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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选的真相

来源：晰数塔互联网快讯时间：2020年11月05日 07:36

来源｜智本社（ID：zhibenshe0-1）

作者｜清和

头图｜视觉中国 / 当地时间2020年11月3日，美国大选投票日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到访弗吉尼亚州共和党竞选总部

本届美国总统选举，是近百年来最受美国人及他国人关注的一次大选。

为什么？

当今世界，秩序重构，利益冲突，新冠笼罩，经济低迷，国家对抗趋于脱钩，欧洲伊斯兰化阴霾笼罩，保守主义开始觉醒，美国选民在利益及意识形态上的分裂达到空前。这次大选将深刻地影响世界意识形态及政治格局的演变。

本文从美国两党历史的角度，分析美国政治生态的演变及本次大选的影响。

01. 政治平衡

美国政治是一种宪政之下的平衡政治。总统法律上是美国国家的代表，但利益上是其党派支持者的代表。美国的政治、外交及经济政策有着明显的党派痕迹。用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来解释是，政治、政府、政党及政治家也遵循市场的自利原则。

追根溯源，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分歧源自不同的意识形态。共和党倾向于右，被称为右派或右翼，也称为保守派；民主党倾向于左，被称为左派或左翼，也称为自由派。

在美国，何为左，何为右？很多人搞不懂。美国专栏作家丹尼斯·普拉格列出了一系列简单的问题来反应左右两派的不同主张，科学家吴军将其翻译过来，我挑选部分列举如下：

人权的来源——左派：人权来自于政府；右派：人权来自于造物主。

人性——左派：人性大体上是善良的；右派：人性大体上是坏的。

经济目标——左派：平等；右派：繁荣。

国家的主要角色——左派：增进和保护平等；右派：增进和保护自由。

政府——左派：尽可能大；右派：尽可能小。

对世界的最大威胁——左派：环境灾难，目前是全球气候变暖；右派：邪恶；目前来自伊斯兰教主义者的暴力。

美国黑人面临的主要问题——左派：种族歧视；右派：缺少父亲（Lack of fathers，注：黑人的单亲家庭比例高，70%的孩子来自只有母亲的单亲家庭）。

如何看待非法移民——左派：受欢迎的客人；右派：非法移民。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民主党及左派倾向于凯恩斯主义，共和党及右派倾向于自由主义。在现实中，要区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意识形态并不太容易。

比如，通常称民主党为自由派，共和党是保守派，但真正主张经济自由的反而是共和党。又如，民主党称共和党是大资本家的代言人，但是最近两届大选，华尔街向民主党的捐款要远远多于共和党。民主党的铁杆票仓均来自东海岸和西海岸的富裕州、金融州。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是因为两党经历了复杂的演变，同时内部（尤其是民主党）派别众多。有时候，党派的意识形态也追随着选票而演变。

美国立国时只有一个党派，那就是开国者汉密尔顿领导的联邦党。1790年另两位开国者杰斐逊和麦迪逊为了对抗汉密尔顿组建了民主共和党。1812年联邦党解散，民主共和党分裂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前期为辉格党）。

最开始的民主党继承了杰斐逊的思想遗产，代表着南方地主、农民的利益，反对大政府和中央银行，主张发展农业、土地扩张及蓄奴。共和党则代表着北方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发展工业、自由市场及废奴。

19世纪上半叶，民主党长期执政，维持蓄奴政策，在西部驱赶印第安人，将美国国土扩张到西海岸。

1860年，共和党赢得了大选，林肯担任总统。这是共和党首次执政。

林肯总统主张废奴，南北矛盾不可调和，引发内战。结果南方落败。战后，主张蓄奴的民主党一败涂地，被选民抛弃。直到1933年大萧条，共和党维持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执政。共和党主张自由市场，发展汽车、钢铁等工业经济。这也是美国工业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被称为镀金时代。美国在镀金时代经济总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制造企业主以及日益扩大的白领阶层、中产家庭，是共和党的传统支持者。在镀金时代，托拉斯组织崛起，共和党被认为是代表着大型工业资本家的利益。不过，共和党人老罗斯福总统是第一个向托拉斯开刀的总统，被称为“托拉斯爆破手”。他拆分了老摩根控制的北方证券，向石油、烟草等40多家托拉斯发起了诉讼。

