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氪专访 | 清华大学AIR院长张亚勤:上场“打球”30 年,如今我做回“教练”
2017 年6 月,在大连夏季达沃斯现场的百度总裁张亚勤刚参加完一场论坛,走出会场后被层层包围,有媒体举着话筒连番追问:“百度现在真的要 All in AI 吗?”张亚勤答到:“是的,肯定会。”
彼时百度刚刚布局人工智能,甚至将营收的一大半(100 亿元)拿去做研发。可尽管已经有了自动驾驶平台“阿波罗”和“小度”的雏形(当时还叫 DuerOS),但很多人还是看不懂,为什么一家靠搜索轻松赚钱的公司,要去钻研一项看不见摸不着的技术。
那段时间,张亚勤几乎成了百度 AI 的代言人,在达沃斯现场,他不厌其烦地向在场嘉宾普及自动驾驶和家用 AI,同时呼吁:中国企业要抓住“从研发阶段到真正的人工智能”中出现的机遇。
四年后,张亚勤再次参加达沃斯论坛,一切都变了光景。
他的身份有了变化。2019 年 10 月,张亚勤宣布从百度退休,清华大学校长邱勇立刻向张亚勤抛去橄榄枝,两个月后,他加入清华大学,如今,张亚勤已是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Institute for AI Industry Research,以下简称“AIR”)院长。
张亚勤与清华大学渊源深厚,1998 年,张亚勤就开始担任清华的客座教授,他对清华的院系如数家珍:“我在清华带过课,计算机系、电子系、交叉学院、车辆学院、自控系……我都很熟。”张亚勤告诉 36 氪。
张亚勤(右)从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图左)手中接过聘书。图片来源:清华大学
脱离了企业立场,张亚勤对人工智能的观察变得更审慎。在参与2021年达沃斯有关 AI 的命题讨论时,张亚勤谈到,人工智能要发展成为负责任的技术,应秉持 3R 原则:即 Responsive(积极响应)、Resilient(适应发展)、Responsible(坚守价值)。
张亚勤的团队提供了一份关于 3R 原则的具体解释,实话说,这份解释有些过于繁琐,但当中有一句话尤其精准:
科学家必须理解技术,了解滥用技术可能造成的后果——将道德和价值始终置于高于技术的位置。
这也是张亚勤成立“AIR”的初心。
“AIR 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希望我们内部有开放、自由、清新的空气;另外是人工智能,未来应该像空气那样无所不在。”张亚勤告诉36 氪,他还打趣道:“当然,要做不好,就真成 AIR(空气) 了。”
对于 AIR 要做什么?张亚勤方向明确,长远看,“AIR”的目标是:
1、要成为应用型研究机构,张亚勤特别指出,这里的研究性质是“应用研究”,不是“基础研究”,也不是“产品研究”。
2、要推动具体的产业发展,AIR 在成立时就圈定了具体的行业方向,包括智慧交通(AI+Transportation)、智慧物联(AI+IoT)、智慧医疗(AI+Healthcare)。
3、要培养人才。身为清华教授,张亚勤仍将培养人才为己任,目标是“培养未来的CTO和顶级架构师”。
而更具象的目标,张亚勤说到两点:1、研发出新的算法和平台型技术,影响力要比肩“阿波罗(百度自动驾驶平台)”;2、在外部孵化更多现象级的公司。
放眼国内,你很难找到一个和 AIR 类似的机构,它依托于高校(清华大学),又要直接面对产业整合技术(交通、医疗、AIoT);同时还具备类似 YC、氪空间的孵化器作用——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工程。
换种说法,如果不是张亚勤,国内也极难找到另一个人来建构这幅图景。
不论是学界还是产业,张亚勤的影响力都足够,他是 IEEE百年历史上获得会士荣誉最年轻的科学家;在加入百度前,张亚勤曾在微软公司工作16年,历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科学家、微软中国董事长。
