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科技快讯 “男性说教”“茶里茶气”，我们的语言真的有性别差异吗?

“男性说教”“茶里茶气”，我们的语言真的有性别差异吗?

来源：晰数塔互联网快讯时间：2020年12月16日 20:00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果壳（ID：Guokr42），作者：XP，编辑：YeYeYe，原标题：《“男性说教”、“茶里茶气”，人类的交谈真的存在性别差异吗?》，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哎呀今天真的是烦死了，肚子不舒服了一天！”

“我认为多喝热水能促进血液循环，在一定程度上会有利于缓解疼痛。”

“隔壁组的绿茶妹妹抢了我的客户，我非常生气！”

“太过分了！走！我们一起去找她说（chao）理（jia）！”

看见上面的对话，你的脑中是不是自动给每句话代入了男声或女声？

男性和女性使用的词语类型和语法有各自的特点，两者之间存在许多鲜明的差异，这种现象被心理学家称为“性别化语言”。正因如此，大多数时候我们可以很轻松地分辨出话语表达者对应的性别。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副教授艾德丽安·汉考克（Adrienne Hancock）发现，大多数“性别化语言”的研究认为，女性在说话时更倾向于表达感情，如分享经验和表达情感，即更多地使用描述情绪的词语和强调或加强语气；男性则更倾向于使用语言传达信息，如会使用更长的句子，并对句子中涉及的内容进行更多的补充说明。

英语中还专门有一个词“mansplain”用于形容“男性说教”丨giphy

早在1977年，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朱莉·麦克米伦（Julie R. McMillan）和同事便探讨了不同性别在交流过程中存在的差异。麦克米伦让大家组成小组一起解决问题，对该过程中人们使用的语句成分进行分析。

结果发现，女性语言表达中会出现更多不确定语境，比如更多地使用模糊限制语（如，大概、可能）和附加疑问句（如，“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对吧”）；而男性语言表达过程会更加自信，更喜欢打断女性的发言。

语言的使用仿佛确实存在性别差异，这是真的吗？

特定的性别会说特定的语言？NO！

最初，研究人员通常使用支配理论（Dominance Theory）来解释这一现象。支配理论认为，语言和非语言的产生反映了社会地位。支配型个体的语言更自信、简洁并具有竞争性，而顺从型个体的语言更具有合作性和情绪性，有利于保持亲密感与维护融洽的氛围。

该理论认为，男性和女性语言的特征是受到不同社会重要性或社会角色的影响结果，语言要么被男性用来获得支配地位，要么被女性用来表现服从。

显而易见，随着时代的进步，该理论的局限性愈发明显。最典型的反例便是在发表个人观点时，女企业家并不比男企业家缺乏自信，而男性也并不是在任何场景都能侃侃而谈。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心理学教授坎贝尔·利珀（Campbell Leaper）在2007年结合多项研究结果发现，当把对话发生的环境等因素纳入考虑时，前人所认为的“支配理论”便不再正确。

利珀教授发现，在产生意见分歧或非私人谈话的情境（比如美国大选）下，男性的健谈特性尤为明显；女性则是在与孩子或是朋友互动时会格外活跃（比如一起聊八卦）。

比如这个人丨giphy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安东尼·穆拉克（Anthony Mulac）博士认为，所谓的“性别化语言”与其从支配关系去理解，不如从文化角度去理解。

他们提出的性别关联语言效应（Gender-Linked Language Effect）从文化角度对性别化语言进行了解读：所谓的“女性化语言”通常与维护社会关系相关（例如，通过夸奖、赞赏和肯定伴侣达到吸引伴侣的目的），是一种具有较高的社会智力和审美水平的语言。而“男性化语言”则指的是用于维护自我形象或自我肯定的语言。

之所以将某种类型的语言与特定的性别关联起来，可能是因为性别刻板印象已在人们心里根生蒂固了。就好比某些男性穿着蕾丝衣服，可能会被大众认为是“娘娘腔”，这是服饰中性别刻板印象的体现。我们会习惯性地认为某些类型的服饰专属于某种性别，但实际上衣物本身并无性别之分。有时候，男性穿所谓的“女装”或者女性穿所谓的“男装”也可以赏心悦目。

