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中国的反美情绪，美国的原因更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山大学（ID：gasadaxue），整理：张明，编辑：朱珍，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互相包容才是世界共存之道

今天的大社会是相互影响，各种共同体互相连锁在一起的。共同体中的一部分，比如说一个城市或地区发生灾难，经过传播、隔离之后，共同体的其他部分互相支援也可以，置身事外也可以，每个部分都有着种种不同的反应。

美国之所以瘟疫的感染总人数、传播率在全世界最高，之所以反应不如任何国家，这都牵扯到人为问题。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特朗普没有尝试去了解疾病发生的原因，他只想到自己有限的自我膨胀，最重要的政治目标就是可以再度当选。

再往下，又牵扯到一个跟现在的经济有关的问题。

现在我们面对的情况是，一个不好的政治领导者领导了美国的政治。对于正在大变化的全球经济，他不仅忘掉了应该做的事情，还忘掉了全球的走势、全球的流通，忘掉了各区之间互通有无。

全球互通可以使资源、资金流转得更快，工作机会多出数倍，全球共存共荣。但是他居然倒过来说美国吃亏了，要让经济流动停止，要收回美国“该得”的钱。

美国想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它不愿意把自己的消息跟大家分享，它也看不起别人给它的信息。

美国这么大的经济体，如果跟其他的经济体对着玩，会被毁掉的。

这几年来中国经济崛起已然是现实。美国做惯了霸主，忽然看到中国开始高速发展，就感觉第一的位置受到了威胁。中美之间的冲突又超越了经济制度、超越了经济发展，延伸到所谓的意识形态、组织方式，延伸到各国的立国信仰。

为什么一个国家的立国信仰，会被另外一个国家模仿？甚至成为了最好的支柱呢？最好的支柱是永远做尝试的支柱，没有最好的支柱永久存在，我们必须一路尝试摸索。

世界走到今天，还是就这么大一个世界，我们目前没有办法用地球以外的资源作为求生的资本，没做到之前，最好的办法就是互相合作、互相共存。这个讯息我希望我们中国人也了解。

中国做得不一定全对，也不一定全错；美国做得不一定全错、也不一定全对。容忍一点差异，互相包容这才是世界共存之道。

正在改变的世界秩序

这场讨论的问题，是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冲突，尤其经济冲突和战争的可能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其实有很长时间了。最近自从特朗普当政以后，就完全搬到台面上了。实际上，在特朗普以前，希拉里做国务卿的时候，做的事情、发展的方向和特朗普是几乎一样的。

瑞·达利欧大概会在11月份出版一本书，名字叫《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Why Nations Succeed and Fail》（《正在改变的世界秩序：国家兴衰之因》），它未出版已经先红了。（虎嗅也转载过瑞·达利欧的一则相关演讲，《疫后资本主义将被彻底改变》）

这本书很有意思的是，它把长程的发展，公元1500年到2000年分成几个阶段，500年当中哪几个霸主起来、哪几个霸主下去。每个阶段起起伏伏，做了长的比较。

按照图表中的弧线，在1945年二战胜利以后，美国忽然一步登天到了世界霸主的地位。

第二个图表，展示的是从20世纪转到21世纪的这段时间，从1950年开始，美国经历多少战争、灾难和经济恐慌。

他画了曲线图，给了八个因素。这八种现象，在表上看来是漂亮的曲线，一个圆拱形，非常清晰；但实际上如果真要推敲，也会面临很多问题。

我很佩服瑞·达利欧，但作为一个读书人，这种类型的书籍可以当作参考资料，但不能拿这里面讲的东西当作统计学上市场变化里完全解释的一个条件。

我的建议是，这一部分的解释颇可以借用佛家“成住坏空”来表示——“成”是成功的成，指一个朝代刚起来；“住”是指发展到成熟；“坏”是开始衰败；“空”是到结束。

这四个阶段和他讲的八个阶段可以配套。尤其是后面衰退的部分，变化非常迅速。“坏”、“空”的阶段和“成”、“住”的阶段是不能完全同日而语的。

中美斗争的变数

美国在远东如何取得关岛、如何取得菲律宾，然后一直在中国的海岸边上用传教活动和教育活动深入中国近代化的国策之中。看不见的影响有多大？美国的银行、保险公司在东方如何运作，这些都不是能在一般的教科书上看得见的。

从美国关门主义、门罗主义到开门主义——“我要干预”，一直到现在美国对中国说：“南海是世界的航道，任何人有通过的权利，中国的事务我可以干涉，因为你们违背我们自由民主制度的一个方向，也违背了我们共同的价值”。

