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手在外国，照样受剥削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现在（ID：quanxianzaiAPP），作者：李晓萌，题图来自视觉中国，墨西哥街头的外卖小哥

9月8日，一篇题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在中国的微信朋友圈刷屏。外卖员的境遇一时间得到全社会的关注。

事实上，自从5年前“算法管理”横空出世之后，算法在数字科技上得到广泛应用，全世界各种外卖和打车软件成为互联网经济主流，零工经济也变成世界经济趋势。

灵活的就业模式、丰富的就业渠道、较低的从业门槛，零工经济为广大劳动者提供了谋生的渠道，但是这背后隐藏的问题却被忽视了。

从世界各地的情况看，算法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得到过调和，矛盾反而越来越深。

泰国外卖员的抗议

2020年8月10日，泰国曼谷爆发了迄今为止Grab外卖员最大一次抗议集会。

Grab是东南亚的一家新兴的技术和交通网络公司，提供打车和外卖等业务，目前在泰国占有大约50%的市场份额。

尽管身穿制服，为一家大型跨国公司工作，但Grab的外卖员们并没有被归类为正式劳工。相反，Grab称他们为“合伙人”。

在泰国，工人主要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类，正规工人从注册公司领取固定工资，有资格获得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和医疗福利，并有权组织工会。而像街头食品摊贩和日工这样的非正式工人则没有这些权利。Grab司机作为“合伙人”，填补了中间的尴尬空间。

但这些“合伙人”也就是听上去好听，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权益保障。“他们的劳动分类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如果真的是公司的合伙人，那他们就可以坐在桌子前跟公司管理层讨论这些问题。”泰国劳工权益非营利组织 “公正经济与劳工研究所 ”的负责人江萨（Kriangsak Teerakowitkajorn）说。

今年3月，新冠疫情开始席卷泰国，民众都不出门，但点外卖的数量激增。根据Grab的报告，在3月到5月全国封锁期间，其平台上的食品交付量增长了3倍。

虽然订单量在增加，但是外卖员的薪酬却在减少。在疫情之前，Grab外卖员每天的收入大约是1000泰铢（约220人民币），现在降到了400泰铢左右（约87人民币）。

更麻烦的是，这些外卖员还经常遭遇事故。虽然按照规定，Grab外卖员可以从公司获得最高5万泰铢的伤害保险和20万泰铢的死亡保险，但只有在事故发生时，司机正在通过应用进行工作的情况下才会进行理赔。

与传统的劳资关系不同，外卖员们没有工会也没有官方劳工组织，他们在Facebook上建立了一个名叫“GRAB DRIVER BKK THAILAND”的群组作为联络渠道，里面大约有4万名成员。大家有时在群里一起策划社交活动，有时会为在工作中受伤或死亡的“同事”募捐，讨论不满，并组织劳工行动。

“在Facebook群里，你每天都能看到外卖员们在工作外被撞的故事，其他成员会转50或100泰铢（约10到20人民币）来帮助他们及其家人。”江萨说。

当不满累积到一定程度，外卖员就会揭竿而起。

8月6日，泰国的芭提雅，大约100位外卖员爆发了一场要求增加薪酬的抗议，希望将基本的送货报酬从30泰铢提高到35-40泰铢。

在那次抗议前后，包括那空拉查斯马（Nakhon Ratchasima）、孔敬（Khon Kaen）等地方，都发生了多起大大小小的抗议活动。

到了8月10日，首都曼谷爆发了规模最大的一次抗议。在位于曼谷Phetchaburi Tat Mai路的Grab总部门前，身穿绿色制服的外卖员要求这家科技巨头对一系列要求作出让步，否则将面临持续的抗议行动。

泰国Grab外卖员爆发集会 

图片：bangkok post

“我们在曼谷看到的集会绝对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江萨说，“薪酬和激励措施的急剧下降，加上冠状病毒造成的其他影响，导致很多人出来。”

在江萨看来，外卖员不满于很多问题，Grab为了建立自己的网络，会通过大量的补贴来稳定用户的留存，但用户来了，外卖员们却被不断压榨。

根据CB Insights的数据，Grab市值143亿美元。就在8月，Grab又从韩国私募股权公司STIC Investments筹集了2亿美元，使其筹资总额达到了100亿美元。

但与此同时，今年早些时候，Grab降低了泰国27个省（不包括曼谷）司机的激励奖金，称这是弥补疫情利润损失的必要措施。

讽刺的是，该公司正在泰国展开其迄今为止最大的营销活动，比如提供50%的折扣以及三公里以内的免费送货。

一种全球现象

泰国并不是个例。

时间回溯到4年前，英国伦敦南部的UberEats办公室前，发生了英国“零工经济”下的第一次抗议活动。

一个年轻人对着扩音器嘶哑地大喊，“我们的生活被打乱了！” 数十名身穿T恤和牛仔裤的男子在摩托车、踏板车和自行车上欢呼、按喇叭。许多人背上贴着一张A4纸，上面写着：“我们是人，不是Uber的工具！”

