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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钟迷思：上市的公司不一定伟大，伟大的公司不一定上市

来源：晰数塔互联网快讯时间：2021年08月24日 12:49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提及“需要完善企业境外上市监管制度”。随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立即发布声明，要求赴美上市的中国企业需要首先获得中国政府的许可，并披露该许可可能被撤销的风险，且美国监管机构可以在3年内对中国企业的审计记录进行审查。

早在3月，美国就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最终修正案，剑指中国赴美上市的公司。资本闻风而动，今年上半年，中国38家公司想抓住最后的窗口期加速赴美上市，IPO数量和募资规模超过2020年全年。

最终，滴滴抢跑上市事件引发了监管层的注意，一系列监管政策出台，赴美上市通道受阻预期增加。据市值榜不完全统计，包括哈啰出行、喜马拉雅、天鹅到家等至少24公司未能抢跑成功，要么撤回IPO，要么继续等待。

众所周知，赴美上市的中国公司大多为新经济公司，大多靠外部融资模式扩张，因主观或客观原因，未能实现自我造血成为常态。而实际上，真正想要把一家公司做伟大，又和上市有什么关系呢？

“想要把一家公司做伟大，与上市有什么关系呢？”2016年11月10日，傅盛在猎豹移动成立六周年的内部演讲中自问。此时距猎豹2014年5月8日在纽交所上市已有两年多，公司股价从最高峰时的36.63美元跌到10美元左右，低于14美元的发行价。

结合语境，这是个反问句，可以视作傅盛对自己过去两年被股价“绑架”的反省和对企业价值的重新确认。从上市之初自信地在媒体连线会上多次强调“我们不关心股价”，到因股价连跌陷入郁闷乃至痛苦的怀疑，上市之于傅盛、之于猎豹，意义都变得暧昧复杂。

在美国，近些年退市似乎已经比上市更加“主流”，2016年美股上市公司数量甚至创下了32年来的新低。对比之下，国内对上市的热情仍然高涨。截至2016年12月31日，国内A股上市公司超过3000家，新三板挂牌公司突破10000家，后者数量较2015年末增长了近一倍。

在诸多上市公司中，猎豹的经历也许不算典型，但从傅盛的反问可以推出一系列我们很少去认真探究的问题：上市会给一个人、一家公司带来怎样的改变？为何敲钟者对上市又爱又恨？把一家公司做伟大与上市究竟有没有关系……

欢迎乘坐过山车

2015年3月24日在国内创业板上市的暴风科技（后更名为“暴风集团”）凭借连续29个“一字”涨停，成为A股有史以来新股上市连续涨停天数最多的上市公司，此后股价一度从7.14元的发行价涨至320元还多，市值最高时接近400亿元。

“很夸张。”冯鑫感叹，那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巧合。当时，“互联网+”成为国家概念，暴风是A股中极少数为股民所熟知的互联网公司之一，又逢A股IPO时隔一年多后重启，市场形势一片大好……暴风甫一上市，立即成为压抑已久的几股力量的集中输出点，股价一飞冲天。

“其实还是试图保持冷静的。”惊人的股价跟冯鑫没有半毛钱关系，其短期内既不能作为再融资的筹码，也无法变现，但作为身处“神话”核心的当事人，冷静几乎不可能。

2015年4月28日，暴风打破A股历史最高连续涨停24天的纪录，冯鑫在朋友圈发消息：“今天开始，我们只负责破自己的纪录玩了。”

“我当时觉得对心态没有影响，但现在回头看还是有一些。人在得到一个很高的位置的时候，无论怎样去冷静和谦虚，可能都会觉得，这里面是不是也有自己应得的一部分？”

抛开股价不提，上市本身自带光芒，尤其是当上市成为资本、媒体、券商等各种力量联手打造的“大事件”之后。对绝大多数创业者而言，上市都是人生曲线上的波峰之一。陌陌在纳斯达克上市后，创始人唐岩直白地表示：“感觉非常好，比所能想象到的，梦里想到的1000次还要好。”

澳洋顺昌在深交所敲钟的当晚，创始人陈锴和创业团队喝得大醉，吐得满地都是。上市让彼时的他有了功成名就的感觉。新世界大门将开未开，带来“剧烈的兴奋感”，只是很短暂，陈锴说。

1968年出生的陈锴在2002年创办了澳洋顺昌，从事金属物流配送，2003年投产，2008年在深交所上市，是当时A股从投产到上市用时最短的公司之一。陈锴的兴奋并非因为没见过世面，相反，他是国内少有的经历、思想均偏西化的民营企业家。回张家港创业前，他曾在国内外多家外企工作，还曾在港资上市公司担任过数年职业经理人。因为这些，澳洋顺昌从创立开始就相当规范，非常“干净”。2007年，有券商主动找上门来提出运作上市，整个过程非常顺利。