不过，这位居于拉什莫尔山之上的总统，其执政理念及铁血风格，造成了共和党内斗。1912年，老罗斯福和塔夫脱分散了共和党选票，民主党改革派人物威尔逊博士抓住机会当选了总统。

威尔逊是民主党扭转局势和改变民主党意识形态的关键人物。法学教授出生的威尔逊推动了一系列法令的出台。他推出了史密斯-莱佛法案，向农民输出农业技术，向地主提供农业贷款，稳住地主和农民的票仓。

同时，他还通过了亚当姆森法案，规定铁路业工人享有8小时工作限制；还通过了莱克顿反托拉斯法，将反垄断扩大到价格歧视等普遍性问题。这两项法令帮助民主党赢得了工会和工人的选票。在威尔逊的任期内，美国劳工联盟、铁路工人协会和其他“温和”工会的会员和这些行业工人的工资都得到了显著增长。

威尔逊还通过了基廷-欧文法案，减轻童工问题；通过了确立女性投票权的第十九号宪法修正案；还颁布了禁酒令的第十八号宪法修正案。这些法令又帮助民主党赢得了妇女、女权主义者、知识阶层的赞赏与支持。

最重要的是，威尔逊推动了美联储的成立。反对中央银行是民主党一贯以来的政治主张，但是威尔逊顶住内部压力促成此事。美联储成立的初衷是为了保护私人银行，威尔逊此举帮助民主党争取了金融势力及银行家的支持。

用今天的话来说，威尔逊总统推动民主党“破圈”，将粉丝群体从原来的地主和农民，扩大工会、工人、银行家、女性、知识阶层。选民成分的扩大化、复杂化，也开始改变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及政治主张。

不过，在大萧条前，白宫还是共和党的天下。1920年，共和党重夺总统大位，缔造了经济繁荣的“咆哮的二十年代”。1928年，共和党候选人胡佛鼓吹个人自由主义、经济繁荣、机会均等，轻而易举地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当选总统。1929年3月的《华尔街日报》在庆祝胡佛就职时说：“胡佛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商业总统，他将是美国第一个商业总统。”

然而，仅仅半年后，经济危机爆发，引发多年大萧条。大萧条给了民主党翻身的机会，民主党候选人小罗斯福打着“新政”的旗号以压倒性优势赢得大选。从历史来看，几乎每次经济崩溃都利好于民主党竞选。

大萧条意味着共和党鼓吹的自由放任主义破产，民主党主张的干预主义登台。小罗斯福推动了一系列法令的出台。其中，紧急银行法，拯救大银行，获得了大银行家的支持。农业调节法，给农民发放补贴，赢得了农民的支持；社会保障法，给失业工人、残疾人、贫困家庭发放补贴，赢得了底层民众的支持；以工代赈，扩张基建保障就业，赢得了工会及工人的支持。

小罗斯福是改变民主党历史的关键人物。他彻底扭转了自南北战争以来的民主党的民意颓势。后来，小罗斯福领导美国赢得了二战的胜利，民主党的民意支持率达到顶峰。

1960年，年仅43岁的民主党人肯尼迪赢得了大选。不幸的是，3年后肯尼迪总统被刺杀身亡。副总统约翰逊接任了总统大位。约翰逊总统是新政的坚定支持者，他提出了一系列所谓的“大社会”法案。“大社会”系列法案的内核内容是保障民权和民生，比如，环保、扶贫、农村建设及增加教育福利。

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平权运动风起云涌。约翰逊总统成功地抓住了平权思潮，以“大社会”系列法案支持平权运动；同时，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给黑人、少数裔、女性提供大量的补贴。这使得黑人集体倒向民主党，成为该党的铁杆票仓（99%）。有意思的是，民主党历史上是主张蓄奴的党派，共和党林肯总统废奴，民主党约翰逊却成功“摘桃”。