凭借个人号召力,张亚勤给 AIR 搭建起一支明星团队。AIR 团队成立时,其团队照片甚至在行业内刷了屏,成员包括前字节跳动AI实验室负责人马维英、前海尔集团CTO赵峰、前阿里达摩院技术大牛聂再清……
“AIR ”的明星团队。图片来源:清华大学
而在 AIR 官方宣布成立的当日,张亚勤在产业侧的朋友们也都纷纷表达了合作意愿,又是一个豪华的阵容:李开复、杨元庆、田溯宁、林斌、汪建、王石、王小川……甚至连清华校长邱勇院士在其后的致辞中都说:“与田溯宁、汪健、王石等企业家都是第一次见面交流,清华AIR让他们不仅是亚勤的朋友,也都是清华的朋友。 ”
留给 AIR 的舞台足够大,但万众瞩目下,这出好戏能否唱响,仍有变数。
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跃过了最早的蛮荒阶段。2016 年,Alphago 击败李世石,商汤、旷视融下天价,人工智能如漩涡般席卷业界;可如今,AI 行业被质疑泡沫过多,落地不够,旷视、依图遭遇上市折戟,AI 如同 O2O、大数据、SaaS……成为了一个过去式的风口。
如何领航这艘大船,张亚勤也有诸多思考。
他为 AIR 确立了诸多准则,比如控制团队小而精,团队规模计划是 150 人,达到后就“不会再扩招了”;不希望内部以发学术论文作为指标;提倡与企业的联合研发模式,不独占技术成果,也不单独将技术提供给某家企业。
还有更重要的一条,一旦 AIR 内部有了成熟技术后,张亚勤鼓励团队“出走”,把技术转化为产品,推向产业,越做越大。
“(孵化)是我们很重要的模式,关系到最后对产业的影响。但我们内部不会孵化团队,这不是我们的主要职能,AIR 还是要做研究,做技术,只是让技术出去,变成企业的一部分,我们扶上马送它一下,希望它在外面做得越大越好。”张亚勤对 36 氪说。
以下是 36 氪与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院长张亚勤的专访实录,经编辑后发布:
36 氪:您为什么愿意加入清华大学成立“AIR”(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邱勇校长是如何打动您的?
张亚勤:在博士之后工作的 30 年,我一直在第一线做研究、带团队、做产品,我一直在想,有时间会做一个像当年在微软那样的研究院,能跟学术界合作,也能面向新的一些产业(输出价值)。
清华智能产业研究院,你看这几个字描述的背景,一个是清华大学,一个是人工智能,另外是面向产业,用的是一个研究院。
刚才讲的邱校长也好,还有殿阁(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院长杨殿阁),我和他们都很熟,原来我一直是清华的老师,1999年初我第一个客座教授就是清华电子系,我跟清华的计算机系、电子系、交叉学院、车辆学院,包括自控系都很熟,有很深的渊源。
邱校长对我发出了邀请,我们谈得很好,我觉得要做研究院首先人才很重要,清华的学生、教师都是跨学科的,几个学科都很强。我想做的事清华也很支持,我自己也很有passion,所以我就答应了。
我希望能做个老师,能做个所谓的coach(教练),过去我是在场上打球的,做队长,现在做了教练,我们的国家、产业现在需要这样的机构和人才,更需要“产学研”机制。
36 氪:业界现在对于“AIR”的认知可能没有那么清晰,您怎么定位“AIR”的角色?
张亚勤:“AIR”是一个应用型研究机构,不是基础研究,也不是产品研究,我们不做产品,这是第一个。
第二点,作为一个大学要培养人才,“AIR”要培养未来的CTO和顶级架构师。
第三点,“AIR”是想将人工智能作为技术核心,去推动产业发展,孵化出更多现象级的公司,比如我们现在讲的“AI四小龙”、地平线、寒武纪都是以技术为核心的公司,这样的公司都是真正有核心技术,同时对产业有推动作用的。
36 氪:可以理解为,“AIR”是要作为一个技术的供应方,相当于给企业提供“水电煤”?
张亚勤:可以这样讲。
36 氪:您为什么觉得业界需要“AIR ”这个组织?
