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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没有996，但打工人还是打工人

来源：晰数塔互联网快讯时间：2021年02月26日 07:35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20社”（ID:quancaijing_20she），作者：马程，编辑：罗立璇，36氪经授权发布。

末尾淘汰制在中国互联网企业显然不是一件新鲜事。

很多互联网从业者都会更向往以自由和创造作为标签的硅谷文化，但实际上，硅谷本身的宽松氛围也正在消亡。2019年9月，Facebook的华人工程师QIN跳楼自杀，他的遭遇揭开了硅谷“内卷”的冰山一角：超长工时、严苛考评、高压工作，以及同样存在的末尾淘汰制。

在硅谷FAANG大厂（Facebook、Amazon、Apple、Netflix、Google）越来越稳定的前提下，互联网红利正在缩小，大量码农不得不进入日复一日复制代码的螺丝钉生活。改变世界早已成为遥远的理想。

甚至创业者也正在变成打工人。即使他们脑洞大开、激情洋溢，但现在已经没有划时代的技术能够支撑科技公司的高估值。比起Peter Thiel、扎克伯格这样的前辈，他们要面临更加残酷的竞争烈度，要么鞠躬尽瘁，要么捞一把就走。

在《我在硅谷的最后一周（live work work work die）》一书中，作者科里·佩恩（Corey Pein）用自身经历，揭示了硅谷创业文化的浮躁、初创者的艰难和大概率的失败。

图书《我在硅谷的最后一周》英文版配图图源/官网

结合几位硅谷工程师的口述，我们发现，就算在硅谷，生活同样艰辛。

01 硅谷工具人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还是挺兴奋的”，工程师令狐冲已经在硅谷大厂工作了7年，发现自己的生活实际上千篇一律——大家背景一样，工作相似。

日常生活就在消耗人。近几年湾区的伙食越来越差，除了少数大厂，大部分公司约等于大学食堂；交通也是头痛的来源。如果不想和各国移民在公司附近的Airbnb蜗居，就承受远距离通勤。“刚来上班几天，就发现原来在硅谷上班也这么花时间。”

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统计，据统计，6.5% 的硅谷员工在通勤路上就要花费 3 个小时。高速公路就成为了硅谷地区最重要的交通生命线，但不论是开车还是坐班车，都要经历大堵车。

同时，硅谷飞涨的房价，对于要扎根这里的新移民极为不友好。旧金山及硅谷附近是租金最高的地区，一居室的房租均价是3570美元，远高于第二位纽约的2870美元。科技产业在过去10年的高速发展使得大量人才涌向旧金山。

2011-2016年，旧金山新增50万个就业岗位，而新建的房子只够10万人居住。科技公司和当地居民的对于住房、交通基础设施的争执一直不断。

其次是上升通路受阻。如果在大厂5级以下，基本只能天天做代码的搬运工，因为底层代码已经由大神写好。而且华人等移民群体，很难在大厂获得快速晋升的机会。“工作中最怕遇到老印，啥也没干，却总是第一个出头，抢功劳”，令狐冲发现，印度人是大厂中最有“战斗力”的移民群体。

有时候，压力巨大的领导对于员工经常毫不留情，竞争失败的部门会面临惨痛的淘汰。Facebook华人员工Qin自杀事件，一部分就源于部门内部领导偏见。他阻止Qin转部门，直接将他列入PIP(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lan 绩效改进计划），几乎是“优化”的前一站。

随后，部门之间竞争也让Qin的处境愈加恶劣——一次安全事件，Qin的部门被迫承担L1级别的严重失误，这个大错最后记到了Qin身上。有媒体报道称，这是压垮Qin的最后稻草。

《我在硅谷的最后一周》的作者佩恩就发现，不同部门之间保持相互竞争的态势，尤其是在业绩评估期间，为了避免因为排名过低被解雇，所有人都会疯狂工作。由于软件工程师的工作往往无法独立完成，各家公司无论大小都采用了“敏捷开发”，来在开发过程中实时动态管理工程师的个人工作。

