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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幕之上，仍回荡着无尽前沿的回响

来源：晰数塔互联网快讯时间：2021年06月12日 21:22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不完全燃烧（ID：nfzhuxunyao228），作者：朱迅垚，原文标题：《铁幕之上，仍回荡着无尽前沿的回响》，封面来自视觉中国。

美国参议院6月8日通过《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提出一个金额高达2500亿的庞大科技投入计划。

国内关注这一法案已久，因为这项法案明面的目的是要保持美国科技直到21世纪中叶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但明眼人均能看出它暗含了一个重要竞争对象即中国，国内普遍将它解读为一项全方面应对中国竞争的科技政策法案。

但这份法案最早却是另一个名字——《无尽的前沿法案》，2020年5月由美国参众两院提出，取这一名字是为了致敬70多年前美国一份著名的政策报告，即1945年范内瓦·布什应罗斯福总统征询撰写的大名鼎鼎的《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

这份报告是美国历史上公认的最重要的科技政策报告，美国战后至今的主流科技政策思想和科技决策机构设计均滥觞于这份报告。

吴军博士认为，如果要在美国历史上只选一个人，对美国的科研整体贡献最大，这个人就是布什，如果只选一份决定了美国科研决策，且影响至今的报告，就是《科学：无尽的前沿》。

翻看针对美国最新法案通过的新闻，大部分均指向法案中的细节条款，比如资金计划里包含了哪些技术领域的安排，在各个领域投入了多少钱，以及各个条款背后的政治指向等，但却少有人提及新法案背后的美国科研制度体系。

恰在5月，中信出版社很应景地在国内出版了这份报告，读完之后再看新闻，以及再看中美这三年来科技领域博弈的历程，感受颇多。

几乎所有人都公认，《科学：无尽的前沿》在科技史上有极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深刻影响了美国和全世界。中信出版社为这本书请了国内科技产业界众多大佬来写书评，包括华为任正非、阿里华先胜、微软中国韦青，科学家施一公、吴军等人均在这本书面前拜服，但这仅仅是因为它历史上的事功性贡献么？

诚然，布什本人是美国二战胜利背后的科技军团的主要领导人，参与领导过著名的曼哈顿计划，同时又是美国战后科技雄霸天下的主要操盘手之一，氢弹计划、NASA计划、星球大战计划也出自其手，而这一系列著名科学计划背后的科技政策体系的组织设计雏形即出自本书。

主导美国国家科技政策的国家科学基金会虽然不能说跟书中设计完全一样，但也大差不差，而美国战后形成的成熟的“军事-大学-产业”三位一体的科研体制也基本遵循报告的设计而来。

然而，布什和本报告辉煌的成功实践固然是其封神之原因，但我以为，这本报告之所以今天仍然不断被重新拿出来讨论、分析、解释，还不只是因为它的事功性贡献，而是因为它的思想性贡献——它在科技政策领域首创性的思想性贡献。

换句话说，布什的思想仍然具有当下的力量，这本报告仍然是一个在场文本，而不是一个被抛弃的历史文献。在美国，并不只是现在，过去几十年，每当美国出现重大科技相关政治社会事件，如反恐战争，如不断升级的中美竞争，如2020年新冠疫情，它都会被拿出来成为无数政策辩论、媒体讨论的思想源头，正如上文提及的，今天，美国当下的一项重要法案仍然要打着它的名号出来争取支持。

布什的思想贡献是什么？我大概整理了他思想的几个核心逻辑。

一、工业研发、社会应用的进展，常常来自毫无关联的基础学科的发现。这里的关键词是毫无关联。布什发现，很多推动社会发展的重大发现都来自遥远的学科或出乎意料的发现。

他认为，这是因为基础研究产生的是一般性知识，是对自然及其规律的普遍性的理解，这种一般性知识虽然无法对任何一个问题给出具体答案，但是所有实际知识应用的源头活水。

他认为，“一切新产品和新工艺都不是突如其来、自我发育和自我生长起来的。它们都建立于新的科学原理和科学概念之上，而这些新的科学原理和科学概念则源自最纯粹的科学领域的研究。”

二、基础研究具有长期性，它的成果短期内无法被准确预测。如果只是把基础研究作为经营机构的附属，基础科研便不可能真正取得成效。

布什认为，经营机构通常有直接的经营目标，并要在持续压力下开展有形生产，这些条件都不适合基础研究。研究是对未知事物的探索，并且必然充满不确定性。科研无法在一个以经营或生产作为评价和检验标准的环境中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基础研究不应置于经营机构内，和经营同台竞争时，研究总不免处于下风。

