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豪斯100岁：对美好，人类始终还抱有希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陈皮，头图来源：东方IC

一半灰暗一半蔚蓝/云飞得好快

一个人瞧着窗外/移动在这漂浮城市

——莫文蔚《境外》

你有没有过某一瞬间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比如，为什么我们坐的是不锈钢椅子，待的是白色墙壁环绕的房间，我们每天会经过千篇一律的方块玻璃大厦，还有我们从天桥上俯瞰到的是扭曲着汽车长龙的高速公路？

关于这个现实的答案，实不相瞒，非常的“不现实”——因为曾经有一群人，他们真心地想要造出“漂浮城市”，今天这一切，正是那场幻想的遗产，也是那场幻想“失败的产物”。

说起来，它的起因还与当时996的劳苦大众有关系。尽管今天大多数人都不记得了，可是那场幻想离我们一点都不遥远，距离它的结束，甚至不过五六十年。那可能是迄今为止的最后一次，人类还能集体发烧地、由衷相信乌托邦可以实现，而当年这群乌托邦发烧友，则被列入了现代史上最伟大建筑设计师的名单。

下面要介绍的，就是这场美好的发烧史如何从始至终，以及其中出现的最近这一百年里最野心勃勃的尝试。

从前的人想象的摩登未来是什么样子？

现在有个风格词叫做“蒸汽朋克”，它描述的是一个我们想象中的、滞留在维多利亚时期蒸汽工业社会的架空世界。但是很奇妙，真正出生于蒸汽工业时代的一些最有想法的人，他们也在想一个我们这个时期的架空世界。

不过他们还相信，这个架空真的可以成为现实。

我们现在回看工业革命时期，又给了它一个名字叫做“机器时代”，表示人类社会终于从个体手工业走向了机器生产，也表示，农业人口被机器主人拔起来，转而在城市里种下了一个新的“奴隶”阶级，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无产阶级”。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工业社会已经相当成熟而且僵化了，再加上一战后的萧条，当时的普通工人可以窘迫到什么程度呢？——想想《摩登时代》里的查理，每天只知道拧螺丝，生活质量还不如监狱有保障。

所以，人们也就自然会想到说，是不是美好的未来就是不用再为机器卖命，不再那么辛苦，强大的机器要反过来造福我们了？

那个年代出生的建筑大师们，正是这么想的。

倒不是因为他们都生在工人家庭，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所面对的城市本身。

随着19世纪的殖民与工业而不断扩展出来的行政大楼、银行、博物馆，美则美矣，对劳苦大众却是视而不见的。

© Simon Chaput / OnP

因为“建筑”（L‘architecture）这个词，在当时还不包括普通的住房、工厂这一类，而是指作为重要公共功能的仪式性建筑，就像人靠衣装，像巴黎这样的“世界之都”，就特别需要用气派的建筑来表现自己有多么繁荣强盛。

比如当年查尔斯·加尼叶设计的巴黎歌剧院，规模宏大，古希腊罗马式的柱廊，大理石、青铜和镀金的表面，壁画、浮雕的装饰，极尽奢华之能事，必须聚集一支包括有石匠、木匠、金匠、画家等等的庞大团队，方能完成。

© Jean-Pierre Delagarde / OnP

这些建筑越是壮观，对于那时的穷人来说，就越没有帮助。换句话说，建筑本身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平等的象征。

不平等，那就不再只是一个美学或经济的问题了，它已经触及到了道德问题。

既然触及道德问题，那么改造建筑，势在必行。

所以到了20世纪初，怀有理想的先锋建筑设计师们就开始蠢蠢欲动了，想象一下：

如果去掉一切浮夸的装饰，用廉价的材料，让建筑不再成为官僚阶级的资产，工人不再如此辛苦；

如果机器用于设计（工业化），批量生产房子，改善人民的生活，人民也不再是机器的奴隶；

如果人民不再为生活发愁，人民就有了进一步教育的可能，社会就有了进一步得到改造的可能……

于是，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乌托邦幻想开始了。

其中一位建筑大师如此总结，“我们非常确认，如果你有好的建筑学，人民的生活将会得到改善。建筑学能改善人，人也能改善建筑学，直到完美无缺为止……我们从此以后就会幸福下去。”

今天大都市的模样，100年前就出现在草图上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折损了许多艺术人才，意大利天才建筑设计师安东尼奥·圣埃利亚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战场上身故时，才28岁，如果得以存活，他可能才是那个被墨索里尼请来设计“第三罗马”的人。

他曾经像科幻小说家一样，在图纸上详细画出了一座未来“新城”（la città nuova）：由混凝土、钢铁、玻璃建成，耸立着线条、平面、几何立体的理想都市。就像他在《未来主义建筑宣言》中写道的，“我们不再属于大教堂、宫殿、集合大厅……未来主义的房屋必须像一个奇大无比的机器。”

