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骑手从哪来,外卖骑手到哪去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赤潮AKASHIO”(ID:AKASHIO),作者:评论尸,36氪经授权发布。
2020 年 1 月,新冠疫情的爆发让城市凝固。
商场,餐馆,工厂,电影院,健身房,酒吧,旅游景点,构成城市经济的大部分要素悉数关闭。停滞的不只是消费、年味儿与烟火气,还有无数人维持生计的日常工作。
但有一个行业情况完全相反,就是外卖。
在疫情最严重的 2 个月,美团新增骑手 33.6 万人,饿了么新增骑手 24.4 万人。因为在疫情的封城期间链接彼此,北京的外卖员高治晓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
根据联合国劳工组织的统计,全球有 61% 的就业人口处于非正规就业(广义零工经济)之中。在国内,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依赖互联网平台工作的零工经济人群(狭义零工经济)超过 8000 万。
这其中,外卖员的占比不到 1/10。
根据美团发布的 2020 年 Q4 财报,2020 年超 470 万人因送外卖而从美团获得收入。截至 2020 年底,累计 230 万骑手的家乡是脱贫地区。
去年年中,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让这个群体的日常在大众视野中浮出水面,但在系统之外,数百万骑手的职业生涯与人生路径仍很少被人关注。在美团研究院最新的“骑手就业迁徙地图”中,这些信息首次浮出水面。
外卖员的梦想
48.2% 的骑手想要学习“创业和开店技能”。
这似乎是一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数字。谁都能理解没有人愿意做一辈子骑手,但也许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料想到有这么多骑手都有着一颗创业的心。
当然,骑手口中的创业并不是商业媒体中常见的那种要创立个公司、融资、上市的那种创业,而大多应当是指拥有一个自己的小事业,比如开个餐饮店、美甲店、奶茶店或是杂货店。
根据数据显示,有 24.8% 的骑手在入职前是“在工厂打工”,有 15.8% 的是在“餐馆酒店打工”。在离职后,除了回到工厂和去其它物流行业打工之外,有 11.2% 的人成功开办了属于自己的生意。
在区域流动方向,广东已经成为骑手流向的第一大省。来自河南的骑手主要流向了长三角和广东;来自四川的骑手主要流向了广东、重庆、浙江;广西有九成、湖南有近八成骑手流向了广东;而故乡是河北、山西的骑手则成为北漂一族。
“来自三四线,在一二线做骑手,回到二三线城市成家立业”,似乎可以大致描述骑手群体的职业与人生路径。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之前有媒体报道过许多转行做餐饮的骑手们,比如来自辽宁营口的宋健就是其中之一:
宋健在职业学校毕业后在一家铸造厂做软件维护,工资只有 3500 多。铸造厂经营不善倒闭,宋健最初选择了做网站外包创业,但很快赔了 30 多万。
无奈之下,他在 2019 年选择了和朋友一起去北京做骑手,他在出发之前就选定了人生规划——要一直创业下去直到成功。但做骑手,成了他创业间隙最不错的选择。
在北京做骑手期间,比家乡更高的收入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他有机会近距离的观察北京的餐饮与外卖。他选定了堡饭这个品类,然后参考了许多不同餐厅的做法,又加入了一些自己的创意,在 2020 年 8 月和几个一起做骑手的老乡回到营口开设了一家自己的虾堡饭餐馆。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在 2018 年震惊一时的外卖骑手转行产品经理,一个立志于成为产品经理的外卖骑手,在给一家产品经理培训机构举办的活动送餐时意外获得面试机会而成功转行。尽管这可能是个极为幸运的案例,但外卖的灵活性确实让这些原本在职业路径上选择无多的人有了接触更多业态、岗位和伯乐的机会。