约翰逊还支持女性平权、消费平权，要求大学录取学生、公司招收或晋升雇员、政府招标时，应当照顾少数种族和女性。约翰逊帮助民主党赢得了女权主义者、环保主义者、消费主义者的支持。

对黑人及女性的特殊照顾，是否构成对白人、男性的反歧视？

1978年一位叫巴克的白人男性，连续两年被一个医学院拒绝录取。原因是，这个医学院将16%的录取名额给了黑人学生——一些成绩比比巴克更差的黑人学生。巴克将学校告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定该校对黑人学生实行定额制是违宪的，但仍然支持平权运动。到了90年代，美国高校恢复理性，陆续废除黑人的定额录取指标。很多州取消了在就业、政府招标等方面对黑人的特殊照顾。最高法院的做法是理性的，支持平权运动，但不能采取定额定量的方式，如此构成了反向歧视。

1860年之前是民主党的天下，南北战争后到大萧条期间是共和党的天下。从大萧条到1960年代，民主党对共和党形成了压制。小罗斯福和约翰逊，这两位关键人物，将民主党的票仓扩大到：地主、大银行家、农民、底层工人、黑人及少数裔、女权主义者、环保主义者、凯恩斯主义者及左翼知识分子。

民主党并不是一个严密的政党，其选民基础庞大，但成分复杂，利益难调和，不够团结。如果要将这些票仓分类，大概可以分为两类：最有钱的人和最贫穷的人，亦或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所以，民主党经常面临两难：一方面要代表大银行家、富人及精英阶层的利益，另一方面又要设法安抚最底层的民众。

如此一来，意识形态控制就变得极为重要。为了最大限度地笼络复杂的底层支持者，民主党打着民主、自由、平等、善良、博爱、反歧视、环境保护等旗号，甚至将其上升到政治正确的层面，以确保票仓的稳定。很多主张明显左倾，民主党也就成为了深藏着银行家及富人的左派政党。

很多人认为，共和党更善于搞经济，民主党更善于搞政治。历史上，共和党治下的美国，经济繁荣，财富增长快速，但贫富差距也快速扩大。经济崩溃时，民主党接管美国，推行平权运动和社会福利建设。但是，干预主义及福利主义引发的经济衰退、债务危机，又使得民主党丢失政权。

1965年到1969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支出总共增加55%，每年增加11%，而在此之前的三年每年支出增加只有2%。其中，在约翰逊的“大社会”计划的拨款中，卫生、教育、萧条地区发展这三项经费合计从1965 财政年度的81亿美元增加到1966年度的114亿美元。

约翰逊“大社会”的财政扩张是70年代美国滞胀危机的直接原因。赤字高企、经济衰退，导致民主党失去了白宫掌控权，共和党人尼克松赢得了大选。但是，尼克松在走向伟大总统行列的路上遭遇了“水门事件”。尼克松之后的整个70年代，美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滞胀危机。凯恩斯主义跌下神坛，民主党主张的大政府干预主义、福利主义一败涂地。

60年代开启的社会平权主义成就了民主党，70年代开启的新自由主义成就了共和党。最后，搞定滞胀危机的共和党及新自由主义赢得了选票。

02. 政治博弈

1980年，共和党人里根入主白宫，他与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帮助美国走出了滞胀危机，开启了长达几十年代的景气周期。里根帮助共和党打了翻身仗，扭转了自大萧条以来的民意颓势。

里根被认为是共和党意识形态的代表。里根在大选时便明确提出反对凯恩斯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主张供给经济学，提倡自由主义和减税政策。里根启用了一大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推动改革，减少干预，降低市场准入，支持信息技术和投资银行。与民主党相比，共和党的意识形态是软弱的，但其经济政策是卓有成效的。

从1983年到2007年，美国迎来了持续的繁荣景象，金融产业迅猛发展，信息技术方兴未艾，大型跨国公司崛起，经济全球化一日千里。这一时期的经济繁荣，定然与共和党相关联，尽管90年代民主党人克林顿在经济建设方面也功绩卓著。