“新城”中的火车站等建筑 / Wikimedia Commons

这张“新城”草图虽然没有等到主人归来，不过如果仔细观察，还可以看到今天的火车站、港口、高速公路之类的影子。

现在我们已经对混凝土、钢铁、玻璃司空见惯了，但是请注意，这些正是当时的建筑师们所发现的轻便廉价的材料，在他们之前，传统的建筑还是沉重的砖石和木头，需动用大批人力，动辄几十甚至上百年，而且连十几层的高楼都很难造得出来。

反乌托邦科幻电影《大都会》，与“新城”设想暗合

另一位和圣埃利亚具有类似天才的建筑设计师，也有一张实现不了的乌托邦草图，不过他也证明了一件事，理想走进现实的结局并不美好。

勒·柯布西耶，一直梦想着将巴黎打造成“光辉城市”。

具体做法是，把玛德琳广场、巴黎歌剧院这些他称为地表“硬壳”的建筑物统统拆掉，替换成高大的“玻璃水晶体”；交通拥堵的街道难以解决，干脆也拆掉，替换成快速通道，人们要么坐在汽车里，要么坐在飞机里，从一座建筑物飞驰到另一座建筑物。

简而言之，这将是一座“沐浴在光线和空气中的……垂直城市”。

然而，它并没有得到认可。

柯布西耶唯一能够证明自己的机会，就是从中取一栋理想的居住单元楼，建成后来坐落在法国马赛市区附近的“马赛公寓”。

这栋公寓高18层，面朝大海，背对山峦，有着妥善利用空间的、今天称为loft的居住单元；

大楼第五层是综合性大商场，从购物到吃喝一应俱全，住在这里理论上可以不用每天往外跑；

花园式屋顶是这栋楼的最佳体现，建有一座体育馆、一个健身训练场、一块儿童浅水池，以及一条自行车跑道。

柯布西耶把这栋大楼想象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公社，而住在这里的人，大概就是他所说的“新人”：热爱速度和社会主义、粗茶淡饭、新鲜油彩、卫生、日光浴、低矮的天花板，以及足球的人。

结果如何呢？曾经一度——

池子已经开裂，体育馆关闭了……而那座自行车跑道垃圾满地，到处是碎裂的混凝土和缠绕成一堆的生锈的脚手架。

……那座“购物商场”始终空无一人，后来改建成一座简朴而同样空荡荡的旅馆，名叫勒·柯布西耶旅馆。在那儿，睡不着觉的客人，可以倾听大厦内凛冽北风幽灵似的号叫。

不过今天，据说屋顶被利用来举办文化艺术活动，住在这里的人也多文艺工作者，再加上这栋大楼的“出身名门”，似乎在二手房市场上一应难求。

柯布西耶要是知道了，大概也只能是无奈中透出一点心酸吧。

最著名也最短命的理想学校

包豪斯，这所最著名也最短命、有着最奇葩的老师和学生的艺术院校，也是现代乌托邦理想下的结晶。

包豪斯芭蕾舞剧场

它的第一任校长瓦尔特·格罗皮乌斯，是现代乌托邦建筑师中第一个使用玻璃幕墙的人，而第三任校长密斯·凡德罗，就是现代玻璃大厦的发明者。

1919年立校时发布的第一份包豪斯计划书，封面图案是一座三塔尖的哥特式教堂，塔尖指向星空，周身被光束所包围。计划书里说：

“不要在手艺人和艺术家之间设置傲慢的屏障和种种阶级差别！让我们大家一起愿望、构思并创造未来的新结构，它将拥抱建筑、雕塑和绘画，将其融为一体，它总有一天会像一种新信念的水晶象征一样，从成百万工人手中，向天堂耸立起来。”

水晶象征、向天堂耸立，很容易就联想到如今各个城市标榜的上百层最高大厦。从这个角度看，包豪斯姑且也算是完成了一半使命。

“Bauhaus”这个名字，本意就是“造房子”，但它还带有建造公会（Bauhütten）的含义，那是中世纪时为大教堂工作的石匠和设计师住的地方，其实格罗皮乌斯一开始想的，就是一个自由又浪漫，艺术家和工匠一起，为建设一个现代乌托邦时刻准备着的地方。

学校最初设在德国的文化中心魏玛，由两个艺术院校合并而成，为格罗皮乌斯的开创性教育打头阵的艺术家兼导师，不得不提约翰·伊登，一位相当优秀也相当异类的导师，他的课极其富有仪式感。

他会把自己的教室称为“圣殿骑士厅”，在里面挂一面太阳旗，课前还会要求学生先进行一套节律运动来调整呼吸，然后才开始一天的艺术探索。

这和他认同玛兹达教（即拜火教，也是汽车马自达名称的来源）有很大关系，为此他还宣布头发是罪孽的标志，坚持餐厅要有素食厨房，大量吃蒜——他的课堂总是有一股浓浓的蒜味。

《现代艺术150年》书中描述说，当学生们在课堂上苦苦等待艺术灵感的时候，伊登自己却会跑进城里去“漫步”。他总是一副光头、圆眼镜、黑色外衣的模样，看起来既像《007》里的反派，又像宗教教派头目。