“这些公司掌握着最先进的生产力工具和管理策略，这就迫使雇员不断压榨自己，同时还得保持微笑，直到油尽灯枯。”佩恩总结。

Facebook的工程师Catchen，就对全现在回忆了他差点被开除的的经历。2014年，他刚在Facebook升到E5，无意中接了一个超出自己级别的E6+的项目，“当然是做不出来”，拿到了MM（几乎及格）的绩效，也就是不及格。

Catchen当时的心理压力非常大，虽然按他的能力，不难在硅谷找到一份新工作；但万一没有衔接上、选错了新公司，中间失业了，就有被驱逐的可能。

那么，如果去创业公司呢？创业公司有更多独立开源的机会，不会成为螺丝钉，还有新的造福机会。比如令狐冲就听说过华人工程师加入Zoom团队，上市之后身价千万的故事。

但实际上，除了面对迅速萎缩的福利和工资以外，创业公司还会采取看起来更“新潮”的评估方式。一边向员工承诺，会为工作提供乐趣和弹性，一边用更可鄙的手段来对自身利益加以补偿，从歧视性雇用到普遍的暗扣工资。

GGV纪源资本合伙人之一，童士豪，曾在硅谷投资过包括视频办公软件Zoom、共享电动车品牌Lime等知名高估值项目。当他在一次交流活动中，提起华人创始人项目，最大的竞争优势，脱口而出“就是996。” 他看来，创业如打仗，多比别人快一步布局，才能先一步拿下市场。

02 逃不出的“天堂岛”

“在这里，快乐是强制的。” 佩恩感叹。

硅谷少不了派对和聚会，这是美国西海岸文化的独特之处，大多数人可以在一场没有熟人的派对上喝到烂醉。佩恩发现，互联网大厂们会鼓励员工酗酒，Github甚至在每层楼都设置了酒吧，全天候免费享用酒水，让员工们充分享受和珍惜在硅谷工作的时光。

好一点的公司会注重员工服务，甚至有各类奢侈的服务。比如谷歌会把牛排送到员工的工作间里，“用20美元的美食换取200美元的加班产能。”

但实际上，抵达硅谷的第一天，佩恩就发现环境远远没有他想像得舒适：一个房间里摆了5张钢丝单人床，几个房间共享卫生间；地下室也廉价出租出去。由于Airbnb短租人经常临时变卦，不少人每隔几周就要被房东赶走，换住所。

“Airbnb的租客，大多是移民或者移民二代，在大公司做实习生或是做底层的员工，甚至没时间抱怨，喝水的时候都不会停下手中的活。”佩恩认为。只有每天傍晚，大家可以在晚饭后，在公寓的阳台上，抽一根烟，享受一点闲暇时光。

佩恩在与更多公司的员工交流中也发现，当习惯了破旧的住所，千篇一律的食物，很多人对生活的欲望也随之下降。即使随后加薪升职，他们也不热衷于享受生活，而是习惯于吃公司供给的简单食物，晚上下班回家打开电脑，加载网游，过完一天。

新冠疫情期间，硅谷的生活再次涨价，除去房租，连餐饮外卖都翻倍。很多码农选择里开硅谷，在北部的乡村，或者相聚几百公里的萨克拉门托等城市买房，因为拿到了远程办公的免战牌，离开高价房租和长时间通勤，试图开始新生活。

佩恩在硅谷遇到了形形色色的“创业者”，他自己也尝试创业找投资。

佩恩认为，大多数人并没有清晰的规划，却有各种各样的不需要技术门槛的创业想法。随着更多的Uber和Airbnb这样兴起和快速扩张，作为中间商链接线上和任何线下场景，都可以作为说辞。“每个人都认为，只要我有一个平台，不论提供什么度服务，大家都会乖乖来使用和付费。”

在一场针对移民的创投会上，佩恩见识了各种“不靠谱的”的创业项目。有人要为全球的“数字游民”提供个性化建议的，比如去哪里找工作，在哪个社区居住可以提高生活品质等，实质仅仅是一个不成熟的信息搬运。

他遇到一位年轻的安卓程序员，致力于做一款“申请美国公民身份”的服务程序，可以让申请者发布图文、视频，讲述资历，再找公民观看并打分，像在Youtube和Tinder上给宠物视频和约会打分一样。他甚至提出搭建一个子程序Greener——为了绿卡而生的约会软件（Tinder）。