到了21世纪，我们再来看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票仓。

共和党的票仓要比民主党更加纯粹，除了传统的制造企业主、本土中小企业主、蓝领工人、白人、公司白领及持续扩大的城市中产，还有少部分银行家。

70年代后，民主党并非无所作为。直到1995年之前，民主党一直控制着国会。这是因为民主党在平权运动中积累了雄厚的民意支持。国会的政治力量比白宫更加强大。这时，民主党的票仓发生了一些变化，除了原来的票仓，还增加了大量的投资银行家，如券商与投行精英，增加了信息技术、新能源领域的企业主、科学家、工程师，还有大学的知识分子。部分投资银行及信息公司，已经成为大型的跨国公司，如微软公司，这股势力深刻地影响着民主党的外交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网络科技寡头，如Facebook的联合创始人达斯汀·莫斯科维茨、Twitter联合创始人埃文·威廉姆斯、eBay前总裁杰夫·斯科尔、Zynga创始人马克·平卡斯、Netflix的CEO里德·哈斯廷斯都是拜登及民主党的支持者。

特朗普和拜登都在社交网站上投入巨额广告，这些广告如何被算法支配，关于两党的言论如何被大数据推送，很可能影响选情。在这方面，拜登及民主党更具优势。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共和党再次遭遇滑铁卢。民主党和凯恩斯主义者，将经济危机爆发的责任归咎于共和党。同时，金融危机引发民粹运动，民粹主义者要求福利保障，同时严惩金融家。

2008年大选，民主党人奥巴马成功夺魁。

为什么会是奥巴马？

当时的民主党的竞选策略太出色了，美国选民对满嘴跑火车的政客早已厌倦，渴望一位与大资本家毫无瓜葛的年轻人来一次彻底的“革命”。而奥巴马满足了选民们的一切渴望。奥巴马出生于贫困家庭，底子干净，年轻干练，朝气蓬勃，演讲天赋极为出色。最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位黑人。

奥巴马打着改革的旗号登台，他给选民承诺，对95%的人减税，对另外5%的富人征税。他还承诺推行全民医保，严格监管金融企业。

广大底层选民对奥巴马寄予厚望，民主党雄厚的民意基础发挥了作用。2008年大选，奥巴马的筹款记录显示，其总额中有65%来自于小于 200 美元的小额捐款，而他的对手共和党人麦凯恩只有33%。

但是，8年后，选民们发现他们200美元的政治投资打了水漂。事实证明，奥巴马最出色的能力还是演讲。如果还有第二项特长，那就是花钱。全民医保半途而废，包含沃尔克法则的金融监管法案被修改得面目全非。而美国政府的债务规模却急速膨胀。

2016年，美国选民忍无可忍，选择了最不像总统的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

为什么民主党和希拉里被选民抛弃？

表面上，责任在奥巴马。但其实，奥巴马是无力改变的。这是由民主党的性质决定的。

民主党的票仓有“弱势群体”和底层民众。民主党的左派人士桑德斯代表着这群人的利益。但是，民主党的另外一个铁杆票仓是华尔街、金融企业、跨国公司及城市精英。他们的利益代言人是民主党建制派希拉里。

金融危机后，这两个票仓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底层民众要求严惩金融企业。奥巴马干了八年的和事佬，拿了个诺贝尔和平奖，却错过了改革的最佳时机。2016年大选，民主党面临分裂形势，为了保住华尔街这边的票仓，民主党的传统势力果断地放弃了桑德斯，让建制派希拉里迎战共和党的特朗普。

民主党的传统铁盘，东部富裕州、金融州和西部加州，为希拉里赢得不少选票。但是，在关键的摇摆州，希拉里被特朗普逆袭。摇摆州多数是五大湖区的传统工业州和南方州，其中有不少是底层选民，他们太讨厌希拉里这种建制派政客的嘴脸了。

反观，共和党这次大选策略极为正确。共和党也有建制派，也有华尔街的代表。但是，共和党的选民成分更为纯粹。共和党的铁杆票仓是美国白人、工人及中产家庭。这群人不论在意识形态还是利益上，与金融家的冲突没有那么大。于是，共和党在2016年果断掉头，战略性地站在了改革派这边，支持特朗普赢下摇摆州。

