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科技快讯欧洲科技是如何走向一体化的？

欧洲科技是如何走向一体化的？

来源：晰数塔互联网快讯时间：2020年11月10日 19:14

本文作者：任友善，编辑：熊文明、刘爱国，数据支持：钛禾产业研究院，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爱因斯坦在《告欧洲人书》上签字，呼吁停止战争，“欧洲联合起来”。

19年后，不堪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身心俱疲的爱因斯坦带着全家移民美国，从此再也没有踏上故乡德国的土地。

到了美国后，爱因斯坦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在这个全球最顶尖的理论研究机构里，科学家几乎都来自欧洲——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来自匈牙利，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来自一个德国犹太家庭，数学家库尔特·哥德尔则来自奥地利。

这些从欧洲迁往北美大陆的科学家，带动了美国科技的迅速崛起。美国因此成为上世纪40年代以原子能、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生物技术为主导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主要发源地。

三次技术革命的理论奠基者都是欧洲人，但如今世界的科技中心却并不在欧洲。

战后世界风云骤变。在科技加持下，美国从此走上了所向披靡的霸强道路。而失去了科技优势、政治四分五裂的欧洲，至今仍在重归一体化的泥泞道路上艰难前行。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欧洲人深知科技对经济政治一体化的重要性——科学可以无国界，但科研能力却是一个国家、一个大洲的实力砝码。

一、步履维艰的科研一体化

相对于共同市场、经济联盟、货币联盟，欧洲的科研联合可谓姗姗来迟。

虽然欧洲各国之间的科技合作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启动，但统一的科研资助计划——“欧盟研发框架计划（FP）”直到80年代才正式推出。

欧盟研发框架计划是欧盟成员国共同参与的重大科技计划，至今已经完成了七个框架计划，第八项框架计划“地平线2020”正在实施。

为什么一定要联合？这是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早期的技术革命，大量新技术处于从零到一的发现状态，一个小国家乃至于一个人，单枪匹马去探触科学技术的边界是完全有可能的。

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攀高，一个苹果落地就能发现万有引力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尤其进入电子时代后，集成电路的发展速度在摩尔定律的鞭策下一日千里，相应投入的研发资源也呈几何级数倍增。这时候，小国家的资源弱势就凸显出来了。

20世纪70年代，在讨论第五代战斗机的预研计划时，瑞典人爆发了激烈的争论，最终国内形成一个共识：小国难以独立承受研发的沉重负担。而此时，德、法、英等国正因为ECF（欧洲联合战斗机）的协作分工问题吵得不可开交。

欧洲面临的另外一个尴尬是，由于各自为战，研发代价总要比其竞争对手要高。

以数字电话公共交换系统的研发为例，欧洲各国总共花费了70亿美元。美国只花了一半的钱，日本更是只花了四分之一。

1985年，在一次欧洲技术合作会议上，德国外长根舍再一次把科研一体化摆到桌面上来谈：

“欧洲只能全力来对付挑战，只有当它们的力量联合在一起时，才能在尖端技术方面与美、日并驾齐驱。”

实际上早在1973年，就有人提出建立欧洲研究区的想法。20多年来，这个词频频出现在欧洲各国领导人的演讲中，但直到2000年，欧洲研究区（简称ERA）才正式成立，可谓不易。

千呼万唤的ERA被寄予厚望，要在欧洲建立科学技术的通用“市场”，促进科研人才在欧洲各国间流动。同时，迫使欧洲各国在10年内将科研预算的GDP占比从1.82%提高到3%。

从结果来看，ERA的工作并不尽如人意。8年后，这一比值仅仅上升了0.08%。在第六研发框架的数千个项目建议中，仅有1/5立项，而其中又只有50％的项目获得了经费支持。