张亚勤:首先是大的背景,眼下我们正在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是数字智能、物理智能和生物智能一个大的融合,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是最核心的技术引擎。这个观点我第一次提出正好是五年前的达沃斯。
第二点,大的产业来临时,我觉得中国要抓住这个机会,中国在前三次产业革命中,大部分都是旁观者或者跟随者,第四次工业革命是百年最大的契机,中国有能力成为一个领导者,就需要领军的人才、核心的技术、和与产业的链接,我很幸运,这些事过去都做过一些,现在能静下心来在这方面做一些贡献。
(在产学研方面)我的团队都有类似背景,一个是在学术方面有造诣;同时又有很深的产业背景,做过CTO,做过大型产业研究院的院长,带过大团队,设计过产品,所以他懂这个产业需要什么,我说我要培养未来的CTO,你之前都没有做过CTO,就比较难培养。
当时邱校长讲了一句话,他带着万分的诚意,他说希望这个模式是Open(开放)、Fexible(灵活)、Novel(创新),这句话打动了我。
说句实话,我做这个事,希望能有很灵活的一个模式,需要学校给我支持,所以open很重要。Fexible的话,包括我的机制、运营、招聘,都是要灵活的;另外是Novel(创新),创新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做东西要新,另外是机制要新,我认为“AIR”是可以做这些探索的。
36 氪:在高校,似乎“机制创新”更加困难。
张亚勤:我们有上百个博士生、几十个教授在清华,肯定会发表很多文章。但我不想把发文章作为指标,教授和学生发表文章是天经地义的事,但绝对不能 count paper,不是说要在(SCI)发表文章多就好,不能这么看这个指标。
写文章是一个过程,不是目的。我管理微软研究院的时候,从来不要求同事发表多少篇文章,但发表文章是业界第一名。
我们不是叫“AIR”嘛,中文意思是“空气”,这里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对内部,我希望能有一个很开放、自由、清新的空气,是一种氛围,这是很重要的。
第二层意思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完成后,AI 应该就像空气一样,是无所不在的渗入到产业、社会、经济的每一个层面。
另外我开玩笑说,我们要做好了就落地了,做不好就成了 Air,就是空气,这是玩笑话,但的确是我们的理念。
36 氪:国内研究院型的机构都有蛮多挑战(今年 2 月,IBM 关闭中国研究院),根源就是落地难,您怎么看?
张亚勤:从大的环境来讲,不管是全球还是中国,研究院相关的投入一定是增加的。
我经历过各种研发模式,有大学,有企业,也有开放式的产业,还有国家实验室,每一个模式都有利有弊,我希望能趋利避害。
最近国内在科研方面的激励政策强度很大,科研人员做得好的话,成果可以拥有不低于50%(的股权),这对于做科研的成果转化有很强的激励作用。
36 氪:您觉得“AIR”会面临到哪些挑战?
张亚勤:挺多的,这是一个新的模式,新的人、新的机构,大家都在探索阶段。
大家要有耐心,我最害怕过一年,大家就一定做出个什么成果,还要考核,每天秀demo,我跟团队讲,我们做的东西一定要有核心技术,未必是最基础的科研,特别学术的研究我们不一定做。
有了核心技术之后,就要看怎么产业化合作,现在找我们的企业特别多,我们虽然跟企业谈,但目的是了解企业的需求,我就害怕做了之后变成科研项目了,绝对不能被企业牵着鼻子走,不然就失去意义了。
36 氪:现阶段来说,您最关注的目标是什么?
张亚勤:到今年年底,我们要有一项真正的平台性的技术,至少要有一个研究成果,能帮助企业解决问题。
36 氪:要看落地?
张亚勤:对,要落地,但落地不是说今年就落地了,我觉得半年一年能做出的东西,肯定不是什么大的东西。
36 氪:怎么理解您说的这个“平台型技术”?
张亚勤:就是新的算法或者研究成果,比如说AlphaGo,或者bert、gan(均为人工智能编程语言),这都是业内在使用的平台型技术;百度的阿波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能更偏产业,但我们也要具备这种影响力。
36 氪:可对于企业来说,如果技术足够好,他们也许会 copy 一个,或者会选择收购占为己有。
张亚勤:你谈到的这点特别好,其实合作研究在美国有很成熟的模式,我会把这个模式能用起来,比如成立联合实验室,而不是我们做好了给他。
我们在高校,做东西可以更长期,企业或许没有人才或者资源做更长期的东西,学校里面可以。
做这个东西怎么授权给企业,要按照国际惯例,这个知识产权是大家共有的,企业可以使用,但不能说我只能给你,不能给别人。我把这些东西形成一个IP,这就是做科研合作。
还有一点,一定不要做大,要做强,我的团队未来计划是150 多人(目前为三十余人,包括教授、研究员、博士生等),(达到这个人数后)不会再扩张了。
如果说有一些技术需要做产品,那就出去好了,在外面做,做得越大越好,但我们在里面要很清楚,研究院就是研究院,不是公司,不是产品部门。
36 氪:您鼓励这种剥离出去的方式做产品?
张亚勤: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模式,关系到我们最后对产业的影响。可能有些技术会孵化成公司,有一些技术给企业,如果没有这个出处(外部孵化),就没有对产业产生价值,那不行。
我不会孵化别人的团队,不是那种好的idea来了以后孵化一下,这不是我们的主要职能,AIR 还是要做研究,做技术,只是让技术出去,变成企业的一部分,我们送上马扶它一下,我们希望它能出去,在外面做得越大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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