“女性化语言”就如蕾丝或是裙子，“男性化语言”就如西装或领带，东西本身两性都可以用，只是被大众带着偏见地认为是专属于女性或男性。

总在说话者身上找原因？交谈对象或许更关键

当人们都以为性别化语言的产生是由说话者本身的性别引导时，穆拉克教授的同事阿隆·卡吉尔（Aaron Cargile）则另辟蹊径——他认为说话者的言语表现不取决于其本身的性别，而是取决于交流对象具有的特质，比如文化背景或是当前的态度情感。

卡吉尔教授由此提出了说话者评价的一般过程模型（General Process Model of Speaker Evaluations）。结合该模型，穆拉克教授进一步完善了性别化语言的解释，形成了一个闭环。

他认为，说话人的语言表达受到说话人自身的刻板印象和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其中，性别刻板印象就属于说话人自身的特性，而外部环境的影响包含了交流当下的情境影响以及交流对象的影响。

为了考察交流对象性别的影响，汉考克副教授在实验室里模拟了现实对话，发现不论男女，人类都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奇才。

“见鬼说鬼话”丨giphy

实验参与者们会和研究人员开展关于手机或电视剧的讨论，而研究人员会作为交流对象按照既定的剧本引导整个讨论过程。结果发现，说话者确实出现了“性别化语言”，但并不是受自身性别影响，而是受交流对象的性别影响。也就是说，说话者会根据交流对象的性别不同而出现不同的“性别化”语言。

神奇的是，在与女性交流对象讨论时，总会有一个人扮演“女性被说教”的角色。即就算交谈的双方都为女性，也会有一个女性参与者表现得更加“男性说教”，比如减少附加疑问句或模糊限制语的使用频率，以及增加对话内容的补充说明和打断别人说话的频率，就像“她一定是想从我身上学到些什么”一样。

“他们总是那么自信”丨giphy

如何解释？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是语言大师

交际适应理论（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可以对“性别化语言”的变化作出解释：改变自己的语言模式是一种适应行为。在说话者使用特定语言适应对方之前，TA对交流对象的感知已经使TA对交流对象做出了归因和评价。

比如，遇到需要跟外国朋友使用中文交流时，即便你不知道对方中文水平如何，仅凭他是外国人这一属性，你就会不由自主地认为他可能中文不太好，从而在对话过程中放慢语速并简化句子。

“给我一个碗,可以不可以”丨Giphy

“性别化语言”也是如此，说话者会对交流对象的性别进行先入为主的评价，并调整自己的语言模式从而更好地适应双方的沟通与交流。

交际适应理论认为，如果人们想要达成意见上的一致或尽量减少意见分歧，那么他们就会向对方的语言模式趋同；但若是为了促进互动的目的，保持差异又是非常重要的。此时，双方的语言便会出现互补性，即双方根据各自角色的不同进行适应，既能让沟通舒畅又可以维持互动。认为“外国人肯定中文不好”固然是刻板印象，但配合对方步调放慢语速，对于达成共识是有帮助的。

所以单身汪们懂了吗？想维持你和TA的互动，互补性非常关键，单纯的附和与“彩虹屁”虽能让你们沟通十分愉快，但可能会迅速达成共识后就无话可说，并让对方误以为你只是价值观相同的“好姐妹/好兄弟”。

Cheers! 丨giphy

参考文献：

[1] Cargile, A. C. , & Bradac, J. J. . (2001). Attitudes toward language: a review of speaker-evaluation research and a general process model. An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25(1), 347-382.

[2] Gasiorek, J., & Giles, H. (2012). Effects of inferred motive on evaluations on nonaccommodative communicatio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8, 309-331.

[3] Hancock, A. B. , & Rubin, B. A. . (2014). Influence of communication partner's gender on language.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34(1), 46-64.

[4] Helweg-Larsen, M., Cunningham, S. J., Carrico, A., & Pergram, A. M. (2004). To nod or not to nod: An observational study of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and status in female and male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28, 358-361.

[5] Leaper, C., & Ayres, M. M. (2007).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gender variations in adults’ language use: Talkativeness, affiliative speech, and assertive speech.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1, 328-362.

[6] McMillan, J. R., Clifton, A. K., McGrath, D., & Gale, W. S. (1977). Women’s language: Uncertainty or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and emotionality? Sex Roles, 3, 545-559.

[7] Mulac, A., Bradac, J. J., & Gibbons, P. (2001).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gender-as-culture hypothesis: An intercultural analysis of male/female language differences.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7, 121-152.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果壳（ID：Guokr42），作者：XP，编辑：YeYeY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