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学子涉嫌弑母案：为什么这次我们对嫌犯充满好奇？

头图来自：内文；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 林子人；编辑：朱洁树

『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

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社交网络爆款文章《乌镇是假的》和北大学子涉嫌弑母案。

一、北大学子涉嫌弑母案：这一次恶性事件里，为什么我们对嫌犯充满好奇？

4月21日凌晨4时，犯罪嫌疑人吴谢宇在重庆江北机场被捕。

他涉嫌于2015年7月11日杀害了自己的母亲谢天琴，其尸体在次年2月14日才被发现，随后警方发出了对吴谢宇的通缉令。

在这三年的时间里，坊间推测吴谢宇已经潜逃出国，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一直藏匿于国内。

根据警方披露的信息，福州警方对吴谢宇的审讯并不顺利，对于案件本身，嫌疑人基本采取回避不谈的态度，因此许多谜团仍然有待解开：

他为何杀死自己的母亲？他与母亲的关系如何？他如何在国内躲过警方的侦查？他又是如何落网的？

由于嫌疑人本人还未对上述问题作出解释，而公众对于这起恶性事件关注度又极高，许多媒体通过采访与吴谢宇有过接触的相关人士来试图还原他的生活。

公众号“每日人物”刊登《吴谢宇案的五个侧面》一文，记者奔赴福州、重庆两地采访了吴谢宇的亲人、朋友和同事，试图解答上述问题。

记者走访发现，吴谢宇这些年在重庆以“小龙”的化名在当地最著名的酒吧之一从事夜场“男模”的工作。

由于夜场接收“男模”的门槛低，大多无需身份证和体检，他得以不暴露身份地在此藏身。

另外，也有网友在“知乎”爆料称，吴谢宇还曾用“张维晋”的化名做过酒吧服务生，在那里给人留下“不够聪明，嘴不够甜，不会来事儿”的印象。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吴谢宇的落网是因为机场的人脸识别设备四次抓拍到他，每次相似度比对都关联出他被通缉时的照片。

然而来自重庆机场的权威信源告诉“每日人物”，警方其实是通过其他科技手段提前得知吴谢宇已经在重庆，因此在机场进行有计划的抓捕行动。

人脸识别技术目前还难以应用在抓捕逃犯上。

另外，福建警方向媒体透露，吴谢宇自述称父亲吴志坚对他的影响较大。根据吴谢宇童年玩伴和亲属的回忆，吴父的去世对其家庭经济状况有很大影响，也有很大可能改变了吴谢宇的性格。

在过去一周多的时间里，关于吴谢宇的报道层出不穷，而其“北大学霸”的身份和缜密的尸体处理方式也为其营造了“高智商犯罪”的形象，强烈吸引了公众的眼球。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媒体在报道许多其他恶性社会事件时往往有一种倾向认为我们不需要了解犯罪嫌疑人的故事，只希望看到TA被绳之以法。

而在吴谢宇弑母案中，公众似乎迫切想要知道案件的始末和施害者的动机。

公众号“Vista看天下”刊文《为什么人们痴迷于围观吴谢宇？》，谈及了“不想听他背后的故事，只想看他死”的态度为何在这次没有占领舆论高地。

作者张大红指出，吴谢宇的名校标签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名校学生通常给人留下心思单纯的学霸印象，一旦与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联系在一起，就格外引人瞩目，“

人们想要确切地知道，这些曾经的天之骄子，是在哪个时刻偏离了正常的轨道。”

其次，吴谢宇和无差别杀人犯相比是个相对“安全”的嫌犯，无论是案发前还是逃亡后，他都与正常人无异，也没有给更多的人带来伤害。

舆论普遍认为，弑母行为虽然残忍，但吴没有报复社会的风险，这给了看客心理上的安全感。

另外，公众关注吴谢宇弑母案也有一种隐秘的自保心理，即为完美男孩弑母找到具体的理由，以规避这种无端出现的恶性事件。

梁文道在“看理想”《八分》节目中详细解释了社会事件和自保心理之间的关系。

他援引美国社会学家Jack Katz发表于1987年的论文《什么使得罪案成为新闻？》指出，如何在世界上安全、没有意外地生活下去是每个人都关注的问题，但社会新闻中的罪案、交通事故、天灾人祸又时时提醒人们天不遂人愿；

于是人们会通过这类新闻来辨别身边潜在的危机，对容易犯罪的群体下意识地形成某种类型化印象并产生提防心理。

然而这种类型化印象很多时候其实是充满偏见的刻板印象，讨论案件的时候，人们会不自觉地带入先前日常生活经验形成的观念，因此在吴谢宇弑母案的相关讨论中，很多人会认为是母亲对待儿子太过严苛导致矛盾激发向无可挽回的悲剧发展。

梁文道认为，媒体的职责是打破这种类型化的理解，通过更深入的调查客观如实地报道案件，这也是“专业新闻伦理”的要求。

然而遗憾的是，吴谢宇弑母案的报道同许多其他社会新闻一样充斥着无端猜测和不实消息，例如母子乱伦、父亲出轨等。

在梁文道看来，这是因为当下中国的传统媒体式微，自媒体兴起，自媒体人不再受专业新闻伦理的束缚，完全以流量为导向，于是容易出现推测式、臆想式的写作手法，虚构内容，只为博取眼球。

这样的报道，践踏了受害者的权益，非常容易给他们造成“二次伤害”。

《我们与恶的距离》截图

梁文道认为，专业新闻伦理，应该强调自律，他指出，中国新闻伦理出现各种偏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律比自律强太多。

“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会认为，凡是没有设置底线的事情，那么就可以随心所欲、畅所欲言，爱怎么报道怎么报道。这就是没有自律，纯粹依靠‘他律’的一个结果。”