三、政府要想实现政治目标，无论是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改善国民健康状况、国防安全，都必须坚定不移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入，而基础研究的投入只能由政府来投入。这个逻辑是建立在上面两个逻辑之上，既然基础科研和工业研发、社会应用存在某种遥远的“线性关系”，而工业界不适合做基础研究，而基础科研的成果是普惠于广泛的国家社会，那么政府就应该是投入基础科研的主体。

四、政府应该坚决支持科研投入，但科研的主体是大学和独立研究机构，而大学、独立机构的主体是科学家。政府一方面应该大力支援大学和机构，但另一方面政府跟它投入的主体之间既不能有行政性依附关系，也不能有强制性回报关系，既要完全尊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独立性，又要完全尊重科学家研究的自由：遵循兴趣、好奇心及想象力原则，不受限制地自由地独立地研究。

（本书初版）

以上是布什最核心的四个论证逻辑，构成了他后续关于科研政策体系设计的基础理论支撑。这套逻辑，我读到的时候其实是很眼熟的，这也不奇怪，布什的思想已经成为科技政策界的基本思想，在过去几十年里，随着各种西方科技书籍传播到中国，这一思想在中国一定也已经影响很广泛了。但我虽然或多或少见过这套思想的一鳞半爪，见到系统化表述还是第一次。

更主要的是，如果仔细琢磨一下就会发现，今天我们可能以为习以为常的这套科技发展理论，其中暗含了挺多违反常识反直觉的地方。

比如，布什认为，政府和公众最终希望要摘的果子其实是从工业界来，但你要摘这个果子却不能在工业界里培育树苗，更不能自己亲自去培育树苗，而要去把钱花在看上去不能直接结果的地方，而且你还不能随便干涉那些树的管理者。这是反正常行动逻辑的，正常的行动逻辑是，政府或者工业界发现某个应用的苗头，就去投钱研究，政府或工业界亲自下场。但布什认为，短期性的投入基本无济于事，只有长期投入，且由另外一个独立主体进行投入，才能实现长远利益。

再比如，布什认为，当科学家完全自由地不受公众意见干扰地独立研究，这样对公众反而最有利，科学家可能完全只是遵从自己的兴趣、好奇心，并不太care真实的社会或政治，但这样的方式反而对政府和公众最为有利。这个逻辑其实也是反直觉的，它有点让人想起经济学中的著名论断：当每个人都为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努力的时候，会带来所有人利益的最大化（这一论断也是反直觉的）。

这些反直觉的逻辑正是布什理论的精妙之处，科学发展理论说到底是处理五种主体之间的关系，即“科学家——研究机构——工业界——政府——公众”，布什理论一出，这五者之间的关系就很清楚明了了，随之而来的政策设计和组织设计就是顺着逻辑自然而然的结论。

为什么要谈布什理论的反直觉？因为即便布什的理论已经成为经典理论，但实际上几乎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在真实政策制定过程中，都会不断重返直觉。这有点像经济学的实践，虽然亚当斯密的理论是经典理论，也是市场经济的核心逻辑，但亚当斯密的理论从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完全彻底地实现过。无论在什么国家，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都在进行着或多或少的博弈，在右和左之间存在着大量灰度不一的倾向。

这就是理论的第一性和第二性问题。反过来看，虽然看不见的手从没有彻底实现过，但它却是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体政策出发点的第一性，而看得见的手虽然会打扮成不同样子扮演分量不同的角色，却仍然是第二性。

我认为，布什理论之所以经典原因在于他第一次系统提出了科学发展理论的第一性理论。我把它称之为科学自由主义，与它相对的是科学国家主义。

之所以叫做科学自由主义，是因为在布什理论下，科学家是整个理论的原点，它的一切设计安排都是为了解放科学家，给他们最大的自由。布什认为，如果科学家把注意力放在公众关心的问题上，而不是受他们训练有素的好奇心和既定研究途径的驱使，他们就会在科学上失去创造力和有效性。

当科学家自由地、不受限制地遵循兴趣、好奇心和想象力去探索，科学的基础理论和基础发现才能够源源不断出现。说到底，人是布什理论体系的原点，如何建立一套政策体系以保证释放个人才能，是布什理论理论的核心，只要科学家充分释放天才，政府、公众以及工业界想要的东西就都有了。

