵活。此时，在面目及修饰间保持清晰分界，是更为自然的观点[15]。原本面貌所对应的，是洁净与真诚：“……理想情况下，[脸]代表了灵魂的运动……”[16]；与此同时，改易本来面貌，则对应于谎言及矫饰[17]。这一二分，引致圣奥古斯都的经典譬喻：“[信徒的脸，当如开卷之书般敞亮，心当如玻璃般透明……”[18]譬喻投影至法律层面，即是如下经典信条：“任何谎言，都是教义上的罪。”[19]虽然这一愿景从未被不折不扣执行，变通之学说及实践频出；不过，作为道德垂范的“玻璃心”，地位在长时间内未受动摇[20]。

伴随“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21]启程，相比“古板”的圣奥古斯都，西塞罗对“时势”及“欲望”的体谅，逐渐焕发生机[22]。当文艺复兴帷幕徐徐升起，为“面具”、“掩蔽”甚或“谎言”正名的文字越来越多。

Snyder提及，至十五、十六世纪，对理想人格的观念，向以下截然相反的方向生变：“（一方面，在事实层面），人格隐蔽在内；（另一方面），隐蔽本就是人格的理想状态，人格应当‘保持秘密’、‘保持隐遁’、‘脱离现实’，‘仿佛蚌壳般紧闭’……”[23]玻璃的透镜一尘不染，掩蔽的心灵则应笼罩面具。此刻，“脸”与“面具”，开始展现合而为一的趋势。按当时对绅士的道德准则：“……没有人清楚，[另一人的脸]是本来面目，还是有所覆盖、仿佛置身剧场的假面……自然总系人造，神罚本不可靠……”[24]；掩蔽人格，“既意味着承认个体感知的极限，又意味着（在人际关系中）作出区分的能力”[25]。“脸”不再是“灵魂的运动”，而是人格上难以逾越、也不应逾越的边界。

在这个既没有测谎仪，又没有人脸与情绪识别的年代，笛卡尔如此总结人生：“我戴着面具……站在世界的舞台上。”[26]

图：《越狱》第五季（2017）里的人脸识别模仿。来源：豆瓣

尽管如此，个体对面容及情绪的掌控，并没有完全取代面具。同一时代，即使真实人格已受紧密包裹，佩戴面具，仍是彻底取消或倒转既有身份羁绊时无可替代的手段。

历史可向古典时代追寻的狂欢节，即为此处典例：贵族及贵妇主动扮演乞丐，抹脏脸面，沿街乞讨；平常百姓戴上律师衣冠，告知路人，“你被控告了！”[27]不受容忍的论点，与多有顾忌的情爱，一并于都市中迸发[28]。此类抛却身份的狂欢，也以更加可怖的方式发生。

如Bruner之举例：当富者豁免税负，导致贫富差距加增，普通人即组织以“吃大户”为名义的狂欢节。掩蔽面目的人群举办旨在批评与嘲弄的典礼：扛着旨在涤荡富户的耙帚行军，并在市集上销售“富人的肉”[29]。随时间推移，当生理上的脸接过划界人格这层功能，物理上的面具，表达功能愈发突出。变更颜面，既有对自身内心的遮掩，亦可为人格的积极变动[30]。

这一简略的描绘，远远无法反映历史演变的全貌；不过，由此出发，或可为探讨现代情形建立两类推论：首先，从概念的角度，先有“脸”还是先有“人”，并没有看起来那么显然。

实际上，“人格”的安全，在概念层面蕴含了变更脸面的自由；一旦脸面无法成为坚实的屏障，“人”的完整，即有危机；其次，“脸”与“人”的关系，经历了显著变化。在“时移事易”与“玻璃人心”间，前者占得上风。“脸”中庇护内在与切换人格的功能，成为后来理论讨论与技术冲决的焦点。

在概念层面以外，此时发展，也在法律层面鎏刻余辉：“不得强迫自证[誓]其罪”这一基本原则，源头和早期发展，都可在围绕教派身份的争议中找到痕迹[31]。

“泾渭分明“的二十世纪：两种叙事的碰撞

对精密算法与“人为机器”的渴求古已有之，19世纪下半叶时，幻想日益成为现实[32]。在进化论、优生学及科学改造社会的共同感召下，开篇提到的、机器和科学家看到的“脸”，成为一时显学[33]。眼耳口鼻至于颧骨，皆有数目。依名噪一时的科学发现：从面相，可以统计个体是否大概率陷入犯罪或贫穷，也可以推断个人的性格是温和还是暴戾，尚可用于反映个体种族的“贵”“贱”程度[34]（有趣的是，当时即有叠加并追求“平均脸”的风尚[35]）。