二、《乌镇是假的》刷屏：乌镇是假的，那什么是真的？

五一假期期间，一篇题为《乌镇是假的》的文章在社交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转发与讨论。

乌镇地处浙江省桐乡市北端，是一座具有1300余年历史的江南古镇。

乌镇河道密布，民居临河而建，傍桥而市，保存有大量明清建筑，体现了“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古镇风韵。

1999年6月，当地政府组建乌镇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由陈向宏主持对乌镇进行全方位整治。2001年1月，乌镇正式对外开放，并在之后的若干年中逐渐发展为东栅和西栅两个景区。

与此同时，乌镇获得了一系列荣誉，其保护开发手段的主要特点是精心策划的“原汁原味”场景，政府的大力营销和强势的企业经营管理，被旅游业界称为“乌镇模式”。

在《乌镇是假的》一文中，作者“阿甘叔”复盘了乌镇（西栅景区）近些年是如何从一个破败的古镇发展为“傲视群雄”的超级古镇的。

其中的关键，在于旅游开发商在深入洞悉游客的真正诉求后，营建了一个“假”古镇，而这个“假”古镇迎合的，是游客对古老且有质感的环境的诉求，“我愿意在残垣破壁前感怀世事变迁，回到酒店我一样要求获得凯特王妃般的品质服务。”

文章似贬实褒，从乌镇之“假”出发讨论乌镇如何抓住游客对古镇之“真”的想象，并用一个个大IP吸引游客不断复游：在乌镇西栅提供服务的虽然的确是本地人，但他们的身份其实是乌镇旅游公司的员工，在统一管理下提供标准化服务，因而规避了普通古镇拉客宰客的乱象；

在乌镇西栅纳入统一管理后，真实古镇的熙攘和纷杂业态被游客心目中的“真实”所代替——它一方面呈现出一个充满历史感和品质感的幽静古镇，另一方面却又不显山露水地提供几十个高品质现代化酒店的住宿选择；

除此之外，陈向宏极力打造乌镇IP，主持修建了木心美术馆、乌镇大剧院，与黄磊、赖声川一道打造出已成功举办五届的乌镇戏剧节，成功吸引了年轻人的注意。

2014年，乌镇成为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其中的重要因素就是这个有着中国文化特色的古镇同时也是一个能够提供高规格会议场所和数千人高级别住宿的地点。

自此，乌镇与其他中国古镇的距离已经远远拉开。文章援引数据称，乌镇游客量在2018年达到915.03万人次，在中国古镇之中保持经营效益第一。

乌镇  图片来源：乌镇官网

不少转发《乌镇是假的》的网友表示“心动了”，但在另一方面，常年争议不断的“乌镇模式”也因这篇爆款文章再度引起业内人士的注意。

针对该文，陈向宏在其个人公众号“向宏做导游”上做出回应，指出所谓的“乌镇真假问题”，其实背后是关于保护开发模式的争论。

对于乌镇西栅的“假”，主要有两个质疑点：一是乌镇老街部分建筑其实是新建的，二是乌镇西栅的原住民都搬迁了。

陈向宏指出，历史上的乌镇经过太平天国运动和抗日战争两场浩劫，留存民居和公共基础设施早已破败不堪，直到1999年都不能说是处于理想状态的江南古镇。

因此目前呈现在公众眼前的乌镇西栅，或许不是“真实”的乌镇，却是力图回到理想状态的乌镇。

再者，陈向宏指出了乌镇西栅在引导当地人回流就业上起到的重要作用。

目前在乌镇西栅从事民宿、旅游经营的人员80%以上是讲乌镇话的本地籍人员，在外围镇区，常住人口从1999年的不到9000人急剧扩张，仅从事外围酒店民宿餐馆的乌镇及周边人士就超过1.7万人。

对于原住民搬迁的问题，他指出受影响者仅为乌镇四个栅（街区）中的一个栅，搬迁居民得到了妥善安置。

陈向宏没有在文中回应的是，乌镇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在满足游客对于当地体验和舒适便利的双重需求后反过来促生、凸显了乌镇之“假”，同时也有不少评论嘲讽了游客的这种矛盾心态。

事实上，有学者指出，游客并非全然漠视遗产地的“原真性”（authenticity）。

《旅游科学》期刊于2008年10月刊登了一篇题为《符号化的“原真”与遗产地商业化——基于乌镇、周庄的案例研究》的文章。

文章指出，在遗产旅游领域，原真性是很重要的衡量标准，一方面，遗产地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对过去文化传统与场景的真实再现，另一方面，游客正是基于这种对过去的怀念和对真实的寻找而去遗产地旅游。

作者在乌镇、周庄两地进行三次游客与居民调查后发现，游客认为“保持古镇建筑特色”“保护古镇周边环境原封不动”很重要，但由于自身判断力有限，他们对古镇元素的“真假”判断更多依赖于开发者和媒体宣传留下的印象。

这是因为原真的遗产地及其环境构成的是一种与游客日常经验截然不同的差异：

游客在到访遗产地后，实际上是在追寻各自想象中的“原真性”，即遗产地的“符号原真”，它们通常来源于早期的学习或后期各种媒体积累而成的印象，并在游客亲自到遗产地和当地居民的互动中得到验证。

换言之，“游客所期望的‘原真’并不是遗产地本身的原真，而是旅游经营者根据游客的期望、想象和偏好来组织、设计、构建出来的‘原真性效果’。”

这样的结果就是，遗产地的发展将在旅游开发者、媒体以及游客的口碑传播下越来越依赖符号化的“原真”。

乌镇的选择，是顺应并利用这样的结果。但这是否是中国古镇保护开发的唯一有效路径，依然且将一直是一个讨论不休的话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 林子人；编辑：朱洁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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