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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外卖平台算法是可以改的，如何保障福利？

来源：晰数塔互联网快讯时间：2020年09月11日 15:31

（原标题：走出系统之困｜我们需要怎样的骑手算法）

澎湃新闻记者陈宇曦吴雨欣

近日，《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刷屏后，引起广泛讨论。

尤其是支撑系统运行的智能算法，为“实现劳动价值的最大化和高效化”，不断压缩外卖骑手的送餐时间，继而引发交通安全等系列问题。算法，是如何困住人的，能怎么改？

9月9日，饿了么、美团两家外卖平台公司先后发声。

饿了么提出，将在结算付款的时候增加一个“我愿意多等5分钟/10分钟”的小按钮。这一表态虽快但争议颇多。美团的回应则更晚也更长，称系统的问题，终究需要系统背后的人来解决，将优化系统，给骑手留出8分钟弹性时间。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向澎湃新闻记者（www.thepaper.cn）表示，不论是5分钟10分钟的小按钮，还是8分钟的弹性时间，都是权宜之计，而不是釜底抽薪之道。

但孙萍表示，平台目前提出的方案，至少传递出信息：平台算法系统本身是可以更改的，而且是可以做出很重大的更改。

“这进一步表明，技术的社会偏差性是可以被纠正的。”孙萍说，“我觉得当务之急，是在中国乃至全世界日渐走进算法时代的大背景下，建立起社会层面和组织层面的算法协商机制。”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系教授卢向华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未来真正解决问题的肯定不是延迟的5分、8分或10分钟，而是企业内部对骑手们更有效的、多维度的一套激励及关怀机制。

实际上，市场竞争让外卖平台长期处于囚徒困境：慢一点可能意味着被超越。因此，有观点认为设计系统的人天然地倾向于冷冰冰的极致效率。在此情况下，应如何松动系统，注入更多的人文关怀、保障福利？

系统牢笼如何被构造？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从2017年起开始研究外卖系统算法与骑手之间的关系，《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中引用了不少孙萍及其团队过往的研究内容。

孙萍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之所以外卖员的配送时长，被算法系统压缩得越来越短，在于平台采用了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的人工智能算法：用收集的真实数据训练现有的算法，让算法越来越“智能”，从而进行路线预测推导，实现对外卖配送员的监督。

举个例子：如果一开始系统规定的配送时间是30分钟，为了避免超时受惩罚，外卖员将配送时间控制在了28分钟甚至25分钟，这时算法搜集的数据就显示，这段路程外卖员有能力提前送达，“聪明”的系统便可能将规定时间改成28分钟。

为了配合更短的配送时间要求，外卖员以闯红灯、逆行等方式应对，却让系统误以为这段路程仍有压缩空间。几轮之后，“算法就缩得越来越紧”。

孙萍认为，此时系统所收集的数据存在社会结构偏差，“这表现在外卖配送员怕惩罚，冒着生命危险提速跑。逆行了，闯红灯了，这些算法都不会考虑，算法看到的只是一个结果。人在算法里变成了一个运力数字。”

孙萍在2019年发表的田野研究《“算法逻辑”下的数字劳动: 一项对平台经济下外卖送餐员的研究》中对此总结道，算法通过日益增强的精准性和标准化管理，将外卖员的劳动过程置于细致入微的监管之下。从言语表述、肢体行为到时间、空间、数量、级别等各个层面的数字操控，使得技术理性最终得以管理“人的情感”，并以此实现劳动价值的最大化和高效化。

长期从事企业信息化管理和电子商务研究的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系教授卢向华表示，外卖平台连接商家、用户和骑手三边的需求、供给与服务给力，算法是作为提升这多方需求供给匹配效率而存在。

“理论上，算法本身应该同时考虑平台各方的利益，但目前外卖平台的算法设计中，明显把消费者的体验与平台的服务量作为最主要目标，商家的地位次之，而骑手的体验是放在最低的位置。”卢向华说，“算法本身并没有错，但算法的效率评价机制过多地向消费者和平台倾斜时，到一定程度骑手这一方就会出现异常，导致整个算法的失效。”

