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观察和反思中国经济的最佳样本
本文由公众号“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付一夫。
如果把跻身“万亿俱乐部”的城市界定为明星城市,那么GDP突破2万亿大关的,一定算得上是城市中的超级明星。
而今,这样的超级明星又多了一个,那就是苏州。
1月19日,苏州市市长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宣布,整个“十三五”时期,苏州GDP年均增长速度预计将达到6.1%,现已迈上2万亿元的新台阶。
2万亿是个什么概念?
根据最新的统计结果,2020年贵州省GDP为1.78万亿元,山西省1.765万亿元,黑龙江1.37万亿元……换句话说,苏州的经济体量比很多省份都要大。
排在苏州前面的城市都有谁呢?答案是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和广州——这五个城市当中,上北深广都是笑傲群雄多年的老大哥,直辖市重庆则是西部的龙头。
反观苏州,既不是直辖市,也不是省会,更不是计划单列市,相比之下少了很多政策光环的照耀。然而,即便是没有太多的仰仗,苏州依然从全国数百个城市里脱颖而出,将杭州、武汉、成都、天津等一众明星城市都甩在身后,无愧于“地表最强地级市”的美誉。
苏州凭什么能有今天的成就?我们不妨来做一番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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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是省会城市,但在江苏,苏州的风头一点都不逊于南京。
早在300多年前,苏州和南京就开始暗暗较劲了:清朝康熙六年(1667年),“江苏”一称问世,其名源于“江宁府”与“苏州府”的首字,江宁府是南京的古称,可见彼时的南京和苏州一字齐肩、携手并进;时至今日,南京虽然贵为省会,但江苏的简称“苏”,仿佛又在不断提醒着人们,苏州的地位举足轻重。
论经济实力,苏州放眼全国都鲜逢敌手:论总量,苏州GDP于2011年突破万亿大关,成为第六个“万亿俱乐部”成员,只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和天津之后,2020年再度成为第六个“两万亿俱乐部”成员;论人口,苏州早在2010年就突破了千万大关;论人均,苏州2019年人均GDP高达 17.9万元,遥遥领先于全国的7.1万元(见图1),如果按照国际标准,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即为初等发达国家,超过3万美元即为中等发达国家,那么苏州的人均GDP(约合2.6万美元)已相当于初等发达国家水准。
苏州经济体量之所以如此庞大,其发达的县域经济可谓居功至伟。2019年,由苏州市代管的昆山、张家港、常熟和太仓四个县级市,联手贡献了苏州1.92万亿GDP中的1.02万亿,占比高达53%;而根据苏州各区最新的政府报告测算,四个县级市在2020年均实现了可观的增长,并仍将贡献整个苏州GDP的53%左右(见下表)。另外,在赛迪顾问发布的《县域经济100强(2020年)榜单》之中,这四个县级市悉数位列前十名;其中,昆山已是连续多年高居榜首,而张家港和常熟也分列第三、五名,足见苏州各区域经济发展之全面,苏州“地级市之王”的江湖地位也得以成就。
除此之外,苏州的产业结构也在不断优化,现已实现了由“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变,服务业对GDP的贡献达到了52%,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比分别达到51%和55.7%,这样的成绩在全国难逢敌手。
在如此特殊的2020年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疫情防控的到位自然是直接因素。公开信息显示,苏州是中国十大经济城市中疫情最轻的,虽然常住人口达1000多万,但苏州确诊病例低于90个,治愈率为100%,其他同等人口量级的城市恐怕都做不到这一点。得益于此,苏州经济在短时间内重启,并迅速回暖,这也是苏州2020年多个经济指标能实现逆势上扬的原因。
不过正如前文所说,苏州只是一个地级市,既没有深圳那样的特区优势,也没有南京杭州那样的省级首府的地位,但依旧能稳扎稳打地走出一条颇具特色的“苏州模式”,这才是更深层次的原因。
这种缺乏先天禀赋、更多依靠后天努力而崛起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于我国其他城市更具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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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起来,“苏州模式”的精髓主要有三:
一是拥有以工业为核心的强大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是社会生产力的集中体现,也是综合国力与社会财富最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命脉,拥有发达的实体经济,对于任何国家和地区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抵御各种风险、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来说,都具有深远意义;其中,工业又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州,正是这样一个工业大市。改革开放以来,依托自身的区位优势与上海浦东开发的契机,苏州大力吸引外资和台资入驻,以包括苏州工业园区、昆山经济开发区在内的多个产业园区为支点,不断致力于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
现如今,苏州已经拥有了35个工业大类,涉及167个工业中类、489个工业小类、16万家工业企业,是我国工业体系最完备的城市之一。从最新发布的数据来看,2020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3.48万亿元,稳居全国前三名;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纳米技术、人工智能四大先导产业产值达到了8718亿元。而这些,也成为了苏州经济稳健发展的根基。