这个就要问了：共同价值是谁定的？你定的还是我定的？

假如以佛教的立场，世界上现在没有这么强大的佛教国家，这都是无为之实；

以基督教的立场，基督教的信徒是得救的，没有得救的是在圈外。这个圈圈画在哪里？

“自由主义”指的是谁的自由？“民主”又讲的是什么样的民主？这都是值得推敲的。

人生、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跟个人独立自尊完全相关还是不相关？人能不能绝对自由而不顾周边的环境和社群，甚至是更大的共同体、国家或经济体？

这些都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楚。

总的趋向，中国向来是东亚的大强权。但这个区域的控制权并不一直在中国的手里，中国曾经也被外敌征服过好几次。

拿美国自己的霸权尺度来衡量这个事件，美国就会认为中国在威胁它，其实中国没有办法威胁到美国。因为美国的权力已经伸张到各处，中国能怎样威胁？没人能。

意识形态方面，自从1949年中国换了政权，海峡两岸一直在批判美国，一直到尼克松访华才解除禁咒。

解除禁咒以后，中国很长一段时候，民间也罢，官方也罢，都有崇拜西方的倾向，觉得现代就是美国，美国就是现代，而现代是好的。这个隐藏的心态，也是斗争之间的一个变数，两边争强的变数。

中国反美情绪，美国自身的原因更大

吴国盛（高山大学校董，清华大学教授、科学史系）：许先生好，我们现在在内蒙明安图，明安图是清代一个蒙族的天文学家，现在中国科学院在这个地方建了太阳观测站，这次高山大学2020级的新生在这个观测站进行了开学典礼，今天有30多人参加。

我想问您的问题是，中国民间高涨的反美情绪，固然有信息不全或信息过滤以及多年教育引导方面的因素，是否也有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原因？中国传统的“天下”观是否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许倬云：第一，我对高山大学的做法，很欣赏、很佩服。多元化、多场景的教育使得学习者本身不限于学生、老师、校外人士、社会人士，可以彼此互相学习，这是好现象、好习惯，希望继续发扬光大，确使中国出现一批以终身学习为志趣的人。

第二，关于反美的情绪，我个人的观察是，美国的质变造成了后面的变化，质变造成的影响更大；中国立场来说，造成的改变有一些，不严重。

以我自己来说，我既没有经历各位在50年代的痛苦，也没有经历现代国内兴旺时候的快乐。我在美国居住多年，已经变成美国的一部分。我所看见的美国和其他同时代在美国以外的学者以及在美国内的外国学者，都多多少少有同感。

美国的变化是什么呢？

外交政策方面，它刚刚立国的时候是殖民地，一切都往欧洲看；过了差不多100年左右，开始有自己的文化和作风，基本上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这个时候欧洲运过来的物品是高档的物品，于欧洲而言，美洲是边区。

一战以后，美国介入并终止了部分欧洲的战争，美国变成救星。约翰·约瑟夫·潘兴将军带去的口号是：“欧洲人，我们回来了！欧洲是我们文化的母亲、源头，我们来回报欧洲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艾森豪威尔带领100万大军横扫欧洲，决定性地把欧洲打败了。欧洲分裂后，美国与东欧的对抗其实是拿欧洲的西半边、欧洲的精华部分与东欧对抗。那个时候的美国，是趾高气扬的美国。

我在美国60年，看见美国从心态相当开放的国家逐渐到特朗普提出“美国特殊论”、“美国至上”、“美国第一”，这个变化让人很烦。

美国的质变并不只是体现在中国人的反美情绪上，在欧洲、澳洲都有体现，尤其是日本人，他们看美国是“美国拿我们当殖民地”，日本人受不了。这个情况，应该是美国的关系比较大。

中国的“天下”国家，并不是独自尊大，不是“我是第一”，中国“天下”是逐步同心圆的扩散。

就像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特别彻底，中国并没有要求它降服，中国没想打日本。

中国的对外是“你在我的圈圈的外圈”。

第一圈是本部，第二圈是各省，第三圈是边路，国界之内的少数民族；第四圈、第五圈才是外国人。中国没有对外的仇视，只有奇风异俗。奇风异俗是“他们是蛮夷之邦，习惯是如此，我们不必管他”。

但到明朝以后好像非管不可，于是开发西南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明朝官员基本上每一个都有表现自己功劳和成绩的地方，到那里去宣扬中华文化，这个其实过头了。