但是这个异类老师非常善于教导学生遵从内心直觉进行创作，他还是现在的艺术课程“三大构成”的发明者。

包豪斯聚集了许多世界级艺术家，大多都特立独行，而招来的学生也是自由得一塌糊涂，不是奇装异服，就是穿得像个乞丐，大半夜去裸泳，把魏玛广场上的歌德席勒雕像涂成红色，在烛光下朗诵《吉尔伽美什史诗》，周末还经常在居民区聚会或演出，惹得附近居民怨声载道。

这些罗曼蒂克的学徒，就是后来那些长发艺术生的先辈了。

不过这些包豪斯行为在政府和居民看来，就很迷惑了——说好的工业设计、工业合作，到头来怎么会是一群“身穿罩衫，互相洗脚”，用自制扁斧在木头上劈砍图案的人？

当时的右翼政府就怀疑这里是左翼分子的聚集地，于是将拨给包豪斯的资助减半，仍处于一战战败阴霾里的德国，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包豪斯生存很不易，只好从魏玛市搬到了德绍，一座制造飞机的工业小镇。

校长格罗皮乌斯这时候也识时务地放弃了中世纪作风，他宣布说，要“规避一切浪漫主义修饰和奇想……而对活生生的车辆和机器环境，采取坚决果断的积极态度”。他还亲自设计了一座用混凝土、钢铁、玻璃建造而成的一体化校园。

© Gili Merin

这一刻的包豪斯，终于转变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包豪斯——现代工业化设计的代名词。师生们开始设计出适合工业量产的极简沙发、桌椅、水壶，还有白色的平顶住房，这些将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宜家家居、性冷淡风设计，甚至经典科幻《2001：太空漫游》，不过都是后话了。

《2001：太空漫游》剧照

后期的包豪斯也没有打消右翼的疑虑，被企业采用的设计也不多，校长一直希望出现一个建筑的“艺术之王”，好巧不巧，最终迎来的却是希特勒。

当希特勒的纳粹突击队空降包豪斯校园时，他们打碎玻璃，扔出所有东西，将德绍的校园占为己用。包豪斯无奈再度搬家，柏林成了他们的最后一个落脚点。

可是到了1933年，希特勒的政治地位稳固后，包豪斯还是走到了头，它只存在过短短14年。

4年后，希特勒还办了一次“堕落艺术展”，专门鼓励民众去嘲笑现代艺术品。

乌托邦最终变成了面子工程

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没有成真，不止是他本人的终身遗憾，往后许多人也将对它始终抱有幻想。

柯布西耶的信徒之一，巴克敏斯特·富勒就想象了一个曼哈顿外的“浮动式四方城”。

而柯布西耶的另外两个也许是最优秀的信徒，最终在巴西内陆的红土高原上，为现代“钢架x玻璃”的乌托邦幻想画上了终止符。

50年代，巴西想“开发”内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经济实力，于是决定建一座新的城市，这座城市就交由卢西奥·柯斯塔与奥斯卡·尼迈耶设计。

这是两位非常有才华的建筑师，他们模仿柯布西耶的理想城市，前者负责了市政规划，后者设计了主要的城市大厦。

按计划，这将是充满阳光、理性与汽车的城市，当时的媒体都给了积极正面的报道，其他建筑师都不敢批评，《新艺术的震撼》中描述说，“从草图和照片上看很像模像样：这是地球上最上相的新城。”

这个城市最终在60年代建成，取名巴西利亚，然后——

开阔的公路上不是空荡荡就是交通堵塞，因为就像柯布西耶所想象的，人们行驶汽车在建筑之间移换，并不需要步行，所以现实是，行人只能在车流间想办法横穿马路；

高大上的建筑不久就出现金属生锈、混凝土剥落、砖石有裂缝等问题，因为这座城市既是个大型的形象工程，并不差钱，官僚和承包商们就不妨大谋私利，用廉价材料供建筑师们去拼凑梦想；

巴西利亚的国会大厦被戏称为“筷子加碗”的设计，碗口朝上的是向公众开放的众议院会议厅，碗口朝下的是常常涉及国家机密的参议院会议厅，然而人们对此的解读是，一个张嘴要钱，一个扣钱，中间的筷子正好是办公楼，就是花钱的；

而在这上班的政要们，他们自己也不会在此安家，豪宅与家人都在里约和圣保罗……

最终，一个本想反对权力阶级仪式性建筑的理想城市，却证明了自己才是现实中的“仪式性”建筑。

我们今天再看黑色的钢铁玻璃大楼，会觉得压抑、冷冰冰，而那些建筑大师们，近乎天真，缺乏人性的考虑，但这场数十年的徒劳对于我们来说也并不是无价值，至少你现在会知道，从写字楼到到现代家居设计，从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再到科幻电影，都从现代主义建筑中提取过美学灵感。

纪录片《二十世纪的面孔》中说，每个现代城市都成了包豪斯的生产机器。不如这么说，现代生活中的每一块拼图，几乎都还残留着当年那场光荣梦想的一点点痕迹，而现代主义建筑还将无限深远地影响此后的每一个城市。

至于20世纪初还在坚持的那场乌托邦幻想，则恰恰证明了人类某种难能可贵的品质，就是不轻言放弃。

因为对美好，人类始终还抱有希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陈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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