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切尔诺贝利，被迫沉默的悲鸣

头图来自：东方IC；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梁文道；内容编辑：猫爷、陈皮；音频编辑：灰灰

时代的联系被割裂了，过去突然变得软弱无力，令人无所依托，无所不在的人类档案中找不到开启这扇门的钥匙。

——《切尔诺贝利的悲鸣》

（文字经编辑整理）

鬼故事固然恐怖，可我们知道它是虚假的。什么样的“故事”会比鬼故事更加恐怖？

——现实世界中，真实发生过的恐怖事件。

HBO最新推出的迷你剧《切尔诺贝利》（IMDb评分高达9.6），就被视为这样一部作品——基于切尔诺贝利真实发生的那场人为灾难事故，它令人窒息的程度，不亚于任何一部恐怖片。

1986年4月26日，苏联乌克兰的工业城市普里皮亚季市——这整座城市的修建其实都是为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凌晨1点23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第四号反应堆发生爆炸，大量高能辐射物质散播到大气层中，据后来的数据统计，这场灾难所释放的辐射线剂量高达二战时期广岛原子弹爆炸的400倍以上。

这场事故，被视为人类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核电事故，而关于这场事故发生的原因以及后来所导致的影响，争议至今都尚未休止。

根据2005年国际原子能总署与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这场事故直接导致的死亡人数是56人，受影响死亡的人数可达4,000人；而根据绿色和平组织的估计，死亡人数可能高达93,000人。

但根据近几年的研究又显示，伤亡人数可能根本不只如此，最高统计表示可能有20万人因这场事故死去。然而，具体的数字永远没有办法计算清楚了。

相比于抽象的数字，这场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我们看到了种种真实的人的面目，那才是真正让人害怕的地方。

整个事件的展开过程中，一些人的选择，一些人的决定，最终却影响了无数人的命运。

1.没人愿意相信，没人愿意承担责任

《切尔诺贝利》这部电视剧之所以如此震撼，正是因为它是有所本的，这部剧的其中一个参考来源，也是今天我想介绍的这本书，即《切尔诺贝利的悲鸣》。

S. A. 阿列克谢耶维奇 著, 方祖芳/郭成业 译, 磨铁·铁葫芦 出版

尽管这本书只面世不到十来年的时间，但我已经认定它是一部传世经典。

本书的作者也是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的大作家，S. A. 阿列克谢耶维奇。

实际上，阿列克谢耶维奇当年获得诺贝尔奖还是一件很有争议的事情，因为她写的既非小说，也不是戏剧、不是诗歌，甚至不能称作散文。

她更像一位记者，她的每一本书都是建立在大量的人物采访上，是以大量被访者的口述编织而成的作品，在这前后再补充一些她的想法，如此而已。

你可能会认为，这难道不就是一个记者的报告文学吗？

的确如此，但是如果你认真读一读她的作品，比如这本《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你就会发现，她试图展示的人间面目全貌之残酷，是多么的让人看了之后，几乎不忍再看下去，但是又忍不住把它看完。

而看完之后，你可能又会几天几夜，脑海里都止不住回想起那些画面，回响着那些被访者的声音。

在这本书的一开头，一位被访者恰恰就是《切尔诺贝利》这部电视剧里的一个重要角色。

那天，当灾难一发生，就有一群消防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救火。

但问题是，他们完全没有对核辐射做任何准备，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核反应炉爆炸的问题。

为什么他们不知道？因为核电站里有些人，不愿对外透露真相。

尽管核电站里的许多工作人员已经意识到，一定是核反应堆发生爆炸了，可是他们的领导者却坚决反对这种说法。

为什么？当然，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当时整个苏联国家的宣传，都在强调切尔诺贝利是全世界最安全的核电站。

它能“安全”到什么地步？有专家表示，即使把核电站直接修建在莫斯科红场上都绝不成问题。

事实上，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今天所在位置，离乌克兰共和国的首都基辅有两个小时的车程。

而最初的设计，是要将它建在距离基辅仅25公里处，但是后来因为部分专家的坚决反对，才将它盖到了当时几乎渺无人烟的一个小村庄，也就是后来因核电站而发达的普里皮亚季。

所以，当核电站的各种数据和指标都已经明确显示，辐射已经爆表，这些领导者依然不肯相信。 

随后当地市政府及官员也开始介入，他们同样不能接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他们害怕出事，如果“纸能包得住火”，那就尽量去包，谁也不想承担这个“政治责任”。