二是注重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科技创新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它不仅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且可以通过科技的渗透作用放大各生产要素的生产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资源的进一步优化配置,进而提高社会整体产出实力,并带动整个经济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苏州的科技创新能力不可小觑,前文提到的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比分别达到51%和55.7%,就是最有力的佐证。此外,苏州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为惊人的3.7%,显著高于全国2.23%的整体水平(2019年数据),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6.5%,登陆科创板的企业数量位列全国大中城市第三名,无不彰显出苏州的科技创新能力之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州工业园区,在仅仅2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创造出了苏州近1/8的GDP,截至2019年底,这里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超1400家,累计培育独角兽及独角兽(培育)企业50家,科技创新型企业6000多家,“国字号”科研院所15家;通过学习新加坡的先进管理经验并持续改进完善,现已形成了“以注重规划先行、突出先行先试、坚持开放创新、强化亲商服务、创新社会治理”为主要内涵的园区经验,以及“引进高层次人才、创办高科技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链式效应,更是连续数年在商务部公布的国家级经开区综合考评中位列第一,并跻身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行列,成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典范案例之一。而这一“园区经验”,与“昆山之路”和“张家港精神”并称为苏州现代化建设的三大法宝,共同为苏州工业乃至整体经济发展贡献着力量。
三是形成了发达的民营经济。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是拉动经济增长、推动转型升级、促进市场化改革、吸纳城乡居民就业的关键力量。而组成民营经济的众多民营企业,又是市场经济中最为活跃的主体,它们经营灵活,效率更高,拥有较强的市场应变能力,追逐利润的动机也极为强烈,对提升区域市场活力来说至关重要。
苏州民营经济的发达,可以从以下数据里得到佐证:
(1)2020年上市公司数量144家,稳居全国前五名,仅次于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其中有3家入围世界500强;
(2)共有26家企业入围“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28家企业入围“2020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上榜企业数双双位居江苏省第一,上榜民营企业500强企业数仅次于杭州,与深圳、无锡并列第二;
(3)在“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活动中,苏州得分位居全国第三。
除此之外,苏州发达的民营经济以及众多民营企业还提供了更为灵便、包容、广阔的就业机会,不仅解决了720多万户籍人口的就业问题,还吸纳了350多万外来人口来此谋生,这也反映出,苏州对于外来人口具有极强的吸引力。恒大研究院和智联招聘发布的《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0》显示,全国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100强中,苏州高居第九位。
实体经济+科技创新+民营经济,共同为苏州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内生动力,也为其他城市和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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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苏州经济并非一点问题都没有。被诟病得最多的地方,莫过于苏州对于外贸的过度依赖。
回顾历史,外向型经济的崛起和腾飞,在整个苏州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一方面,苏州从国外引入先进的资本、技术和管理来为本土经济发展注入动力,另一方面,苏州又积极拓展出口市场,充分发挥自身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环节的比较优势。
事实证明,外向型经济给苏州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不但加速了苏州的工业化进程、形成了完备齐全的工业体系,还大大提升了本土产业的技术基础和创新能力。典型如苏州工业园区,就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间的重要合作项目,还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
然而,外向型经济蒸蒸日上的另一面,却是苏州对于外贸和外资形成了较强的依赖,而且愈演愈烈。数据显示,近些年苏州对外贸易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都超过了100%(见图2)。
要知道,外向型经济的弊端,恰恰在于受海外政策环境变化的影响太大,如果过度依赖于此,那么经济增长的主动权很难掌握在自己手中。不仅如此,由于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的比较优势,长此以往难免会导致本地低附加值行业的不断扩容,既不利于本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又增加了自己提高外贸竞争优势、抢占全球价值链上游的难度,甚至还会威胁到自身经济安全。
事实上,这一弊端已经有所显露。近年来,关于“外资撤离苏州”的讨论时常出现在网络之上,从数据上看,自2011年起苏州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累计同比呈现出明显的下滑之势,其中2013~2017年更是表现为负增长(见图3)。虽然2018年以后有复苏迹象,但鉴于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一旦发生贸易摩擦或是单边制裁行为,难免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冲击。这对苏州来说,是个不可忽视的隐患。
正因为如此,经济体量迈上新台阶的苏州,未来更应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步伐,尽快摆脱过去以外贸外资为主体的发展阶段,并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施进口替代和外资替代,同时推动外贸结构的优化升级,继而打造经济更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局面。在此过程中,既需要夯实实体经济、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又需要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不断提升经济发展韧性。
而这些,不正是“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精髓所在吗?
苏州,真的是观察和反思中国经济的最好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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