到这里，我们再来看看，到底是谁引发了2008年金融危机？

斯蒂格利茨等凯恩斯主义者将责任推给共和党和金融自由化。但其实，这次金融危机是干预主义的结果，与政府的金融政策及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直接相关。问题是，到底是民主党的锅，还是共和党的锅？

通常认为，这次危机的第一责任人是美联储，主要是“美元沙皇”格林斯潘。第二责任人是小布什政府推动的支持美国家庭购房计划。危机的罪魁祸首，非自由放任主义莫属——共和党失败的政策。

然而，真相并非那么简单。塞巴斯蒂安·马拉比在其著名的《格林斯潘传》中指出，1987年“黑色星期五”后，格林斯潘就放弃了自由主义信仰，以及弗里德曼和沃尔克当年主张的货币主义政策[1]。格林斯潘在2001年实施持久的极低利率政策，这恰恰说明是美联储干预市场引发了危机。

另外，格林斯潘与民主党人克林顿总统的共同努力，打破了美国长达66年之久的金融分业经营的历史。1999年，克林顿政府提交监管改革绿皮书，推动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出台，开启了美国金融混业时代。

是谁制造了次贷危机？

为了保护弱势群体的居住权，1977 年民主党人卡特总统批准、1990 年代克林顿总统屡次修改的“社区再投资法案”，要求房地美和房利美降低中低收入者贷款的门槛、甚至规定给低收入人群的贷款额度。2005年，共和党在国会动议规范“两房”的贷款标准，却遭到民主党的一致反对。

共和党有没有责任？

当然有责任。小布什政府并未坚守自由主义思想，他的高级顾问卡尔·罗夫招募了一群凯恩斯主义者作为幕僚。小布什任命凯恩斯主义者伯南克为美联储主席，任命前高盛总裁保尔森为财长。雷曼破产时，即将卸任的小布什提醒过伯南克和保尔森不能过度施救。共和党在2008年的竞选纲领中明确宣布：“我们不支持政府救助私营机构。”但是，这两位“大救星”用纳税人的钱拯救大银行、金融巨头、跨国公司及金融市场，引发了灾难性的道德风险和债务风险。

今年的选情一度扑朔迷离。特朗普执政四年，美国经济走出通缩，就业率接近充分就业。但是，新冠疫情重创美国经济。很多人觉得特朗普会重蹈共和党“经济危机丢大选”的覆辙。

福利闸门一开，覆水难收，共和党同样随波逐流。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只要你给我钱，我管你是“驴”还是“象”。现在任何一个主张削减福利的政党，都不可能赢得选举。福利换选票，已经成为了两党的常规操作。特朗普制造了美国天量的政府债务及资产泡沫。

共和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建设可谓一塌糊涂，小布什政府耗光了自由主义时代的保守思潮。过去几十年，右派理论，尤其是自由市场理论存在缺陷，他们没有建立一套令人信服的“通往繁荣与和平之路”的理论。

以至于很多人无法分辨左右与是非，甚至不知谁是自己的代言人，谁是华尔街的代言人。

共和党也有建制派，也代表了一些金融家的利益。比如梅隆银行家族是共和党的超级捐助者，他的继承人给特朗普捐助了1000万美元。特朗普和共和党有数十位超级富豪支持。但是，与民主党相比，共和党和特朗普的金融朋友圈实在太小了。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2016年华尔街券商与投行向希拉里的捐款高达8800万美元，特朗普只有2080万美元，相差四倍。2020年，这个差距进一步扩大。截止到9月份，华尔街给拜登的募捐高达5110万美元，向特朗普只捐了1050万美元，相差五倍。

另一组数据显示，自里根政府开始，来自华尔街的官员逐渐增加，到克林顿第二任期达巅峰，超过50%的高官来自华尔街。《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废除后，当时的财长鲁宾在离职一个月后便成为了花旗银行联合总裁，年薪为1500万美元和150万股票。而特朗普政府赶走了绝大部分来自华尔街的高官，只剩下一位，那就是来自高盛的财长史蒂文·姆努钦。