Samuels对当时“识别潮流“的叙述，在很大程度上是后续技术发展的先声：一方面，纵然个体的脸面皆有不同，社会应当具有”规范化“、”稳定化“、”一般化“的权力，以同一的方式，限定面目各异的个体。自由变更的面具，显然不受这一想法的欢迎；另一方面，在固定“脸”的同时，社会还要“穿透”脸，“发现”男子气、女子气、种族气质等埋藏在脸面之下，在时人看来又属于人之“本质品性”的特征[36]。简言之，单一令人愉悦，脸面宜于透明。

20世纪中叶，伴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军事技术的起步，今日语境中的人脸识别，一并成为当时美国情国防部与报机构资助的项目[37]。优化目标，与当前用途多有相似：在“扭头、暗光、[相片]角度倾斜、年龄变化”或“距离较远”的前提下，识别特定个体，进而强化身份验证与监控[38]。不过，由于算力微薄等原因，缺乏人工干预时，识别效果难以令人满意[39]。

“发掘”“本质”的梦想，在同一时间发酵：从外在指标出发，推断个体内在特征，再到预测后续行为，引起众多研究[40]。如Levine所述：“所有人[美国各地城镇]都急着数字化，急着匹配手头数据，急着加入这眩目的计算机革命……”[41]

一方面，个体的样貌、特征及行为，一律融合为数据库中一行；另一方面，以算法“高效”处理警力分布、城市骚动和福利分配，成为治理的趋势[42]。基于简陋模型及控制论感召的尝试，很难称得上成功[43]。统摄身份的念想，和全知个体的野心，一刻没有远去。又是半个世纪流逝，眼前趋势，大家都相当熟悉：足以在众多现实场景中关联同一个体身份的人脸识别，发展到了足以大规模实用的地步；同时，不逾旬月，便有引起争议的、推断各类个体（敏感）特征的研究。

在第二、三张脸“攻城略地”的时代，自古典时代一直垂下的主线，并未因此断绝。在一时尘上的科学风尚面前，沃伦和布兰戴斯的一篇《隐私权》，成为探讨隐私问题时几近不言自明的起点[44]；其间“不受侵犯的人格（inviolate personality）”一语，或为隐私领域争议最长久的概念[45]。曾有众多学者批评这一概念“未能展开”或“太过模糊”，在逻辑严密的行文中颇为突兀[46]。

不过，Rosen与Santesso的考证指出：相关用法，可以在华兹华斯对人格的吟咏中找到根源。“自我的意志，抱守不受侵犯的隐遁（inviolate retirement），之上只有良心，只有最高的法则……”[47]相关诗句，在时间上向前，立即追溯至独居并掩蔽人格的传统[48]；在华兹华斯作品中向下追寻，他对大众文化侵扰生活的担忧，几乎为沃伦与布兰戴斯原封不动套用[49]。此处，私密人格与烦扰社会的分明界限，成为对隐私权最根本的譬喻。

不妨再一次将时间切回20世纪中叶：对“脸”的重构与对隐私的想象，再次一荣俱荣。前者既矣，只说后者：直到今日，我们仍在不断（以或隐蔽或明显的方式）重复Altman与Westin等前贤的观点[50]。此外，则有Goffman描述“自我展现”的不朽之作[51]。当文章开篇即引述，“人（person）的最初含义是面具，这并非历史的巧合，每个人，每一时间，每一地点，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都在扮演角色……

最终，我们对角色的理解成为第二本性，以及人格的内在部分……”，并在后文多次采用“脸”和“面具”意象，自西塞罗与奥古斯丁以降的脉络，自此无比清晰。当我们以“拟剧”概括Goffman理论，两字之间，已越千年[52]。人因场景不同，因其中期待规范不同，扮演角色，展现行为，这又直接催生了二十一世纪隐私领域影响最重的研究：作为场景融贯性的隐私[53]。“行为（不妨换成对隐私的规范）当合乎场景，不同场景（不妨替换为隐私的场景性）间当保持和谐”[54]，概念之脉络，几近数学的显然。