科学国家主义是什么？相反，是以政府、公众以及工业界的诉求和目的为起点，科学家以及承载科学家的组织体系要服务于这一目的，当政府、公众以及工业界的目标达到，科学及其组织才能够实现他们的价值。在科学自由主义中，人或科学家是主体，后者服务于这个主体，而在科学国家主义中，政府、公众诉求是主体，科学家及其组织服务于这个主体。

第一性和第二性之间的争论永无止境，这不只是在经济政策领域如此，在科学政策领域同样如此。实际上，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关于科研体制的讨论中，无论是关于哪个领域的具体问题，也无论是关于应用还是关于基础科研的问题，绕来绕去，绕到最后都会发现二者之间的分歧和争论。在中国，虽然布什理论有一定影响力，但显然并不是第一性。

即便在美国，布什的理论虽然是毫无疑问的第一性，但仍然不断遭受来自第二性的批评和质疑。美国科学促进会前CEO霍尔特为本书写的导读中全面回顾了二者之间的争执情况。大致来说，科学国家主义批评布什的体系在促进研究繁荣的同时，也导致了科学和公众的隔绝，包括科学跟政治和社会议题的隔绝，公众没有参与到对科学的引导和监督，也没有公共事务上运用科学思维，政府和社会成了“科学家的公仆”，而科学家却没有成为“人民的真正公仆”。

最极端的科学国家主义则认为，科学研究应该交由政府直接控制和指挥，并且直接面向国家社会的需求。美国学者罗杰皮尔克2010年在《自然》发表的回顾《科学：无尽的前沿》发表65周年的纪念文章写道：“（目前提出的概念）无法弥合科学家和政治家在追求研究方面的分歧：政府要求（政治）相关性，科学家希望自由”。这句话道出了科技自由主义和科技国家主义之间的根本分歧。

在二者漫长的交锋历史中，可以说布什思想占据了完全的上风，但这并不表示科学国家主义完全没有合理性。从理论上来说，布什理论隐含的两个线性关系存在一定的挑战空间，即“科学家充分释放才能，基础科研就能取得重要进展”、“基础科研取得重要进展，工业应用国家社会就能取得进步”。实践虽然证明这两个线性关系大体是成立的，但毕竟并不是一个绝对推导的必然公式。

在当下的美国，众多现实政治问题迫使美国社会增加科技第二性的思考，比如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和中美竞争。

霍尔特认为，在过去几十年里，科学家就出现疾病的破坏和公共卫生准备的必要性撰写了大量警示性文章，但当新冠疫情到来时，美国政策制定者却未能提供足够的检测、医疗设备和受培训人员，公众也没有提出相关要求，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在理解和采纳保持社交距离或戴口罩等相关措施方面行动迟缓。

霍尔特认为，这并不是基础科学水平不高的问题，而是科学没有被纳入与病毒传播相关的公共决策中。类似的公众脱离科学议题的参与、科技没有纳入公共决策的问题同样存在于气候变化的决策之中。

然而，即便霍尔特认为应该增强科学和公众的联系，但他们实际上都并不是要真正挑战第一性，而是要在第一性之外增加第二性的比例，他们仍然希望保证科学家的研究自由，保证对基础科研资金的充足支持，但希望科学家能够从象牙塔里稍稍探出一点头来，为公共利益、公共决策贡献力量，同时，也并不是要剥夺科学家和研究机构在研究中的主导权，只是希望公众要参与对科学的引导和监督。

实际上，主流科学政策界仍然都是布什的信徒。

他们赞同科技应当为国家服务，但坚持认为眼前的短期的政治追求的目标不会成为科技发展的真正驱动力。

一个典型例子是，911之后，美国科技界积极响应国家向恐怖主义宣战的号召，迅速投入反恐和保卫国家安全的行动，一系列新的技术很快研制出来。但半年后，美国总统科学顾问、物理学家马伯格教授发表演讲时仍然指出，科学技术应用于反恐非常重要，但用于降低恐怖袭击危险和后果的手段大部分已经内在地存在于今天可以利用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中，虽然反恐包含重要的研发成分，但一般来说，这一成分不会成为科技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显然，马伯格继承了布什的思想，即科学仍然是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动力前进，由此去解决了社会问题，包括眼前的政治问题，而不是相反。