我们经常看到，巴菲特、索罗斯、比尔·盖茨、佩妮·普利兹克、托马斯·斯泰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巴里·迪勒、勒布朗·詹姆斯等众多大佬都是民主党及拜登的铁杆支持者。

在“政治现金”问题上，美国两党也在博弈。为了确保大选不被富人集团、工会团体控制，1943年国会推出了《史密斯-康纳利法案》，禁止工会以组织名义对选举候选人进行捐款。1972年的《联邦竞选法案》规定，每个人每次选举给某个候选人捐款不能超过 1000 美元。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不得超过 5000 美元；个人一年可以资助选举的捐款，不得超过 2.5万美元。这个金额会随着通胀浮动。

但是，政治行动委员会还是会钻空子，出钱给自己的候选人打议题广告。这就是政治“软钱”。2002年小布什政府时期，共和党人推动出台的《两党选举改革法案》规定，工会、公司和其他民间组织在初选之前的一个月内和大选之前的两个月内，不许在电视广播里打“议题广告”，旨在消除“软钱”对大选的影响。

但是，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认为，美国企业可以不受限制地投入竞选资金。这使得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对大选的影响大增。这次大选，为了帮助拜登赢下极为关键的佛罗里达州，篮球巨星詹姆斯、乔丹与商人迈克尔·布隆伯格等名人一起，支付了约2700万美元的法庭罚款，让多达13000名重罪犯有资格投票。

所以，民主党建制派成为了传统势力的坚决捍卫者，他们是不可能发起真正的改革的。正如拜登所宣称的那样，他如果当选了，将维持过去的秩序。当然，共和党也不是阳春白雪，只是他好掉头，且已经掉头。

03. 政治正确

本次大选，民主党内部还是放弃了极左派桑德斯，支持年事已高的老政客拜登参选。与上次支持希拉里一样，民主党不敢放弃华尔街这块铁盘。结果，民主党的这次选情与2016年相差无几。

民主党的盘太大，成分太复杂，利益冲突太多，笼络选民的唯一办法，只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灌输促成共识最大化。民主党的主张是迷人的、具有吸引力的，他们主张自由、平等、民主、博爱、善良、正义，反对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移民歧视，保护老弱病残孕童等弱势群体，支持环保主义及新能源技术。

比如“保护弱势群体”，民主党人小罗斯福在1938年推出了美国史上第一部最低工资法案。共和党则反对最低工资法。在小布什时代，共和党一直不同意民主党提出的将最低工资标准从每小时5.15 美元提高到 7.25 美元。2006年民主党赢得了中期大选，主导众议院很快通过了提高最低工资的法案。但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不同意，提出要求给小企业减税83亿美元，否则不予批准该法案。民主党则认为给企业减税是保护了企业，而不是弱势群体，将减税金额砍到48亿。如此这一法案最终通过。

民主党借此“上纲上线”，批判共和党是“资本家的代言人”。但其实，经济学家早已证明了最低工资法案无助于工人就业增加。如果最低工资过高，反而会降低企业雇佣数量，增加工人失业率，尤其是年轻的、非熟练工的失业率。“最低工资研究委员会”调查表明，最低工资上升10%，会导致年轻非熟练工失业率增加1%到3%。反过来，给企业减税，让更多自由回归自由市场，有助于企业效益增加，从而增加工人的就业率。

其实，民主党精英对此一清二楚，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将问题理性化，只有意识形态化，甚至固化为政治正确，才能最大限度地团结选民，打击政治对手。

刘瑜教授在《民主的细节》一书中将美国的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冒犯少数族裔；不能冒犯女性；不能冒犯同性恋；不能冒犯不同的信仰或政见持有者[2]。

在政治正确之下，民主党的票仓里有理想主义者，有福利民粹主义者，有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还有一群“广场背后的人”。