在复兴“人”的时代，“脸”的自由树立人；在隐私危殆的年代，“脸”又成为隐私权的基础。

两种潮流间的龃龉冲决，正在升温白热。“人生如舞台”，隐私如拟剧；今日众多表达形式中，仍带有浓浓的狂欢节意味[55]。

伴随现代人的身份认同愈发丰富，化妆与整容术越发精细，社交媒体均有更换头像等功能，“美颜”功能几成当下社交的标配[56]，对“场景性隐私”（不妨回顾朋友圈的分组，或者，直播时美颜出问题的后果）的强调，前所未有地急切。此时，“人”的色彩越发丰富，对隐私的理解愈发丰富，作为二者基础的“脸”，也呼唤越来越丰富的变化形式。

在潮流的另一侧，略带“阴森”的另一潮流，为控制而生，越发显示非常压迫感。一方面，美也好，俊也好，都是需要“一般化”、“稳定化”的对象[57]：时势下的假面，与失控的狂欢，均不受欢迎，最好是一串始终如一的数字。另一方面，那“本应紧闭的蚌壳”，成为技术攻关下需要攻破、克服与控制的对象。于是，分岔口的一边，“戴着面具，站在这世界”的[变脸]舞台上；另一边，面具不受欢迎，脸面宜于透明。

结语

以上简要讨论“脸”之观念与衍变：在“巧笑倩兮”与“一串数字”之间，有难以调和的张力，成为开篇诸难题的根源。在“私密”与“公共”之间，若采历史叙述，“脸”是“私密人格”与“更易身份”的统一，令个体得以在社会中保存、表达自己；反观随技术而来的潮流，以统一甚至穿透脸面为纲，私密在此难以周全，遑论保存私密与公共的复杂互动。

“人格尊严”、“隐私保护”与“识别利益”之间，平衡甚为困难：一方面，前二点的定义，即依赖更易脸面、保守内心的自由；另一方面，人脸识别，从最初的想象到今日的落地，始终谕示着“脸”的统一、同质与标准化，并指向对内心的窥探。一旦后者越过界限，前者的基础，可能随即坍塌。

分岔口处取道，因此难以抉择。走向一边，拥抱技术，将面目单一与内心剔透作为取向，我们或许需要重新建筑“人格”、“身份”、“隐私”等众多概念，风险难以斗量；选择另一边，沿历史踱步，尊重个体展现面目的自由，在心灵之外袖手，并始终止步在广泛监控与各色入心监测之外，则有逆潮流而动之虞。二者仅居其一，或许，也到了必居其一的时节了。

注释：

[1] 《诗经·卫风·硕人》。

[2] 建模人脸的方式很多。一般地，可参见Li, Stan Z., and Anil K. Jain, eds. Handbook of Face Recognition.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11。

[3] 自优生学家始，一代又一代科学家企图由人脸推断特定品质，包括性格、种族，等等。一般地，可见Helfand, Jessica. Face: A Visual Odyssey. MIT Press, 2020。

[4] 几乎所有研讨人脸识别的文献都会涉及此处命题中的一个或多个，此处不再赘注。

[5] 篇幅所限，此处略去了对“妆饰”这一极丰富分类的讨论。相关内容将在后续论文中展开。

[6] 见于Weihe, Richard. Die Paradoxie der Maske: Geschichte einer Form. Wilhelm Fink Verlag, 2004，转引自Belting, Hans. Face and Mask: A Double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7] 基于对不同文化的比较，注6中Belting研究充分阐明了这一点。

[8] 此处可谓早期面具史研究中最常见的论述，著作实多。一般地，可参考Mack, John, ed. Masks: the Art of Expressi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4。

[9] 之后还会反复提到这一词汇（dissimulation）。

[10] 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关联是罗马时代的独有产物。早在古希腊时，即有观点认为颜面美丑与人格好恶存在关联。此处见于Storr, Will. Selfie: How the West Became Self-Obsessed. Pan Macmillan, 2017。

[11] 见注6中Belting研究。

[12] 对相应文本的英译及分析，可见Cancik, Hubert. "Persona and Self in Stoic Philosophy." Self, Soul and Body in Religious Experience. Brill, 1998. 335-346。

[13] 见注6中Belting研究，“个体”原文为individual person。

[14] 对黥刑折辱人格的论述，请见杨鸿雁. "中国古代耻辱刑考略." 法学研究 1 (2005): 10；对西方印刻面部刑罚的相似讨论，可见Caplan, Jane, and John Torpey, eds. Documenting Individual Identity: the Development of State Practices in the Modern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15] 对相应二分的讨论，例如，可参见Hall, Peter. Exposed by the Mask: Form and Language in Drama. Oberon Books, 2012。