上市前的陈锴一直怀有某种迷思，认为一旦上市就“成了”。“我当时有一个错误的假设，上市了，我还忙活干嘛？”为了“让自己闲下来”，陈锴摸索出了后来引来众多学习者的“内部公司制”，即在公司内划小核算单元，让每个核算单元成为自负盈亏的小公司，让员工从“为公司干”变为“为我干”，与阿米巴经营理念相似。

只是转眼9年过去，陈锴发现自己其实一刻都没闲下来过。有了钱，发现缺机制，有了机制，又发现缺人，尤其是进入LED、锂电池等新领域后，人才成为最大瓶颈。2015年起，陈锴又开始在人才猎取和评价上起劲折腾。“中国如果有100个总经理、董事长，我（在找人上花的时间和精力）应该能排在前几名。周六、周日、晚上，随时。”这成了他的新乐趣。

不只是上市本身的兴奋和一劳永逸的错觉转瞬即逝，时间最终会把所有非本质的东西全部冲淡，包括股价。

“现在正在跌落的，将来还会复原；而现在风光无限的，将来也会跌落。”古罗马诗人贺瑞斯的这句话被许多美国证券分析人士奉为圭臬。与几乎所有的上市公司一样，陈锴同样经历过股价的大起大落和股东的质疑，刚开始每次发季报前还会有一种交作业般的紧张。

“后来我发现，（股价）这事跟你没关系，你只是在台上跳舞，观众给你多少掌声是他们的事。股民喜欢看肥皂剧，给肥皂剧的涨停就多，你想做优秀的话剧家，就没有涨停。但如果你的目标就是做一个优秀的话剧家，就别管有没有掌声。观众的认同是不能让你成为大家的。”

致命诱惑

敲钟者的世界没那么好玩，但极具诱惑力，尤其是对在门外不得入的人来说。

比如，永安行与“共享单车第一股”擦肩而过了。董事长孙继胜此前并不愿承认媒体扣上的这个“第一”的帽子，但他也许没想到“第一”真的会飞走。由于专利诉讼纠纷等原因，拿到IPO批文的永安行决定暂缓上市。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孙继胜毫不掩饰地用“非常痛苦、非常疲惫”表达自己的心情和状态。文章写道：“在短短两个小时的相见中，他多次叹气，每一声，都是长叹。”

世人多关注上市结果，过程的煎熬非当事者不能体会。无论成功与否，上市本身要花费的金钱、精力，承担的风险以及对潜在利益的放弃，每一项都是相当痛的代价。即便万事俱备，也可能像永安行一样倒在上市前夜。

2014年11月18日在纽交所挂牌上市的一嗨租车遭遇“狙击”，原计划在11月14日的上市被推迟，一路波折重重。执行副总裁蔡礼洪事后把这一刻比喻为好莱坞电影中的冒险夺宝，“最危险的往往是伸手去拿皇冠的那一刻”。

如此种种也使上市失败对志在必得者来说，成为名副其实的“打击”。

前中海油董事长卫留成1999年第一次带中海油冲击上市失败，被传要从当时住的纽约四季饭店的44层楼跳下去。后来他说，跳楼是夸张的说法，但跟几位同事抱头痛哭是真事。卫留成将第一次海外上市的失败视为自己“大半生来遭遇的最大挫折”，甚至在第二次冲击上市的路演中拒绝入住同一家四季酒店。2001年中海油第二次冲击IPO成功，根据卫留成的日记，纽交所挂牌那天他“非常平静，没有一点激动”，他感觉“上一次就应该这样”。

良信电器有着类似的遭遇。由于公司资产完整性方面存在疑问，良信电器2010年12月第一次上会被证监会发审委否决。从2010年申报IPO材料到2014年1月最终在深交所敲钟，良信完完整整地把令人望而生畏的上市流程走了两回。“上市真太难了，一般公司搞过一次就搞不了了，伤得太大，没能力再搞了。”董事长任思龙说。

但上市的诱惑力是巨大的，对曾经的失败者来说，甚至是致命的。若究其根本，多数公司不惜代价选择上市最根本的原因是，它们需要。

良信的上市之路部分源自外来收购的刺激。2007年，已创立8年的良信在低压电器行业闯出了名头，国内外都有公司提出收购要约，其中不乏巨头。自己做固然很好，但一旦被收购，被自己“撺掇”从国企辞职千里迢迢跑来上海创业的伙伴们马上就能财务自由，任思龙很纠结。

有一阵子，他跟创始团队不止一次商讨公司何去何从，也免不了争论良信究竟值多少钱。几经周折，大家说算了，还是走自己的路。而要真正打造一个中高端品牌，在大牌云集的低压电器市场出人头地，无论资金还是品牌的需求，都指向上市这条路。

1992年成立的众信旅游与良信电器同一批登陆中小板，股票代码是“连号”，同样在上市前接到过收购要约。2009年，全球历史最久的旅行社托马斯·库克想通过众信进入中国，董事长冯滨带着一行人去了趟伦敦，被高大上的总部震撼，但最后还是决定，与其被别人管，不如自己多吃几年辛苦。