这四项基本原则已经深刻地渗透到了美国知识精英阶层。

2005年的一个调查表明，美国高校里 72%的教师是“左翼自由派”，15%是“右翼保守派”。从党派来说，50%的教师支持民主党，11%支持共和党。这一失衡在一流高校中尤其显著：87%倾向于左翼自由，13%倾向于右翼保守。而且，左右翼力量的变化，越来越向左翼倾斜。1984 年调查时，高校老师还只有39%是左翼自由派。

在美国政治正确之下，做一名右派需要足够的勇气。“在美国知识分子圈子里，尤其在高校里，做一个左派是非常时尚的事情，做一个右派才需要真正的勇气。美国高校校园里的左右势力处境：左翼趾高气扬，右翼垂头丧气。[2]”

美国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生活在理想的世界中，藏着一颗圣母心、博爱情怀及极端的平等主义，却少了一份理性，丢失了是非观。越是接受了现实，越是多了一份理性的知识分子，越是远离美国左派。据调查，美国人文院系81%教师是自由左翼，社会科学75%，而工程学院只有51%；商学院只有49%。可见，自然科学和经济学给人类带来更多的理性之光。

又如，修墙事件。过去几十年，墨西哥非法移民疯狂涌入美国。70年代末，墨西哥潜入美国的非法移民一年只有5万人，到了80年代，这个数据达到了20万，90年代年均非法移民到了50万。

2005年，小布什政府通过了反非法移民法案，决定在美墨边境修建一条 698 英里的“隔离墙”。民主党反对，批判共和党搞种族歧视，要求对非法移民更加宽容。这事就此搁置。小布什政府时期，有一年五一劳动节，成千上万的非法移民，在美国70多个城市游行。讽刺的是，他们高举着墨西哥的国旗，要求美国政府保障他们的合法劳动权利。

如今，墨西哥非法移民在美国已经超过1000万，有些人已经在美国长期定居、工作及生育。特朗普政府再启动修墙工作，民主党又以种族歧视斥之。所以，在美国少数裔及知识分子眼中，共和党是有种族歧视倾向、排斥移民的保守政党。

民主党支持非法移民，其实有着精致的利益诉求。少数裔是民主党的票仓，如果黑人越多，移民越多，非法移民转正越多，民主党的选票基础就越大。黑人及少数裔的生育率普遍高于白人，按这个趋势下去，民主党在大选中的优势会更加明显。同样，民主党实施高福利政策，以争取福利民粹主义的选票，这也是一种政治诉求。

美国右派人士提醒，比政治正确、道德制高点更加重要的是理性。非法移民者，其身份是非法的；福利民粹主义导致债台高筑，降低经济效率；对黑人的过度补贴政策，导致大量单亲黑人家庭出现，引发各种社会问题；极端环保主义反而可能引发生态灾害。但是，这个世界理性人毕竟是少数，共和党吃了这个亏。共和党和美国右派的声音在政治正确的压制下变得微弱。

这种政治正确甚至压制着言论自由。在大选民调中，民主党经常领先于共和党。除了民主党选民基数大外，共和党的支持者受制于政治正确而不敢发生，不敢公开支持，只能默默投票。

比如，在今年的黑人运动中，大学教授表达了一些理性的声音，结果被学生举报，被迫下岗。报社编辑对黑人打砸抢行为谴责，也被口上种族歧视的帽子。下跪，成了政治正确，成了拜登及民主党的政治秀。

但是，在一个宪政国家，没有永远的政治正确。言论自由最终会捅破道德绑架的虚假面具。这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给予的权利。

列奥·施特劳斯，这位德裔美籍哲学家直接指出了民主党的根本问题。他认为，现代话语中的“自由”，刚好用来模糊是与非、正义与邪恶的界限；而现代话语中的“民主”——通过把一个质量问题转化成一个数量问题——为这种相对主义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行性[2]。施特劳斯痛恨自由主义被民主党滥用，也批判传统自由主义，推崇美国的宪政民主。

他在世时，施特劳斯学派是“最孤立、最边缘、最不受承认甚至最受排斥的学派”。但是，去世后，新自由主义兴起，施特劳斯却成了“共和党革命的教父”及“新保守主义之父”，他的众多学员成为了里根政府、布什政府的官员及幕僚。