[16] 请见注3中Helfand研究中对疯癫史的讨论。

[17] 例如，可参见注9处的讨论。

[18] 英译及相关解读见于Snyder, Jon R. Dissimulation and the Culture of Secrec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19] 同上。

[20] 对相关历史进程的细描，一般地，请见Corran, Emily. Lying and Perjury in Medieval Practical Thought: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Casuist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21] 此说出自van Zanden, Jan Luiten. The Long Road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European Economy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1000-1800. Brill, 2009。其中，van Zanden注意到：中世纪后期时，金融市场及劳动力分布既已开始发生难以忽略的变化。

[22] 以下研究在经济变化及以下提到的“掩蔽时代”间建立了试探性的关联：Eliav-Feldon, Miriam. Renaissance Impostors and Proofs of Identity. Palgrave Macmillan, 2012。注20中Corran著作则分析了思想层面的相应变易。

[23] 见注18中Snyder著作。

[24] 同上。

[25] 同上。这很可能也是隐私研究领域内相当重要的“道德资本”理论的渊薮。可与以下比较：Fried, Charles. An Anatomy of Values: Problems of Personal and Social Cho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26] 同上。这里很难让人不联想到王尔德的名句：人以真容示人，则最为不似自己；予人一顶面具，则真相随即出口。

[27] 例如，可参见Johnson, James H. Venice Incognito: Masks in the Serene Republic.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28] 同上。

[29] 见于Bruner, M. Lane. "Carnivalesque protest and the humorless state." Text and Performance Quarterly 25.2 (2005): 136-155，转引自Asenbaum, Hans. "Anonymity and democracy: Absence as presence in the public spher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2.3 (2018): 459-472。

[30] 见注29中Asenbaum研究。

[31] 见注18中Snyder著作，亦可与Langbein, John H. The Origins of Adversary Criminal Tria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中对“不得强迫自证[誓]其罪”起源的讨论。

[32] 例如，可以参见Mayor, Adrienne. Gods and Robots: Myths, Machines, and Ancient Dreams of Technolog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33] 见注3中Helfand研究，亦可与Eubanks, Virginia. Automating Inequality: How High-Tech Tools Profile, Police, and Punish the Poor. St. Martin's Press, 2018比较。

[34] 见注3中Helfand研究。

[35] 见Hargreaves, Roger. "The Beautiful and the Damned: The Creation of Identity in Nineteenth Century Photography." (2001)。

[36] 见于Samuels, Ellen. Fantasies of Identification: Disability, Gender, Race. NYU Press, 2014。

[37] 对相关历史的简要叙述，请见Gates, Kelly. Our Biometric Future: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and the Culture of Surveillance. Vol. 2. NYU Press, 2011。

[38] 同上。

[39] 同上。

[40] 一般地，可见Levine, Yasha. Surveillance Valley: The Secret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Internet. Public Affairs, 2018。

[41] 同上。

[42] 一般地，可见Light, Jennifer S. From Warfare to Welfare: Defense Intellectuals and Urban Problems in Cold War America. JHU Press, 2005。

[43] 同上。

[44] 围绕这一概念的众多争论中，最有代表性者，当属Prosser与Bloustein间的往复驳难。分别见于Prosser, William. "The torts of privacy." Cal. L. Rev. 383, no. 48 (1960): 392及Bloustein, Edward J. "Privacy as an aspect of human dignity: An answer to Dean Prosser." NYUL Rev. 39 (1964): 962。

[45] 可见Rosen, David, and Aaron Santesso. "Inviolate Personality and the Literary Roots of the Right to Privacy." Law & Literature 23.1 (2011): 1-25。

[46] 同上，转译自其中引文。

[47] 同上，当与Webb, Diana. Privacy and Solitude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Hambledon Continuum, 2007比较。

[48] 同上。

[49] 二者代表作均为隐私领域经典，分别是The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Behavior和Privacy and Freedom。

[50] 见于Goffman, Erving.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London: Harmondsworth, 1978。

[51] 之间考证很多。一般地，可见Wiles, David. Mask and Performance in Greek Tragedy: From Ancient Festival to Modern Experiment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52] 见于Nissenbaum, Helen. Privacy in Context: Technology, Policy, and the Integrity of Social Lif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53] 此处是注12与注53的对读。

[54] 例如，见注29中Asenbaum研究。

[55] 对前两种情形，有海量征引Goffman的研究，第三种则是可能的研究方向。

[56] 见于注50中Levine研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腾讯研究院（ID：cyberlawrc），作者：朱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已被收录到电子书《动因：技术、商业与我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