实际上，不光是算法的钳制，外卖配送有这类灵活职业从业者，还普遍面临着劳动关系不明确的问题，导致权益难以保障。

孙萍介绍，其研究团队在2017年做调研时了解到，最初平台方是与外卖员直接签署劳动合同，外卖员享有底薪，被称为直营团队。“美团饿了么当时都有，但到2018、2019年就逐渐取消了，平台把每单运费收入提高，但底薪没了，外卖员全部转为外包，平台不再直接签署劳动合同，由外包公司与外卖员签署劳务协议，将所有责任、生产资料转嫁给个人。”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郑广怀教授及研究团队在《武汉市快递员外卖员群体调查：平台工人与下载劳动》中写道，在该研究中，40.82%的外卖员和快递员没有签订或不清楚劳动合同。

研究还发现，“五险一金”的覆盖面十分有限，覆盖面最广的意外伤害险也只有49.31%的平台工人（指快递员和外卖员）享有。在遇到交通事故时，62.17%的配送员表示需要自己承担责任，得不到工伤、医疗保险的救助。

“外卖体系不断发展，监控越来越精细化，但对于劳动者利益的保障却变得越来越模糊。”孙萍说，“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政策和法律层面缺少保护，现在的劳动法还没有对新兴共享经济、零工经济（从业者）进行实质的定性和划归。”

系统是可松动的吗？

不可否认，外卖行业为吸纳就业、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美团研究院发布的《2020年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显示，2020年上半年，美团平台上的有单骑手达到295.2万人，同比增长16.4%，45.7%的骑手月收入为4000-8000元，7.7%的骑手月收入超过一万元。

饿了么在6月公布的数据称，1月下旬以来，饿了么累计提供超120万蓝骑士就业岗位，疫情期间新增入职的蓝骑士中，22%为工厂工人，16%为个体创业者。

配送时间不断缩短，让消费者对外卖依赖度不断提高，助推外卖平台成长为巨头企业，是中国数字经济甚至中国速度的骄傲一面。我们越来越难以离开外卖带来的便利，但也确实到了该反思如何实现更公平、合理机制的时候。

系统由人设计，代表人的价值取向。在《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引发广泛关注后，9月9日，饿了么和美团一早一晚分别作出回应。

其中，饿了么设置“我愿意多等5分钟/10分钟”小按钮的做法，有些毁誉参半。对于此举为何招致批评声，孙萍认为，按钮将决定权转移给了消费者，与此同时也将责任“甩”给了消费者。

“外卖算法体系中，消费者和外卖员只是参与者之一，导致算法最终出现问题，并不只是这两个参与者，其实是有非常多元的因素。 ”孙萍说。

美团的回应姗姗来迟，表态“没做好就是没做好，没有借口”，提出了优化系统的几项具体措施：给骑手留出8分钟弹性时间；恶劣天气下，系统会延长骑手的配送时间，甚至停止接单；升级骑手申诉功能，对于因恶劣天气、意外事件等特殊情况下的超时、投诉，核实后，将不会影响骑手考核及收入。

诚然这是一种公关姿态，但两家公司的回应至少说明：“平台算法系统本身是可以更改的，而且是可以做出较大的改善。这进一步表明，技术的社会偏差性是可以通过社会协商或者算法审计被纠正的。 ”

认为系统可“松动”的，还有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卢向华。

她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这些措施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外卖平台已经开始积极地去探索一种更好的与骑手、用户期望进行合作的方式。

外卖小哥和系统，正如当年的流水线工人和背后的监工。2010年起发生在富士康的数十起工人跳楼事件，使得饱受舆论压力的富士康尝试了安装防护栏到反思管理模式、加强心理疏导等各种方式，试图摘除“血汗工厂”的帽子。