美团研究院的《骑手就业迁徙地图》还显示,40% 的离职骑手认为目前工作与骑手工作有联系。
像在工厂、工地做工一样,除了回乡成家立业,跳到相关行业打工之外,骑手还有一条更“保守”的路径就是在骑手的体系内晋升。
2020年,美团新晋站长中,超过 80% 的人有过骑手经历,超过 2000 名骑手晋升站长等管理岗。成为站长的骑手,相当于职场上的乙跳甲,相当于公司里的执行岗转管理岗。而对于来自三四线城市的骑手来说,成为站长则是敲开了一扇在一线城市一直工作生活下去的门。
仅次于想要创业的人,有 30% 的骑手期望能够晋升配送站站长或合作商的管理岗。
职业的关键跳板
如果你曾经注意到星巴克的企业使命,就会发现它的使命与大众对它的认知并不相同。
星巴克的使命是“激发并孕育人文情怀——每人、每杯、每个社区皆能体会。”
在这个短短的一句话中,“人文情怀”指向的是人,“每人”指向的是人“每个社区”指向的也是人。而星巴克的核心业务以及大众所熟知的咖啡,仅出现在了“每杯”这个描述中。
星巴克之所以拥有一个与人强相关的使命,与他的掌门人霍华德·舒尔茨早期生活有关,他曾在童年经历过蓝领父亲因伤病退,母亲借债抚养子女的一段时光。
在那段时间,他也看到了许多穷且年轻的美国人因为无法找到一个职业路径的起点而浑浑噩噩的走向歧途。
因此舒尔茨在创办星巴克除了由于对咖啡的热爱,还是希望能给美国穷且年轻的美国人提供一份体面的工作。与这些青年在此前能够获得岗位相比,在星巴克做咖啡师,有着更明确地职业成长路径以及更多接触不同人与新鲜事物的机会。对于在星巴克及星巴克供应链上工作的人来说,咖啡就是他们职业生涯的跳板。
而对于中国的进城务工人员来说,这个开启职业生涯的关键跳板成了外卖。
尽管在很多报道中,做外卖员最吸引人的一点似乎是“钱多”,但从数据来看这种认知并不客观。
68.2% 的骑手是因为时间灵活选择了这份工作,而因为收入更高才选择这一行业的骑手仅为 21.4%。
其实,外卖骑手的收入并不像过去被媒体掐尖报道的那样人均月入过万,不像一些媒体体验的那样入不敷出,而是一直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区间。但如果以时薪计算,外卖骑手在中国进城务工人员可选的职业范围内仍然非常不错。而这恰恰也验证了“灵活性”才是吸引进城务工人员加入这一行业的关键。
为什么人们会在意“灵活”?
因为灵活的意义不止是工作时间短,而是为职业和人生的积累留出了空间。
在过去,进城务工人员的大半流向了两个主要的方向,其一是进工厂,其二是下工地。送外卖,是进城务工人员的工作选择中,几乎唯一可以自由支配时间与空间的职业。与进城务工人员传统的“进工厂”和“下工地”相比,外卖不受地理和时间的限制,使得外卖员更有机会融入城市、观察城市业态和学习不同的职业技能。
几乎所有人都曾注意到的一个典型的场景是,在每日比较空闲的上午和下午时段,三三两两的外卖骑手聚在大楼或道旁树的阴影里盯着手机,似有似无的聊着天。
并不是所有的骑手都是在刷娱乐性的短视频,其中的许多其实是在通过抖音和快手学习做饭和开店的技巧。外卖行业也在顺应这一需求,比如美团上线了 200 多节与骑手转岗和晋升相关的课程,而转岗的路径并不局限在外卖一条线上,客服、培训师、人事经理、运营主管都是转岗方向。饿了么则与一些地方政府的人社部门开展了职业技能培训的合作,帮助外卖员为未来的职业生涯做出积累。
根据调研透露,外卖骑手在加入该行业后,得到明显提升排名第一的是“收入提高,生活改善”占 31.2%,但紧随其后的则是 22.9% 的人认为获得了“与客户沟通交流的能力”、22.4%的人因送外卖而“结交朋友,发展人脉”,还有 12.8% 的人认为通过外卖实现了“开阔眼界,了解行业”。
与工厂和工地相比,外卖员行业内部的晋升路径并不是骑手们唯一的选择。没有人想打一辈子的工,因此“打一份灵活的工”才成为了人们的选择。
外卖骑手的另一种隐形的灵活,也是工厂和工地无法给予的,就是入职与离职的灵活。
最典型的是骑手和小业主之间身份的灵活互转,使得外卖行业成为了进城务工人员脚下的一张安全网。
在骑手行业里,许多人像宋健一样,通过送外卖攒够了第一桶金和知识,开了一家小店。做生意总是有赔有赚,但外卖永远是小业主经营不善的退路。那些开店失败,不再需要因为一时的窘迫而离开城市。这对于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同样有效,当工厂或行业突然面临大规模的裁员,外卖作为一张安全网给了他们留在原地寻找机会的缓冲。