以上是对布什思想的基本介绍，我想补充说明的是，科学自由主义和科学国家主义虽然有根本分歧，但二者的核心目标都是为了最大化实现国家利益，这一根本目标并没有冲突。

实际上，布什这份报告即是应罗斯福总统征询意见而成，而布什的目光也并不只是局限于眼前的利益，他的报告有更纵深的历史眼光。在报告中，他客观地回顾美国二战前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历史，认为二战前美国一两百年的发展是以欧洲科学家的基础发现为主要依托，但布什认为，“我们不能再指望以被二战蹂躏的欧洲作为基础知识的来源，过去我们致力于应用国外发现的基础知识，未来，我们必须更加专注于自己发现基础知识”；

“一个依靠别人来获得基础科学知识的国家，无论其机械技能如何，其工业进步都将步履缓慢，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力也会非常弱”；显然，布什设想的核心目的即是为了保证美国能够有源源不断的基础研究成果，并逐步取代欧洲成为世界基础研究中心。

以上笔墨着力于梳理布什理论及《科学：无尽的前沿》这本经典政策报告的思想性贡献，在梳理之后，对今天面临的中美各自的科研发展问题及双方科技对抗的问题就有更深入的理解。我在此说几个想法：

其一、第一性理论对于一个国家公共政策的开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价值。今天无论美国当下科研政策包括最新的法案有多么荒腔走板，无论有哪些政客试图通过科技政策搞小动作，它们仍然被牢牢圈定在布什理论的框架体系中，不会过于离谱。

布什的报告之于美国科技政策的价值正如美国国父、第一任财长汉密尔顿的《信用报告》、《制造业报告》之于金融业、制造业发展的意义。

这些经典法案及其背后扎实的理论基础如此强悍，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它成为某个领域的不动之锚。当它一旦确定之后，其后的发展即是围绕法案文本重新阐释的过程，国家各领域长治久安的关键正在于政策的连续性，而政策的连续性正在于其文本的延续性。

我在此要插一句，布什思想高度匹配于所谓美国传统和美国精神，这是其深入扎根于美国土壤里并开花结果的根本原因，如上所说，科学自由主义的起点即是个人，而美国精神的内涵即是先成就个人，再成就国家。

其二、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所有人的共识都是要发展科技，但仅有这个共识不足以推动科技发展，还是要在下一个根本问题上取得共识，即怎么发展，选取什么样的路径。

所有的具体问题，其实最后都绕不过第一性和第二性的问题。历史上，科研举国体制时代，这一答案是非常明确的，对错另说，但起码上下明确，不矛盾、不冲突，但今天的环境下，中国科研的第一性和第二性实际上是模糊的，哪一个似乎都可以拿来，这种模糊会在很多具体问题上会造成拧巴和冲突。长期来看，恐怕第一性的问题是回避不了的。

顺便说一句，我阅读布什的报告有一个非常大的私人感受，即布什的报告通篇很多议论，真正执行的部分其实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但这样的报告，却让人心服口服，政策执行的部分理解起来非常容易，但中国的政策报告绝大部分讲执行，除了开头讲一些政治意义，并不讲为什么。所以，看上去我们有很多重要科技政策报告，但始终并不指向第一性的理论问题。

其三，今天的美国，虽然没有逃离布什体系，但少部分政客确实背离了布什思想，陷入狭隘的科学国家主义。近两年美国的一些列针对中国的措施，包括参议院刚通过的《创新与发展法案》在内，除了针对性竞争之外，更重要的是，阻止了中美科学界之间的正常学术交流。这是违背布什思想的。布什思想的核心是科学家的自由，而与自由伴随的一般即是开放。

布什认为，科学家应该增强国际合作，互相公开科研资料和信息，“科学要想更快速地进步，则更需要知识的传播，而不是对现在所掌握的知识进行长久的限制”；“我们基本上没有理由认为，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不会及时发现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秘密信息”；“尽管我们期盼着限制政策能够阻止潜在敌人对我们的追赶，但它也会阻碍我们自身的进步”。

三年以来，尤其最新法案出台以来，所有人都在说，起码科技界的铁幕已经缓缓落下。但在无尽的前沿，仍然回荡着布什的回响。

在布什的思想中，铁幕所代表的政治性是第二位，而科技发展带来的属于全人类的无尽的前沿是第一位的，政治性很重要，但第一性仍然是根本，这一思想在当下仍然振聋发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