于是，第一批赶到的消防员，直接用手和无防护的肉身接触核反应炉里的物质。

无疑，他们成为了牺牲者。

2.他们被称为“英雄”，却永远封禁在焊死的水泥板之下

在《切尔诺贝利的悲鸣》里，一位消防员的太太有一段见证，她描述了，在她的丈夫不幸去世之后，她是如何用一个“他们”提供的硕大塑料袋，去太平间里把她丈夫的遗体收拾包裹起来。

他们给他穿了礼服，头盔放在胸前。鞋穿不上，因为脚肿了。双腿肿得像炸弹。礼服也剪开了，因为穿不进去。躯体已经不完整了，全身都是渗血的伤口。

在医院的最后两天……我抬起他的手臂，骨头松松垮垮，晃晃荡荡的，身体组织已经与它分离。肺的碎块，肝的碎块从嘴里涌出来……他常被自己的内脏呛着……我手缠绷带伸进他嘴里，把东西抠出来……

这没法儿说！也没法儿写！甚至让人难以忍受……

然而这些都是我的亲身经历……

这就是牺牲的消防员瓦西里·伊格纳坚科的妻子，她所见证的死亡。

这些消防员们，后来自然被当成“苏联英雄”。但特别委员会对他们的家人说的，都是同样的套话：我们不能将你们的丈夫，你们的儿子的遗体交给你们，他们受到超量的辐射，会以特别的方式葬在莫斯科墓地。他们葬在焊死的锌制棺椁里，水泥板下面。

你们应该签署这个文件，需要你们同意。

如果有人抗议，想把棺木运回自己的家乡，这些人就会对他们说：他们是英雄，他们已经不属于家庭。他们已经是国家的人……属于国家。

在下葬的那一天，他们坐上大巴，由军人看护并驾驶，他们沿着环路在莫斯科转悠了两、三个小时，又转回了莫斯科。

车上的对讲机说，不要前往墓地，有一群外国记者过来了，他们在等着采访。

父母们都沉默不语，妻子的情绪激动起来，她喊道：“干嘛要藏我丈夫，他是谁？凶手？罪犯？刑事犯？我们在安葬谁？ ”

尽管最后他们到达了墓地，却不能做最后的告别。军官不断下达命令，尽快埋了，赶快走。

除此之外，那些核电站里的工作人员，以及后来招募的无数清理人，书里这样描述他们后来的“下场”：

他们所有人都得了重病，落下残疾，但没有放弃工作，想都不敢想。他们没有除了反应堆之外的生活——反应堆就是他们的生活。

今天在其他地方，还有谁，还有什么单位需要他们呢？

死亡经常发生。死亡就在刹那间。

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死去——走着走着就倒下了，睡着了便再也没有醒来。

去给护士送花，心脏就不跳了。站在公共汽车站……他们正在死去，却没人真正过问。问我们经历过什么……看见过什么……人们不想倾听死亡，不想倾听恐怖……

3.他们心甘情愿献上躯体，他们心甘情愿配合谎言

不得不说，这些人的精神状态，的确配得上“国家英雄”这样的字眼。虽然他们之中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要去的是什么地方，接到通知书的时候，也还都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去做些什么。

而他们，都被称作“志愿者”。

当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什么，偶尔也会向上级抱怨，质疑为什么不让测量辐射？

为什么不让查看现在受到的污染情况？但是，他们会被长官责骂，指责他们这样做，无异于散布恐慌、无端挑衅，是在破坏大家工作的士气。 

但更多时候，他们依然很认真地工作，而且还在讨论，甚至是以一种非常冷静的态度在讨论，当他们结束工作回到家之后，自己还能活几年，这就是他们在休息时闲谈的话题。

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个崇高的任务。

虽然他们知道自己死了之后，留下来的家人不知如何是好，但他们更关心的问题却大多是：苏联到底会不会胜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最强的国家？哪个国家的飞机更强？国家的命运将会如何？……