经费不足的背后还有欧洲各国的怨念。由于体量差异巨大，各国的科研投入也不平衡。小国研发经费投入不到大国的两千分之一，却可以共享这些科研成果。贡献少、伸手多的小国和贡献多、抱怨多的大国之间矛盾日益加深，将来之不易的科研一体化重新撕裂。

然而，这还不是ERA面临的唯一难题。2000年，一篇名为《逃离欧洲科学》的报道中，作者尖锐指出ERA的“过度官僚化”：

“即使是研究组长或教授，也难以获得研究资金。科学家不得不把精力更多放在撰写提案上，以勉强符合研究项目要求，而不是产出高质量的科学成果。”

即使幸运地获得了经费支持，也并不意味着后面就一帆风顺。一家波兰的科研机构获得资金，想要雇佣德国科研机构的科学家，却发现由于制度障碍根本签不了合同。在向ERA求助后，就进入漫长的等候处理期。要等多久？至少两年起步——因为ERA正忙着处理无数个类似的案子。

这些堆积如山的小案子让ERA深陷泥潭。难以想象，肩负欧洲科研一体化重任的超级机构，居然被一个个小小的诉讼案拖得几乎寸步难行。

没有法律权力，也缺乏政策机制，ERA作为一个行政机构，实在没有能力来迫使欧盟各国合作。科学家们虽然名义上有ERA的庇护，但跨国做科研仍然面临巨大风险，包括失去退休金、社会保险，甚至还会被双重征税。而官司，似乎永远也打不完。

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不失时机地对欧洲科研人才频抛媚眼，许以丰厚待遇，几乎快要挖穿欧洲科研的墙脚。对此，欧盟第七研发框架团队不得不发出警告：

“除非欧洲简化研发资助流程，否则顶尖科学家将流失到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

众望所归的欧洲研究委员会（ERC）终于在2007年2月27日成立。到2015年，ERC成果的国际协作比率比欧洲第七研发计划的平均水平高出8%，在世界知名科研机构中一骑绝尘，而ERA却还在追赶欧洲的平均水平。欧洲科研一体化终于有了实质上的突破。

二、欧洲的“科学春天”

ERC诞生前夜，其创始人福迪斯·卡法托斯（Fotis Kafatos）教授激动得彻夜未眠。这位年近古稀的遗传生物学家，希望通过ERC发起欧洲乃至泛欧洲的科研竞争，将过往的重重障碍一扫而空。

福迪斯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他的抱负——ERC这剂解药“疗效显著”，截止目前共资助了超过4000位科学家的9500多个项目，发表科学文章15万篇，斩获7项诺贝尔奖。在此期间，欧洲拥有的引用量排名世界前1%的论文数量重新超越美国，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当前欧洲关于新冠病毒的研发项目中，有180个来自ERC资助。

ERC成立后，立刻成为第八、第九研发框架的中坚力量，为石墨烯、脑科学、量子计算等基础科学研究的攻关做出了巨大贡献。

ERC的组织架构

与ERA不同，ERC的研发经费不仅仅来自于计划拨款，也同样注重通过协同创新链条发挥研究的商业价值。为此，欧盟成立了欧洲创新理事会（EIC），专门负责科研成果的商业化落地，并提供项目投资和咨询服务，帮助ERC回笼资金。

从这个角度来说，ERC更接近美国DARPA，类似一个前沿技术的风险投资机构。

尽管ERC的项目申请竞争极为激烈，平均成功率只有15%左右，但是单笔资助金额最高达350万欧元的诱惑，也让众多研究者趋之若鹜。即使以“钱多到花不完”著称的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也不得不重视ERC的项目申报。

至于什么样的项目能够被ERC选上？ERC的标准非常直接：竞争卓越。

ERC项目复盘评审标准

既然是以卓越为标准，国籍、年龄、性别、学科都不再纳入评判参考之列，传统欧洲科研的“四唯”在事实上被解构。

这种打破偏见、快刀斩乱麻的解决方案，一扫欧盟过往的陈腐低效做派，让人耳目一新。

国籍不再是界限。ERC联合创始人、德国教育和科学部部长安妮特·沙万在ERC成立时就承诺，保证机构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使得ERC可以不用关注国家配额，只专注于资助欧洲最优秀的研究人员。ERC甚至跨越了洲界，将挖墙脚的锄头挥舞到了美国、日本、中国，争取最广阔外延的科研人才。