成功上市当天大家分外激动，拍了好多合影。众信旅游高级副总裁、上海众信总经理韩丽对上市后的财富增加毫无感觉，但对冯滨由衷地说了一句话：“旅游业在中国地位不高，我们是第一家上市的民营旅行社，是你带着我们大家，把本来一份普通的工作，做成了一项让人尊重的事业。”

商界“段子手”冯仑曾开玩笑说，中国的民营企业要有三个境界：小姐心态、寡妇待遇、妇联追求。段子归段子，戳中的是真实的痛处。一嗨租车董事长、CEO章瑞平直言，中国民营企业家可以说是弱势的存在。上市是民营企业与弱势现实抗争的一枚颇有分量的筹码。

对此体会深刻的众信主营出境游，早期相关业务的经营资质只有国、中、青为代表的国营旅行社才能拿到，众信只能以地接的名义做批发。后来拿到资质，发现仍难跟品牌已有多年积累的对手竞争。“在中国做旅游，旅行社的品牌太重要了。”韩丽感叹。

同样一款旅游产品，品牌带来的溢价能达到数千乃至近万块钱。上市改变了这一切，不仅各种资质更容易申请，品牌吸引力也大大提升。当然重要的还有资金。“以前我们去贷款不容易，上市之后银行都是主动跑过来找我们，利息也低。”

从本质看，上市就是一轮融资，只是对象变成了所有人。无论连带的好处有多少，知名度、规范化、人才吸引力……最根本的还是资金。

围城之困

几乎所有的上市决定都是反复利弊权衡的结果，但千辛万苦抵达目的地后，发现彼岸甚至不如此岸的也大有人在。

俞敏洪在多个场合表达过对上市的后悔。2013年7月，新东方上市近7年，俞敏洪接受《新京报》采访，称人生最大的失败就是让新东方上市，甚至一度在新东方上市后想把它关掉，最终没这么干，因为这毕竟是自己的“孩子”。俞敏洪后悔的三大理由是：公司和自己变得透明，没有了边界和隐私；上市公司要求持续的业绩增长，失去了做事的从容；上市公司的钱自己一分钱都没有用过。

网易创始人丁磊同样曾将上市比作“年轻时犯下的美丽的错误”。2013年，他接受采访称：将股票卖给风投堪称“高利贷”，相对于不上市的对手，自己就像在“裸奔”，审计、控制风险等要求很大的投入。

同样发表过消极言论的还有马云。他曾在2015年6月纽约经济俱乐部（Economic Club of New York）的午餐会上表示：“如果我有下辈子，我会让我的公司保持私有化。在IPO之前，生活已经很艰难了。在IPO之后，生活变得更艰难。”事后被人质疑，此言不够大气，场合不妥。

也许，控制感的丧失是刺痛他们的根本原因。俞敏洪有一个经典的比喻：“（上市）就像你娶了一个你完全把控不住的女人，很难受，你又爱她，但是她又不听你的话。”

相当数量的创业者可以承受常人无法承受的辛苦并甘之如饴，可以承受创业的不确定带来的打击甚至越挫越勇，却难以承受控制感遭到挑战带来的不适。无数并购后在新企业不再居主导地位的创始人选择离开，是同样的道理。上市虽然并不代表实际控制权的丧失，但将公司价值的评价权部分地让渡给“用脚投票”的公众，由此带来的剥夺感也相当折磨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婚姻类似，敲钟者的世界也是一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进去的人想出来。

与眼下更为急功近利的互联网领域创业者相比，“老一辈”上市者心态大多更为平和。苏州固锝电子2006年上市，董事长吴念博回忆，当时自己也是被人建议上市，而他选择接受建议是因为“世界五百强企业里好像上市公司比较多一点”。但他毫不纠结：“既然已经上市了，我们就认为这是最好的结果……把所有上市的好处弄得清清楚楚，把它发扬光大，忘掉不好的地方，一个人就会开心。”

“有时候确实挺委屈挺难受的。”陈锴承认，“看看不上市的，觉得他可以想怎么决策就怎么决策，就稍微有点羡慕。但是从理智的眼光看，他没有得到社会的支持，我得到了，那我就应该付出这个代价，对吧？这是公平的。”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没人不懂这个道理。患得患失固然难以克服，但一定程度上也是媒体刻意将企业家话语中情绪化的部分进行了放大，毕竟现实中真正主动选择彻底退市的公司并不多见。更常见的情况是，上市者们通过不断的纠结、反省、磨合，与自己达成和解，找到新的平衡。这一点同样像极了婚姻。

喜欢自我剖析的傅盛在猎豹成立六周年时的表述就是很好的说明。

“我曾经说过，公司有一个问题叫上市太早……等到真正上市以后，才理解很多人说的‘被华尔街绑架’。但，今天我不这么说了……没上市，你可以把这个事情先做好。上市后，一样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好。影响你的不是上市还是不上市，影响你的是自己的心态。” 然后，他说了开头的那句话：“想要把一家公司做伟大，与上市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