英国伦敦南部UberEats办公室门外的集会

图片：Mark Kerrison / Alamy

一群没有固定工作场所的人，正在对一家没有雇佣他们的公司进行罢工。管理他们的也不是人，而是通过智能手机与他们进行交流的一套算法。

他们反抗的，是一个APP的更新。

2016年6月，UberEats在伦敦推出，承诺“你想吃的食物，来自你喜欢的餐厅，以Uber速度送达”。为了招募外卖员，UberEats最初开出的报酬是每小时20英镑。但随着顾客需求的增加，公司开始降低薪酬。

直到8月，快递员们实行的是计件工资，公式很费劲。每一单3. 30英镑“底薪”，每英里多加1英镑，再减去25%的“服务费”，还有5英镑的“行程奖励”。

然而有一天，外卖员们一觉醒来，发现应用更新了。在工作日午餐和周末晚餐时间，“行程奖励”被削减为4英镑，工作日晚餐和周末午餐时间削减为3英镑。

“他们骗了我们。”在喧闹声中，一个叫马努（Manou）的人，扶着摩托车的车把吼道。“他们让我们觉得，他们可以创造新的工具，利用我们，甚至摧毁我们，甚至不会帮我们解决任何问题。”马努说。

集会的外卖员手举标语“shame on you” 

图片：Mark Kerrison / Alamy

马努已经为UberEats工作了一年，送外卖期间曾出过一次小型事故，却无法向公司申请任何的医疗补贴。“他们只会不停地剥削我们，不会为我们提供任何帮助，出了事儿，你甚至都不知道应该找谁。”马努说道。

除了UberEats，Deliveroo（户户送）的外卖员也同样面临类似的问题。

Deliveroo是前投资银行家许子祥（Will Shu）于2013年在伦敦创立的外卖平台，已经在12个国家的84个城市开展业务，2016年的销售收入已经超过1.29亿英镑，同时筹集了2.75亿美元，总额达到近5亿美元，成为欧洲资金最充裕的初创企业之一。

Deliveroo的外卖员一般都是骑自行车送货 

图片：视觉中国

基奥（Kyaw）是一个看起来仍像大男孩的30多岁年轻人，已经为Deliveroo工作了大约9个月。他每周工作6天，时长40到50小时，税前收入400到450英镑，在Deliveroo的工资是每小时7英镑，外加每次送货1英镑的小费和汽油补贴。

一个晴朗的周一晚上，伦敦富人区圣约翰逊森林街道，基奥已经站了半个小时，这时他的手机响了。他掏出手机，Deliveroo希望他在30秒内对新订单做出回应。屏幕上显示了当地Carluccio's的地图和地址，这是一家意大利连锁餐厅。一个滑动条上写着“接受外卖”，这是唯一的选项。

在他从Carluccio’s取走食物之前，算法不会告诉他送货地址。Deliveroo的快递员被分配到相当小的区域范围内，但基奥说有时送货地址远远超出了他分配的区域，只能通过打电话给呼叫中心来拒绝订单。“他们会说，‘不，你必须这样做，你已经拿到了外卖。’如果你把外卖送回餐厅，平台会标记为外卖员拒绝接单，后果会很糟糕。”

有多糟糕？Deliveroo的算法会对外卖员进行严密监控，每月向他们发送个性化的“服务水平评估”，评估内容包括他们的平均“接单时间”、“前往餐厅的时间”、“前往客户的时间”、“在客户处的时间”、“晚点订单”和“未分配订单”。

这些算法会将每个外卖员的表现与平台估计的他们应该有多快进行比较。如果经常低于评估表现，他们的送货资格会被停掉。“你随时都会被开除，没有任何提前告知，也不会得到任何赔偿”，基奥说道。

基奥把Deliveroo作为一份全职工作，但这个APP却不是为基奥这个目的而设计。

有一次基奥得了流感，给Deliveroo发邮件说他不能值班了。Deliveroo回复的邮件是这样的，“由于你在没有任何沟通的情况下无法工作，我们决定终止你与Deliveroo的服务协议。直到你在通知期内归还设备，我们才会退还你的押金。”