饱受诟病的“年轻人困局”也被打破。ERC的五项基金里，有两项是针对年轻科研人员的专项拨款。2010年，ERC的资助金获得者平均年龄仅为36岁。至2013年，ERC资助的年轻科研人员占比高达70%。

ERC的五大基金

女性研究人员也成为ERC的关注重点。ERC科学委员会成立伊始就设立工作小组，专门监察性别问题。2010年，ERC伦理委员会颁布性别平等计划，内容包括着重宣传女性科学家项目、延长生育科学家的申请资格窗口期、通过会议的形式加强组织的性别平等意识等若干措施。

与僵化低效的官僚体制斗争，是流淌在ERC血液中的重要基因。在其诞生之初，这种斗争精神就被写进ERC的纲领里。与ERA的步履维艰不同，ERC在与欧盟委员会的一场场“撕逼”中赢得空间。

创始主席福迪斯·卡法托斯在ERC的创立过程中，持续批判欧洲僵化的科研制度，誓要扫除这些科研障碍。继任主席赫尔佳·诺沃茨曼（Helga Nowotny）秉承精神，要求“地平线2020”的委员会必须保证不会将ERC置于行政束缚之中。她在一次媒体采访中谈及：

“ERC创始一代的遗产是高质量的评估程序，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进行维护和保护。”

赫尔佳·诺沃茨曼自豪的表示，ERC制度已经被奉为世界级基础科学研究的黄金制度。

三、黄金制度也会生锈

与ERA一样，曾经尝试撮合欧洲各国科研协作的组织还有许多，例如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JRC、历经蹉跎的伽利略计划，甚至包括冷战后裂痕频现的欧空局。这些科研协作机构中，敢被称作“黄金制度”的只有ERC。

然而这个黄金制度还没有发光多久，就再度卷入欧洲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双重漩涡中，被巨浪湮没。

今年4月，ERC前主席毛罗·法拉利（Mauro Ferrari）因对欧盟处理新冠病毒疫情的方式“极其失望”而辞职，拉开了欧洲科研预算保卫战的序幕。这位仅仅上任ERC主席三个月的著名纳米医学家愤怒表示：

“我既了解科学管理，也了解政治的运作方式，但我对这个机制本身失去了信心”。

这是ERC与欧盟体制斗争最激烈的一次，也暗示着ERC面临成立以来的最大困局。

压力首先来自欧洲的整体大环境。2020年1月31日，英国正式脱欧，以并不如人意的结果暂止了这场长达4年的闹剧，给欧盟留下一个巨大的烂摊子。作为欧洲三大经济体之一的英国，也是ERC的三大金主之一。

英国退群后的欧盟，何去何从尚且没有定论。作为欧洲科研共同体的ERC更是面临巨大的未知。

除了一体化进程波折重重外，人口老龄化、主权债务危机、难民潮……也正在环环相扣地腐蚀欧洲。

ERC创立当年，正值欧盟庆祝自己50岁生日，扩张最顺风顺水的时候，GDP世界占比增长也在当年由负转正。但随后到来的2008年经济危机，加之美国人的地缘打压，又让欧洲一体化再度陷入僵局。一边是持续下降的GDP世界占比，一边却是连年爬升的人口老龄化占比。据世界银行统计，2019年欧盟地区老龄人口与劳动人口比已经直逼32%。

陷入经济政治的泥沼之中，即使黄金也难耀其光。

新冠疫情使欧盟的钱袋子更加紧张，欧盟试图大幅削减ERC资金，其中包括新冠病毒的研究经费。临时接任ERC主席让·皮埃尔（Jean-Pierre）在《自然》杂志上大发雷霆，愤怒斥责：