说到根本上，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在意识形态的分歧，就是民主、自由、平等及正义的概念分歧。

先看民主。

民主党主张的民主是雅典式民主，也就是多数人说了算。在古雅典，苏格拉底藐视宗教，被民主投票的方式处死。此后，欧洲精英一直对民主怀有芥蒂，更加推崇自由。法国大革命让人们看到了民主引发的多数人的暴政。

真正恢复民主声誉与价值的是美国的宪政民主。与雅典式民主不同，宪政民主是宪政约束下的民主。宪政体现的并不是大多数人的意志，而是真理，或叫“理性精神”。美国宪法规定的保护人的生命权、言论自由以及私有财产，是不能因为多数人选票而被剥夺的。比如，股灾时，多数人亏本，少数人赚钱，不能通过多数人投票，要求交易回滚，或者剥夺赚钱的少数人的财富。

选举人团制度就是宪政民主，而非雅典式民主。这种制度符合美国的联邦体制，可避免人口大州控制白宫和国会，防止民主选举出希特勒。

再看自由与平等。

民主党和共和党对此的分歧，在谁是目标，谁是手段上。两党都支持“生而平等”。这就是天赋人权，即人的生命权是平等的，人格是平等的。

但是，共和党主张机会平等，反对结果平等，以自由为目标。民主党对平等的理解更准确说是均等，民主党以平等为目标，允许为了实现结果平等的目标可以破坏机会平等，牺牲部分自由，甚至可能修改法律。共和党主张的自由是宪政下的自由，认为只有宪政下的自由才有真正的自由。

孰是孰非？米尔顿·弗里德曼一句话就说清楚了：“一个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的社会，最终将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而一个把自由放在平等之上的社会，虽然得不到平等，但会比其它任何存在过的体制都更能接近于平等。”

共和党支持程序性正义，民主党支持补偿性正义。程序性正义其实是机会平等，结果看个人能力。补偿性正义是结果平等，机会不平等。民主党约翰逊在搞平权运动时提出，黑人受到了百年的歧视，底子薄、起点低，应该将起跑线往前挪十米。问题是，你如何识别华裔、亚裔、印第安人的祖上过得好不好，需不需要给予照顾。更要命的是，补偿性正义其实是唯出身论，助长懒惰，制造新的不公正。从巴克案来看，美国最高法院显然是否定了民主党的补偿性正义。

所以，关于正义，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道出了实质：只有未知身份下的正义，才是真正的正义。换言之，不论出生，一视同仁。

对自由、平等、民主及正义的模糊认识，是意识形态问题所在。民主党也热衷于将水搅浑，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团结成分复杂的选民。

安·库尔特比施特劳斯更加直截了当地揭露这一点。她是一位“美国小姐”，本可以靠颜值吃饭，非得靠才华。库尔特曾经连写了五本书疯狂攻击民主党，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她在专栏上痛骂民主党：“民主党的主要选民，全是些吃福利软饭的胖子。”

或许，库尔特的极端言论依然无法唤醒哪些装睡的人，因为福利会上瘾。美国专栏作家丹尼斯·普拉格批判说：“不论是毒瘾、酒瘾、毒瘾、性瘾，还是烟瘾，只要染上，就很难戒掉。然而还有一种瘾，比它们更难戒，那就是福利瘾，即人们对不劳而获的上瘾。[3]”他痛骂民主党是“毒贩子”，让美国民众一个个变成了“瘾君子”。

刘瑜教授说得好：“我总觉得，煽动家和思想家之间的区别，就是煽动家总是特别热衷于抢占道德制高点，而思想家总是热衷于指出道德制高点底下的陷阱。所以煽动家总是在话语的盛宴中觥羮交错，而思想家总是在惴惴不安地担心谁来为这场盛宴买单。[2]”

参考文献：

[1] 格林斯潘传，塞巴斯蒂安·马拉比，浙江人民出版社；

[2] 民主的细节，刘瑜，上海三联书店；

[3] Entitlements: The Most Dangerous Addiction（最危险的一种瘾：福利瘾），丹尼斯·普拉格，国家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