基奥觉得Deliveroo好像拥有雇主所有的权力，却没有任何责任。

泰勒主义2.0

这些因为算法而引起的抗议，其实跟一个美国人有关。

大约100年前，管理学的一部里程碑著作《科学管理原理》问世，它是美国费城一个富裕家庭的儿子弗雷德里克·W·泰勒的心血结晶。

“科学管理”提出者Frederick Taylor 

泰勒本来在哈佛大学读书，他却放弃了学业，在一家液压厂工作。在那里，他看到了一个杂乱无章的工作场所，男人们尽可能地缓慢工作，他们的老板尽可能地少给他们报酬。

为了实现在有限的时间里获取最大程度的产出，泰勒对每项工作的每一个阶段进行观察、计时和记录，并确定每项工作应该以最有效的方式完成。他认为现代科学管理最重要的，是要规定具体如何做、做这些事需要的确切时间及其工作表现反馈，从而引入业绩相关的薪酬制。这也就是他那本《科学管理原理》的核心。

泰勒的思想影响了100年来许多企业的管理，福特公司就是践行这一理论的先驱代表。此后，虽然时代飞速前进，新技术已经取代了泰勒的指令卡和秒表，但是亚马逊等公司的许多仓库工人，依旧在按照指令，去相应的货架挑选相应的货品，并收到实时测量的“拣货率”。

“算法管理”一词是在2015年，卡内基梅隆大学人机交互研究所的学者们创造的。牛津大学法学教授杰雷米亚斯·普拉斯尔认为，APP时代的算法管理技术其实就是泰勒主义2.0。“算法正在提供一定程度的控制和监督，即使是最强硬的泰勒主义者也无法想象。”他说。

运用算法的APP们就是很好的老板，它可以规定员工具体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并根据表现获取相应的报酬，这样就促进了“零工经济”的发展。

2016年，美国大约有80万人通过“零工经济”赚钱，他们给TaskRabbit、Lyft、Uber和Deliveroo等平台工作，但并不是他们的雇员。

对于像Uber这样立志“让交通像自来水一样可靠”的公司来说，算法管理解决了一个问题：如何指导、跟踪和评估一群不雇佣的临时工，让他们提供随时的、无缝的、标准化的服务。

但伦敦和东南亚国家的外卖员罢工表明，他们开始对自己是“自己的老板”却被口袋里的智能手机严格管理的矛盾感到不安。他们可能可以自由选择何时工作，但不能选择如何工作，更关键的是，他们的工资是多少，他们的权益由谁来保障。

这些问题，“算法管理”并没有给出解决方案。

谁来保障“零工经济”从事者的权益？

这一次，《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文章刷屏后，一些中国人深刻意识到“算法”是一把双刃剑。

说到底，算法无非是将泰勒主义进行了数字化的包装，算法帮助雇主或者资本实现了他们想要的工作效率最高化。但是，有了海量数据和强大的计算能力做支持，算法又可以遵循你的指令，榨干外卖员每一秒的剩余价值。

无论是美团、饿了么，还是Deliveroo、UberEats，他们压制人力成本的主要办法就是不承认与外卖员的劳动雇佣关系，而是将其定位为“合伙人”，这样也就逃避了既存的劳动法体系带来的各种“约束”。

同样的，许多从事“零工经济”的人，大部分都没有维权意识，他们在懵懂状态下，为一单又一单的接单任务将自己置于安全风险极大、人身保障极低、个人福利几乎没有的状态下“裸奔”。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实现工作效率最高化已经是一种无可逃避的现实，无论是996的公司雇员，还是算法平台下的外卖员，都只是受资本控制的劳动者而已。也正因如此，伴随着工业革命诞生的，还有劳动法。

各国工人阶级用了200多年的时间，从残酷的劳资斗争中争取到了劳动法。但是如今，劳动法似乎被零工经济架空，成为一纸空文，劳动者也成了任人宰割的鱼肉。工业革命以来逐渐建立起来的雇佣劳动体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好在改变在某些地方已经发生。

在当地Uber和Lyft司机的多次行动要求下，今年1月1日起，美国加州开始实施被称为AB5法案的一部法律。这部法律将零工经济从事者定义为劳动者，并且给予他们应得的工作福利，比如失业保险和残疾保险。

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媒体和机构，开始监督算法对人的侵害。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方可成提到，美国ProPublica前调查记者发起了一个名叫Markup的非营利组织，用来监督科技巨头，它们的口号是“Big Tech Is Watching You. We’re Watching Big Tech.”

无论怎样，让算法、资本、劳动者达到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未来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需要社会各种力量的介入。仅靠一篇刷屏文章引发的讨论，显然是不够的。

参考：

https://www.bangkokpost.com/business/1980967/labour-strikes-against-the-algorithm

https://www.ft.com/content/88fdc58e-754f-11e6-b60a-de4532d5ea35

https://mp.weixin.qq.com/s/peMWeaBWnmgFMq3Uty4QAQ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现在（ID：quanxianzaiAPP），作者：李晓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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