这在疫情期间尤为明显,在整个城市服务业停摆的那两三个月里,美团+饿了么两家外卖平台均大幅扩充外卖员队伍,外卖行业短时间扩充了 150 万左右的就业岗位。
在疫情前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当天灾不可避免的降临,他们成为骑手,在疫情后他们又回到各行各业。
城乡进程中的外卖
几乎所有的骑手都经历过刚入行的时候,哪哪都找不到地方的困境。但一般只要三个月,骑手就会比一直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更熟悉那座城市。
目前市面上大部分的地图 App 都不会很好的显示某一小区或办公区内楼宇的排布和标识,这是新人骑手的一个最大的坑。他们中的许多不仅是第一次来城市,甚至是第一次使用地图 App,而要面对的却刚好是地图 App 中的短板。
但在河北的一群外卖员发现,当地的一家房产中介,为了方便自己的中介人员带领客户看房,在一个公众号里提供了一套小区的楼宇图查询系统。只要输入小区的名字,公众号就会自动回复一张清晰的小区楼宇排布图,看到小区里的几号楼在什么位置。
这可能是连城市居民都难以发现的技巧,也是进城务工人员开始真正走入城市、观察城市和参与城市的一个象征。
在美国纪实文学作者何伟的《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中,有这么一段对进城务工群体的描述:
工厂里的每一个工人,都在偷偷地谋划着未来的梦想。玉凤告诉我,她想开一家鞋厂,小龙说过要饲养兔子或做批发生意。罗师傅有经商的念头,就是把莲藕榨干用真空包装的形式卖到北方区,因为那儿没有莲藕生长,又一次,老田正在鼓捣厂里的机器。我问他,如果运气够好赢了大奖的话,他要做什么。他指着胸罩撑骨笑了笑,“我要做这个东西,”他说,“我要自己开一家厂,生产这个东西。”
每个进城务工的人,都有着一个属于自己的城市生活梦想,而外卖骑手这份工作能让他们距离城市更近一点,甚至找到机会真的融入那座自己参与建设的城市。
农民工融入城市经济与生活始终是一个影响中国城乡经济协同的一个更大的问题。
中国的城镇化起源于 1983 年,那一年中央“一号文件”开闸,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务工经商。随着全面推行市场经济,城市内需和外贸的双重增长,农民工作为“进城务工人员”不仅为城市提供了丰沛的劳动力,也成为了城市经济内需增长中不可忽视的来源。
2011 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 50%,2019 年,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 60.6%。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口,参与到占总 GDP 九成的城市经济(工业和服务业)之中,享受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
在《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中,华裔投资人李录在其中一节解释为何未来 20 年中国市场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其中一条即是中国的城镇化率相比欧美市场仍然偏低:“一旦你真正的加入城市,你就会像身边的所有人一样开始消费,开始赚钱,开始进入到经济的循中去。结果就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而外卖骑手可能是第一批完全自由穿梭在城市中的进城务工群体。他们对城市生态、经济与文化的理解将不止作用在他们短暂的骑手生涯,也将影响他们之后的所有职业轨迹。
他们或将有机会留在这里,或将带着城市里获得的经验与生活方式回到家乡,决定下一个时代的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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