“削减这些预算的行为是愚蠢的！”

10月15日，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Matt Hancock）宣布，从17日起，伦敦将从疫情“中度”警戒级别升为“高度”警戒。第二波疫情的到来让欧洲经济雪上加霜，也让ERC的预算更加渺茫。

尽管拥有堪称“黄金”的制度和强大的能力，ERC自身也一直在努力调整机制，以适应波诡云谲的局势变化。然而，失去经济和政治支持的科研，似乎总也踩不到地面。

四、下一个“应许之地”在中国？

陷入危机以来，欧洲曾一度指望中国伸手帮助。

这也让欧洲诸国陷入矛盾纠结。一方面在美国的逼迫下，部分还有技术老底的国家时不时就要配合美国人卡一下中国脖子。另一方面，在众多欧洲国家的内心里，又期望中国能在经济上拉他们一把。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除了经济上一路高歌猛进，持续追赶欧美强国，政府同样在持续探索通过国家财政对科学研究的资助模式。

上世纪后期，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欧盟的尤里卡计划等带给中国人巨大的震动和启发。为了加快追赶国际先进，在科研资金并不充裕的情况下，中国完成了对科研院所、大学、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国家放弃了对上述机构的财政直接拨款，取而代之的是竞争性的科技计划项目——砸烂了研发体制的“大锅饭”，谁能干好活，谁就能拿到更多的国家资助资金。

1986年，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等几位老科学家提出了要追赶世界高新技术的若干建议和设想。时任中科院科技开发局局长的张宏，将这些建议提交给邓小平，直接促成了“863计划”的出台。同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NSFC）建立。

一年后，国家组织了200多位专家，选定了7个领域、15个主题作为中国高科技发展重点计划，7个领域包括生物、信息、自动化。新材料、新能源、航天、激光。

863计划是新中国第一个由科学家倡议、政治家决策、中央政治局讨论的科技计划。计划实施10年后，取得研究成果1200多项，其中540多项达到国际水平，567项获国家或部委级奖励，获国内外专利244项。1996年，在进行“863计划”的十年成果汇报时，军委副席张震说：

“如果不是小平同志及时决断，我们将愧对子孙”。

863计划出台11年后，国家又推出了“973计划”。前者发力于高技术研发，后者更侧重于重大前沿科学研究，面向前沿高科技战略领域超前部署基础研究。

973计划以5年为周期，在农业、能源、信息、资源环境、人口与健康、材料等领域展开研究。与863计划相比，973计划更加开放，欢迎国际合作，并曾经与欧盟达成协议。

2016年，随着《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发布，将原有的863计划、97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专项、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等计划整合到一起——863、973这两个在中国现代科技发展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数字，成为历史名词。

2020年1月，由教育部牵头，人才为主导的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强基计划”正式推出，主要聚焦高端芯片与软件、智能科技、新材料、先进制造和国家安全等关键领域以及国家人才紧缺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重点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及历史、哲学、古文字学等专业进行招生。

除了重点研发计划的牵引外，培养未来后备学科人才是“强基计划”所承担的新时期历史使命。

欧洲科研一体化的艰难探索给予中国的启示是：政治上的稳定支持、经济上的持续投入是科研力量整合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还需要高效的机制、专业的团队，以及接地气的甄选标准和强大的甄选能力。

欧洲科研一体化时打破的偏见，也存在于中国的科研土壤里。与欧洲当年国籍、年龄、性别、学科的“四唯”不同，中国科研亟待破除的“五唯”是分数、升学、文凭、论文、帽子。与此同时，被戏称为“青椒”的高校青年教师的待遇、地区之间重复建设等诸多问题仍然需要统筹解决。其中，ERC完成度较高、也是最为关键的“协同创新链条”，更是值得我国借鉴的重要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