即便是到了那种时刻，他们关心的都还是这一类问题。

这大概就是他们被训练出来的一种思维方式，这才是他们该关心的问题，远比他们自己的生命，远比他们留下来的孩子，要重要得多。

所以，当他们看见现场有些机器人因为过度的辐射而操作失灵，他们甚至愿意用自己的躯体，去完成机器无法完成的工作，而且他们是心甘情愿的。

据统计，总共有超过五十万人参与了切尔诺贝利的清理工作。

其中大多数为军人，也有矿工、建筑工人以及各行业专业人士。

实际上，当时是有相关法令规定：如果有士兵受到的辐射超过25伦琴，他的长官就会因为这类事件去坐牢。

但是，从来没有士兵会受到超过25伦琴的辐射。因为，从来没有人这么上报过。

哪怕当时实际的测量值早已爆表，一个军人死了，他的挂牌上也只会写“受到的辐射剂量是7贝克”，而实际上是600贝克。

这一切，就是为了要维持社会的稳定，不让社会心慌意乱。

因为这种时候，说不定会给美国一个可乘之机，危害他们的国家安全。

也因此，很多被要求配合讯息隐瞒的人，其实都是心甘情愿的。

4.消息被不断封锁，谣言开始蔓延

那时还是前互联网时代，苏联的老百姓如果想要了解什么是核电站，什么核辐射，如何处理核辐射，大家只能去图书馆查资料。

可是很奇怪，事故发生几天之后，苏联当地公共图书馆里所有关于核辐射、广岛、核爆、X射线的书全都消失了，书店里也再也找不到这些书籍，而官员们的说法依然是“为了避免在民众中制造恐慌”。

为了稳定民心，他们鼓励那些第一次搬离老家避难的居民们，在不远处的辐射云下露营，在河边游泳晒太阳，让军队从早已无人的小镇中清理出一栋房子拍摄婚礼，如此种种，都被拍成影像传至全国各地，甚至给外国人观看。 

当时有很多专家接受采访，告诉苏联的民众如何防止辐射，他们给出的建议是：不用怕，饭前洗手就可以了。

灾难发生之后，普里皮亚季本来储备了大量的浓缩碘，因为这到底是个核电站城市。

浓缩碘是可以稍微中和辐射的，他们本应马上将浓缩碘投入水源，供给全城民众防辐射，但是居然没有人这么做。

因为，他们还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这是战略物资，不敢乱用。

苏联中央从莫斯科安排向当地空投了一些防毒面具，但是到了当地也没有分发下去。

理由同样是为了“稳定人心”，害怕分发面具会让人恐慌。

所以苏联从上到下，对外统一口径永远都是：情况已经被控制住了，大家不要担心。

比较警觉的人，当然会想尽办法要得到最真实的消息。有一个人对阿列克谢耶维奇说：

所有人都记得……上面的某些部门做出某些决定，起草秘密指示，直升机飞上天空，大量军事车辆沿路行进，下面的人提心吊胆地等待消息，活在小道消息中，但是所有人对重要的事都三缄其口——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找不到词汇表达全新的情感，也找不到情感对应全新的词汇，我们不善于表达，但逐渐沉浸于新思想的氛围中。

……到这里来的人说：到处都在打仗，苏联解体了，我们要生活在资本主义时代了，沙皇要回来了，这是真的吗？

这就是当消息封锁之后，真正的谣言才会开始不断蔓延。

另一个人则说：

中央委员会来人了。他们的路线：乘车从宾馆出来，到州党委会，再乘车回去。他们靠阅读当地的报纸来了解情况。

他们的旅行包里装满了从明斯克带来的三明治，用烧开的矿泉水泡茶喝——矿泉水当然也是他们自己带来的，这是宾馆的服务员告诉我的。

人们不会再相信报纸、电视和广播了，人们从这些官员的行为中找到了信息，这是最可靠的信息。——可孩子该怎么办？我想抱着孩子跑得远远的。但是我不能走。

还有一个地方报纸的记者写到，

辐射剂量检测仪卖了一个月就不见了。这是不能写出来的。辐射量有多少，下降了多少，也是不能写出来的。更不能写出来的是村子里只剩下了一些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走了。

……我写了这里的情况……然而，编辑部主任毫不留情地画上红线：“你别忘了，我们有敌人。我们还有很多敌人，就在大海的那一边。”