卢向华表示，此次人们讨论外卖员受困于系统与早期流水线工人因工作枯燥等引起罢工具有相似性。

“现在科技领域与知识型产业与员工之间形成了比较好的机制，甚至流水线制造企业与一线员工之间经过多年的博弈也达到了一种较为平衡的状态。但外卖骑手作为近些年的新兴职业，不管是从企业还是从业者而言，也还在探索最佳的合作方式。”卢向华说。

但技术的前进方向是更冷酷还是更温暖这个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不是没有悲观者。

平台平均配送时间缩短，追求极致的效率，代表了更低的运营成本，更高的市场竞争力。现存的外卖平台，都是效率战的优胜者。这时，外卖小哥的权益，就被放在了轻重缓急的最低位，低于商户、消费者。

“市场经济最根本的准则就是效益最大化、利益最大化，一旦沿着规则去走，整个算法体系和机制其实是完全偏向于资方的。”孙萍称。

“（但）总是要去探讨一个解决办法。”孙萍说，“在我看来，最大的松动点就在于，要让算法机制由纯技术性变成‘技术性+社会性’，要给技术开一个口子，让它变得更加灵活和包容，这一点不是不可以实现的。 ”

“我们可以是悲观主义，但要是一种不妥协的悲观主义。每个人要在自己尽可能的范围内去做一点事情，发一点声音，才能至少使得现有的世界不变得那么糟糕，使社会保留变好的可能性。”一位社会学者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

可以做些什么？

松动算法、柔化系统，孙萍提出了建立“算法协商机制”的思路。

外卖经济的参与方包括商家（资方）、程序员（技术）、外卖员（运力）、商家（出餐的制作方）、外包公司、消费者。目前系统的制定，属于“单项的话语权”，即由资方说了算，程序员为执行者，外卖员、商家作为平台参与者，话语权没有纳入到算法的规则设定之中。

因此，孙萍的观点是未来要形成一种全社会范围的算法协商机制，除了平台、程序员，应纳入外卖经济、平台经济更多的参与者到算法运作规则的设定中。

“我们要让外卖员劳动者，让政府，第三方机构，还有社会科学家都参与进去，增加外卖员的话语力量，让社会科学家带来人文关怀，体现社会情感和社会价值。这样子出来的算法，才（尽可能）公正公平，包容开放，而不是一刀切。”

被系统困住的，不仅是外卖小哥，还有996的白领、网约车司机、流水线工人……能够改单项话语权的对话机制都显得尤为重要。

再进一步，孙萍认为建立协商机制的重要基础是，外卖员自发的组织与机制形成，“有了这样的组织和机制后，声音至少可以被传递，再来看可否协调各方，获得更好更多的话语权。”

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可能也正等待伸出的时机。

卢向华谈到，互联网行业中常被问起的问题是：赢者通吃、强者恒强的趋势明显了，大家都在担心这些大平台做大了，话语权越越大，万一他们做恶了怎么办。

“但我觉得这种担心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这些平台无一例外，都是生态型的平台，也就说平台的成功依赖于参与方的积极贡献。平台如果只做对自己有利的行为，平台会很快消失，被更合理、公平的平台所取代。”卢向华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几乎所有的平台都在非常努力地平衡各生态参与方之间的关系，保持与他们的共赢，这样才能让平台生存得也更好。”

在法律法规一侧，已经有多方关注到了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群体作为劳动者的权利保障问题。

7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3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提出强化灵活就业劳动权益保障，探索多点执业。探索适应跨平台、多雇主间灵活就业的权益保障、社会保障等政策。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劳动权益保护、保费缴纳、薪酬等政策制度，明确平台企业在劳动者权益保障方面的相应责任，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报酬权、休息权和职业安全，明确参与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在最自由主义、在最自由竞争的市场里，也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社会的法律。”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郑广怀教授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要解决现在外卖员的困境，首先我们要把外卖员的活动理解成劳动，我们才有可能按照解决劳动问题的思路，建立劳动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