创业者从不吝惜与知名公司类比。比如一款要把移民自制食物卖给餐厅的软件，宣讲人来开口就说，“就如同Uber和Airbnb一样，只不过我们提供的是移民自制食物。”至于具体怎样实现，只有模糊的细节。

这样的项目还有不少个人和天使投资者们关注，甚至直接给出变现的建议。

“他们会忽略明显存在的问题，只在乎创业者的概念和实施计划。”佩恩认为，在硅谷，功利主义就是一切。

即使顺利拿到天使投资，创业者们还面临着重重考验。

很多名义上的公司老板，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保住投资人利益，只能在这个圈套中画地为牢，比谁陷得都深。“创始人是最理想的劳动力，整个创投系统中最划算的部分。”一个风险投资人如是说。

佩恩的好朋友阿德里安，创立了一家类似于Groupon的团购网站。

他连续5年，每天工作时间不低于12小时，没有周末。但是他做首席执行官挣的钱比在普通公司上班挣的还少。他没有医疗保险（甚至没有奥巴马医保），住在破旧的公寓里。他的同事甚至都不会忌妒他。他本人经常处在崩溃的边缘。

当然，5年后，阿德里安拉到了投资筹集了几百万美元，周遭很多人称他为创业者的楷模。

“我要是能从头再来，”他耷拉着肩膀说，“我肯定会去当公务员。”

佩恩对全现在总结，在硅谷的创业者很少有白手起家的机会。“要拿到风险投资，需要有顶尖的关系，整个系统都是为头部玩家设计，普通员工在创业公司里拿不股份，即使作为创始人，也只是资本的筹码。”

大多数初创公司的创始人只会在醉酒或者匿名的情况下，才会就自己的糟糕处境说实话。

03 内卷之下

硅谷也有“脉脉”，比如黑客新闻（Hacker news）等。佩恩在翻阅黑客新闻的帖子时，很容易从人们表面的热情上看出虚假的端倪。可以窥见这群硅谷淘金者承受了何等压力和焦虑。

我应该假装自己的创业已经成功了吗？

如果我感觉拼不动了，我该怎么办？

你在一个失败的创业上“浪费”了多少年？

我的创业失败了，欠了9000美元，需要在12天内还完绝大部分。

我用信用卡给我的创业融资，现在创业失败了，我被起诉了，怎么办？

“没有人会质疑硅谷里的人才和技术，但实际上，硅谷只有年薪20万美元以上的人才能拥有相对体面的生活。这占比不到10%。”佩恩坦言。

Hackernews页面来源/官网

技术劳工是硅谷很少被重视的群体，诸多人工智能公司在推进技术进步的过程中，不断淘汰多余的劳动力。

另一边，硅谷的政治环境越来越偏向极左，为了自身利益，硅谷甚至会助长移民和有色人种的仇恨，鼓励游行等政治行动。同时，硅谷大公司坚持反对一切监管，又不断提倡移民政策放宽和提供全民医保等政策。

在大众的认知中，多元化一直是硅谷的文化特征。

但是，这种多元化表面上更多的是人种的多元化，而不是思维的多元化。Facebook的早期投资人兼董事会成员Peter Thiel在多次采访中提到，硅谷正在形成一个思维固化的话语体系，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进行强烈的攻击。在开放的外表下，其实只有一种声音被听见。硅谷在广泛招收移民精英，从大学和入职培训起，就灌输左派的自由、开放等思想。

作为特朗普的支持者，Peter Thiel一度面临着争议，甚至被要求离开Facebook董事会。

“硅谷的政治立场也是出于自身利益，政府的监管会使得整个行业的利润率降低，从而影响创始人，投资人，以及从业者的收入。”佩恩认为，“很多公司都在打政策的擦边球，社交网站的严重隐私问题，Uber涉及到的交通安全问题，Airbnb本身就是一个违法的租房系统。”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作为硅谷主要劳动者的程序员，工会却非常松散。没有一个如汽车工会或者影视从业者工会这样强有力的劳工组织来保护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