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节跳动只能讲一种政治：张一鸣已经无力博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郝亚洲（ID:guanlixueren），作者：郝亚洲，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张一鸣以及TikTok所面临的窘境，与其说是政治对商业的干预，不如说是互联网科技本身的政治色彩并没有褪去。相反，在新媒体语境的催促下和趋于恶化的中美关系的背景下，由至少两代人用浪漫主义运动企图消界网络技术政治化的努力进一步宣告失败。

如果说美国人认为用掐死制造和研发环节的方式，就可以围剿华为的话，那么这个提供着视频应用模板、利用人之无聊就构成网路效应的短视频应用，才是真正做到了反向创新的输出。

这种反向输出的意义，正如《大西洋月刊》的作者迈克尔．舒曼在《美国为什么害怕Tiktok》中所写，“今天的互联网很大程度上是由诸如Alphabet、亚马逊和Facebook这样美国公司运营，TikTok是第一个真正突破美国和全球意识的大公司，这是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还没有做到的。”

但如果你把这篇文章读完的话，你会发现这很可能把张一鸣以及字节跳动推到了一个更加尴尬的境地。盛赞张一鸣，然后再把TikTok的困境完全归咎于当前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加之《大西洋月刊》本身的立场，张接受采访的行为逻辑也是足够微妙。

为了避免踩线，这里不谈张一鸣的心理动机，谈另一个由他在接受《大西洋月刊》时引出的话题，技术是可以去政治化吗？张一鸣在接受采访时强调了TikTok的数据安全，强调了TikTok的运营独立性，甚至可以强调了他本人几乎不深度参与TikTok的管理决策。但这并不能扭转美国政府决策层对TikTok的态度大转弯。

按照迈克尔·舒曼的逻辑，这款短视频工具本身无论具有多大的民主属性，因为其Boss所在的特殊意识形态环境，其属性就会变成反噬美国价值观的“特洛伊木马”。

美国人的担心对于美国人来说，似乎可以理解，但对于我们来说，这确实过于扭曲了。这种扭曲就像是扎克伯格在面对国会质询时的表现，你无法不承认政治凌驾于商业之上，也无法不承认经济自由主义已经被强行踩压。

很多人说，真让TikTok在美国市场放开了跟Facebook打一场，前者的胜算更大，TikTok代表了更加麦克卢汉式的媒介想象。但这鸡蛋香不香不是取决于鸡蛋，而是取决于鸡的立场。

资本全球化带来了创新能力的全球化，但在今天，资本在更多扮演着政治说客的角色。无论是在国内的政治语境下，还是在多边政治语境下，张一鸣已经没有了任何博弈的资本，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仅从商业回报率来讲，他能选择的就是要么把字节跳动带回到内地上市，要么带回到香港上市。

张一鸣和字节跳动的困局背后有两个更为重要的问题需要我们理清楚：一个是技术是政治的延伸，一个是互联网的出身就决定了它是一个强中心化的工具。

腾讯讲“科技向善”，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科技”并非如大多数人所想，是完全中立的。他的存在先于本质。比如腾讯赖以维生的网络游戏，不管腾讯如何去粉饰，网络游戏的存在就是为了吸入用户大量的时间货币。所谓“向善”的措辞，就像是一枚赎罪券，它本身也构成了货币。

如果技术是中立的，那就让它自由去发展好了，何必干预呢？但技术无法不被干预。任何一种技术的出现，都是出于“社会控制”的目的，带有社会属性。

一旦它进入应用阶段，就会成为社会技术。而社会技术本身交往性就决定了它是一种政治运作，其中包含了权力的分配，这一点在卡尔·马克思，马克思·韦伯和福柯都已经做过详细的论述。

技术的政治逻辑是从技术诞生之日就存在的。比如水利技术对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比如电气化对于蒸汽计划社会的瓦解，比如流水线的工业隐喻，再比如广播助力希特勒上台，电视促成了叶利钦对前苏联的解体等等。人类政治史在微观层面上，就是技术导致的权力分配史。

我们搞清楚这一点，就能搞清楚贸易争端也好，政治争端也罢，其背后都是政治对于技术的种种忌惮。

那么作为技术后果的计算机和互联网和政治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在《被囚禁的罗曼蒂克：从“媒介是人的延伸“到”人是媒介的延伸“》一文中简要回顾了浪漫主义运动对于整个互联网技术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了理性和浪漫是互联网一枚硬币的两面。

而理性是网络技术的原生性，浪漫反而是个人体验和技术叠加的结果。换言之，冰冷的、封闭的、充满战争警示的世界，才是互联网的本来世界。

保罗·爱德华兹在《封闭的世界：冷战笼罩下美国的计算机与话语政治》中尝试对计算机的出现做出了政治化描述，其军工一体化的运作机制在保证了其高效生长的同时，也让前苏联的互联网发展相形见绌。

虽然都是封闭，但美国的封闭相比较前苏联的封闭更具备社会想象力，它强调了自上而下的、大范围协调的模型。信息系统被训练得越好，对人的依赖就越少，不确定性就越少，一定能介入到战争种，理性、精准的攻击就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媒介即讯息也好，商业政治化也好，商业机构大部分时候在扮演着政治中介的角色。无论抖音也好，TikTok也好，程式化、标准化的视频流程导致了视频内容的趋同，这本身就是对用户权力的政治运作。一旦这种运作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大政治语境的时候，其释放出来的想象力就是政客可以轻松利用的籍口。

做资询生意从来都是把“讲政治“扛在脖子上的，留给张一鸣的博弈空间始终都很小。

至于《大西洋月刊》对张一鸣和TikTok的描述，你可以认为他很愚蠢，也可以认为他很精明。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郝亚洲（ID:guanlixueren），作者：郝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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