所以，我们只能写好的，不能写坏的。也不能有不可理解的。

5.人类只拯救了自己，出卖了其他动物

由于周边再也没有可靠的官方消息，除了像我刚才描述的那些有办法接近消息中心的人之外，你还能从什么地方得到真相？那就是看看大自然。

当地就有农民发现，院子里面有窒息的田鼠，是谁把他们闷死的呢？ 他们又彼此问——

有没有看到金龟子飞？

没有金龟子，就连小虫都看不到。

有蚯蚓吗？

也没有。

后来他们才懂得，这是第一个征兆——没有金龟子和蚯蚓的地方就是辐射强烈的地方，来不及跑或者跑不出去的动物留在这个地方，就注定都要被当成污染物清除。

所以古老的乡村和放射物质掩埋处，就成了动物的墓地。

人类只拯救了自己，却出卖了其他动物。

有一个见证人说，人走了之后，好多个分队的士兵和猎手开进村庄，射杀了所有的动物……有狗扑向有人声的地方，因为太久没见过人了，显得非常开心；

还有猫、马，它们什么都不明白，它们毫无过错；无论走兽还是飞禽，它们都默默死去，这就更加可怕。

动物无助地嘶叫，各种声音的嘶叫……

但可能你也听说了，今天的切尔诺贝利周边，动物们又回来了。

当人类彻底离开这片土地，让它成为一片废墟之后，自然迅速接管了这个地方。很多公寓、住宅、楼道都长满了植物。

一些原来的建筑物，学校、医院，甚至变成了一片丛林，大量的动物又回去了。

虽然有人发现，有一些动物产生了基因变异，但无论如何，这里好像已经成为了一个动物的天堂。

这让我想起来另一本很重要的著作，也是受到《切尔诺贝利的悲鸣》这本书影响的一部漫画——即法国漫画大使艾玛纽埃尔·勒巴热（Emmanuel Lepage）的《切尔诺贝利之春》。

艾玛纽埃尔·勒巴热当时恰恰因为看了《切尔诺贝利的悲鸣》这本书，非常想去看看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

在他想象里，这个地方应该是阴暗、灰冷、荒凉至极的一个地方。他觉得也许他能够用画笔去捕捉这样一个世界。

但事实上，他当时其实已经对漫画丧失了信心，因为这位了不起的漫画家不幸患上了一种书写的痉挛症，或者说，手瘫了。

他就带着这种对自己职业和人生的绝望感，去了一个令人绝望的地方。

没想到到了那里之后，他发现浑然不是那么回事——这整个地方简直如同一个乌托邦，长满了草木，五彩的丛林，各种各样的鲜花、水果、动物。 

原来人类只是离开了30年，这个即便今天走进去，辐射测量器还会不断嘶嘶鸣叫的地方，自然已经是这样的风貌，甚至可以用“妖美”来形容。

艾玛纽埃尔的手忽然之间又能画了，他要画下他看到的景象，他还看到这个地方居然有人冒险回来住下了，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

最后，他呈现了一部极为奇异的漫画，一个建立在死亡废墟之上的乌托邦故事，关于一个本来对自己的生命已经绝望的人，要为自己找到救赎，却就在这么一个能够毁灭很多生命的危险地带，他找到了自己的新生。

今天的切尔诺贝利，不仅是一个有人生活的地方，甚至奇异地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

各种各样的旅行套餐，让大众去参观这场历史上最大的灾难现场，以及它留下的废墟——这是一种灾难旅游。

但是，当初留下的那些伤痕，真的已经完全愈合了吗？几乎是不可能的。

从那里出来的人和物会被安上“不值钱”的标签，甚至会受到歧视，直到现在很多人也不敢告诉别人自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否则他们都会选择远远躲开。

又或者，如果你是当年经历事故的孩子，他们倒是很愿意告诉别人自己来自切尔诺贝利，特别是对着欧洲人，因为这样就能获得他们的怜悯，可能带着孩子去欧洲先进的医院进行医治，或者送上很多好吃的糖果，最后再把他们送回苏联去。

切尔诺贝利，在我们的文明中，留下了这样一个奇异的断点，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它其实是一面扭曲的镜子——在里面，我们多少都能看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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