像王阳明这样一个心学大家，非常开放，心胸非常自由，但王阳明打起广西的大的、小的瑶人，一点不手软，一点不儒家，杀得鸡飞狗跳，把几千人赶到山沟里去。那种现象确实是自大自尊到太大的地步。

中国每个地区的中央跟地方的距离有阶段性的差别，而美国自始至终是自信满满。

美国愈有钱愈被人家看不起。

第一批看不起美国的是犹太人；第二批看不起美国的是德国人和法国人；第三批是藏着尾巴的英国人。英国人既看不起美国，又要依赖美国脱欧。除了英国是轻蔑的心态，澳洲也是如此。

中国呢，在战前，租界里说洋话的中国人是天之骄子，对一般的中国人是瞧不顺眼的；我们在上海租界以外，我是无锡人，无锡当地几乎每一家都是几百年连续不断地受教育，即使穷都受过教育，对讲洋话的、口口声声“我是洋行买办”的，我们也看不起。两相看不起，他们看不起我们，我们看不起他们。

所以，这是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在实际发展的差距，不是落差，而是时间表上前后跑得快跑得慢之间的变化。

中美关系最好的结果是共存

张双南（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粒子天体物理重点实验室主任）：中美关系还能缓解吗？对中国来讲，中美关系最好的结果是什么？

许倬云：我分两部分来说。

美国对外国的态度，以二战为分界点。美国一边是大西洋，一边是太平洋，美国处于一个万全的局面，二战以前，美国认为“我们这个地方是没有敌人的”，“我爱管欧洲就管，不爱管就不管，对东方更如此”。

二战以后就不一样了。

亚太地区两个大国，一个中国，一个日本，都有长期独立发展了几千年的文化。美国对这两个国家的文化是客客气气，“我不叫你野蛮人，我叫你异教徒，可贵的异教徒、值得尊敬的异教徒、可怜的异教徒”。“可怜”是指中国太穷了，日本太简朴了、心胸太狭窄了，所以“我救你们，帮你们”。

美国在中国设教会、办学校，不完全是文化侵略，它确实是基督徒传教精神之外还有一点点怜悯的观念在里面。这个种子种下去，一定有收获。

果然，一百年内，中国人对美国人相当亲密的尊敬，尊敬到我们过去说是“媚外”了。

美国后来为什么对中国这样？

等到中国变成共产政权，变成与俄国一家，对美国的资本主义是大的威胁，这时候中国就变成敌人了。就不是可尊敬的、可值得帮助的异教徒了，变成“十字军的目标”、“蛮人”、“挑战基督自由领土的外人”。

从这开始，他们的外交政策是以遏制为主体。

其实不仅共和党，民主党也一样。像特朗普今天在太平洋的挑战行为，希拉里每一桩都做过。现在特朗普对中东地区所做的乱七八糟的事情，美国以前都做过。

这种“遏制”里面又加入了一部分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东是东、西是西，两边永远不交叉，永远是不一样的。“我们对东方人，你不要认为你可以懂得他，你不会懂得东方人，东方人微笑的后面高深莫测。”

到了福山，就是“历史的终结”，美国的制度、文化是历史的终结，无可再好了。历史的终结不就是死亡嘛，福山的糊涂话，莫名其妙。

这三个阶段里面，美国常常提到一个问题，不允许第二号存在。

今天的情形不是老大不如老二的情节，是做买卖做不过他我就干掉他的意思。现在特朗普很有这种态度，两败俱伤都可以。

我估计特朗普11月就完蛋，但特朗普走了以后，希拉里这批人代表的民主党也好不到哪里去。乔·拜登是老实人，什么都不会做，什么都不会说，看他旁边的人帮忙吧；卡玛拉·哈里斯这位印度小姐也不简单，非常的激进。

接下来美国怎么走，有一桩我是肯定的：美国内部的问题大于外部的问题，美国经济会脱轨。离开轨道，失去常态，这是内在的致命的伤。

中美关系最好的结果是像世界史教材上的口号一样，各取所取、各尽所能、全球互通有无。

欧洲曾经关了门，但是东欧和西欧永远在对抗，这是欧洲的致命伤。将来共同的世界可能是三角形，欧洲、亚洲、美洲，三条线互相之间交叉来往，共存共荣。

以上根据许倬云先生2020年8月13日在高山大学、许倬云说历史（公众号：hsuhistory）、美国厚仁教育集团联合出品的许倬云“十日谈”第二期《中美“战争”中的世界格局》整理而成，文章仅为课程内容十分之一。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山大学（ID：gasadaxue），整理：张明，编辑：朱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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