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血奴”系列:为什么解救受害者那么难?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记者|孙一丹
编辑|王珊
2022年2月11日,陈宝荣第一次见到李亚缘纶,是在中柬第一医院。病床上的李亚缘纶面色惨白,说起话来有气无力。他原本就长得敦实,浮肿让他的体型看起来比以往又大了一圈。这些是陈宝荣对李亚缘纶的第一印象。
就在前一天晚上,李亚缘纶向他发信息求救,说自己待在一个小旅馆,身体很不好。起初,陈宝荣并没有觉得李亚缘纶的情况有多差,但当医生告诉他,李亚缘纶的造血功能出现问题时,他才开始仔细关注这个年轻人。对方告诉他,自己是被骗到柬埔寨从事电信诈骗工作,因为不合作,被多次送去卖血。“他当时觉得自己不行了,跟我说话的口气都是讲述遗言的感觉。”陈宝荣告诉本刊,“我自己没什么文化,以前解救只会关注明显的外伤。”
陈宝荣是中柬义工队的队长,他今年49岁,28岁来到柬埔寨,做矿产开采,他所在的这个组织的目标就是帮助在柬埔寨遇到困难的同胞。从2020年6月起,陈宝荣开始参与到在柬埔寨被骗、被绑同胞的营救中去,后来又成立了专门的义工队。
陈宝荣告诉本刊,这样做是因为他有一天去换护照,在大使馆的门口,他遇到了三个人,一个云南人,一个山东人,一个陕西人,他们声称是从园区逃出来的,身上衣服破破烂烂,精神状态也不好。
陈宝荣想到了自己的经历,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兄弟三人靠村里人的帮扶长大,他很早进入社会,一路磕磕绊绊到现在。这些年,他也知道不断有年轻人跟他当初一样来柬埔寨掘金,但现在的柬埔寨跟原来太不一样了。以前柬埔寨民风淳朴,现在的柬埔寨被各色人等充斥着,充满了欲望、暴力和案件。很多年轻人出于“淘金”的想法,通过合法的、非法的途径到了这里。在发现进入灰色、黑色的诈骗、网赌产业链条之后,又开始一轮又一轮的逃离和被抓。
《巨额来电》剧照看着眼前的三个年轻人,陈宝荣有些不忍,就将三人带回了家。后来这三人告诉他,他们因为不配合“公司”的工作,每天都在不断挨打,实在受不了就跳了窗户。这些人在陈宝荣家里住了一个月。最终,其中一个人的父亲寄来了钱让孩子买了机票;另外两个人,陈宝荣给其中一个出了机票钱,又找另一个人朋友帮最后一个人买了机票,就这样将三人送回了国。
从那以后,陈宝荣号召身边的朋友一起开始组织关于同胞的营救工作,没多久就组织了义工队。到现在为止,他们已经救了上百人。因为疫情,很多酒店都空了出来,陈宝荣的朋友就将自己的酒店拿出来给解救出来的人住。三人一个房间,每天准点提供三餐。“有的人状态不错,有的人则受了很多的苦,需要休养,要有专门的义工照顾。”这些人中,陈宝荣印象最深的有两位,一位是14岁的男孩,当他被解救出来时,他一脸都是茫然,脚上鞋都没有,整个人都在抖,“他以为自己要被卖给新一家老板了。”陈宝荣告诉本刊,在义工队解救的人里,被转卖最多的高达10次。
还有一个男生是被堂弟骗来的,在联系上陈宝荣以后,他每天半夜都通过“飞机”(当地一种聊天软件)找陈宝荣诉说自己的痛苦,可从来不讲自己在哪个园区,老家是哪里的。“做诈骗一般都凌晨两点下班,我就这么等着,他觉得人没法信任,一直聊了半个月,才告诉了我地址。”不被信任,成为解救面临的一个困难,“很多人都是亲戚、朋友骗来的,信任感已经崩塌了。”
插图|人民视觉对于这些被解救的年轻人,陈宝荣基本上都聊过天。他发现,这些来柬埔寨的年轻人有一些类似的特点或者背景,他们或来自离异家庭,或是留守儿童,或者因为在国内欠网贷、急于找一份高薪的工作,还有一部分是被亲戚朋友骗来的。大概有五分之一都是未成年人。陈宝荣说有一个小女孩,父母离婚,奶奶年纪很大,家里还有弟弟妹妹上学,她16岁就出来陪酒赚钱。“这些孩子也挺可怜,在本来成长的路上没有人引导。”
《无人知晓》剧照陈宝荣告诉本刊,这些年轻人之所被骗,有一个最常用的手法,“一些机构在国内搞高薪招聘,通过熟人或社交平台发布招工通告,说工作在广东厦门、海南岛或广西某个沿海边境城市,然后坐小渔船把骗来的人送到公海,一般七八个人。等上了大船后,蛇头就把这些人控制住。”陈宝荣总结了他接触的受害者的经历。他说,受害者被卖到柬埔寨后,国内的中介能得到3000-5000元,蛇头得到3万。
解救对于陈宝荣个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的同事梁鹏发给本刊一个解救指南,名字为“被困网投实用求救步骤全指南”。上面写着,被困者首先要联络家人在国内报警,将受害者的姓名、护照号、被困地址等详细信息发给家人,由家人前往所在地警察局报警,尽量取得报案受理回执,再将所有资料发至驻柬大使馆领侨处。之后,再与中柬义工队联系,想办法进行营救。
这是陈宝荣跟同事经历多次摸索才找到的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步骤。最初,只要有人求救,他们就会去当地警方报警,但柬埔寨法制不健全,且每个从事诈骗或者网赌的机构都有自己盘根复杂的关系,加上语言不通,警方对于他们的报警迟迟都不反馈。他们琢磨了许久,只好想着让受害者想办法联络家人在国内报警,国内警方虽然在柬埔寨没有执法权,但立案之后,所在地警方会联系中国驻柬大使馆进行核实,几方的力量一起行动,才能够将营救尽可能地推进下去。
《巨额来电》剧照“从被救人员个人的角度来说,他是受害者,但对于中国国家法律来讲,他又是违法者,中国警方在柬埔寨没有执法权。但如果我们了解两个国家的职能部门相对应的工作,会对救援有很大帮助。”梁鹏是中柬商业协会法务部门的负责人,从2021年开始为柬埔寨经商务工人员提供法务援助。他告诉本刊,以往他处理得最多的纠纷来自劳资、建工建筑和租地买房方面的仿作。2021年开始,他帮助陈宝荣做一些工作。
通过这样的方式,陈宝荣希望达到的另一个目的是,希望国内重视境外电信诈骗的问题,并且提醒同胞不要被骗来到柬埔寨。他甚至还给给国内的警察做了几个防诈骗的视频,提醒年轻人不要来柬埔寨。
《极恶非道》剧照当然,要想真正解救一个受害者还需要其他方面的条件。第一个面临的问题就是受害者如果没有手机怎么办?对于被没收手机、限制工作机使用和人身自由的被困人员来说,联系国内家人,就是第一个难题。这两天,本刊采访的很多被救出来的受困者,都是在各种契机下才获得了向外求救的机会,在联络上义工队后才得以逃脱。
虽然报警立案后能够获得当地警方的重视,陈宝荣说很多时刻,解救还是要靠多方面力量的团结和努力,“在柬埔寨,每个园区都有保护伞,不管是来自警方,还是宪兵、还是其他的力量。”陈宝荣说很多时候,解救就变成了双方的抢人大战,每边都带上不少人,谁的能力强谁就把人带走了。陈宝荣告诉本刊,好在自己作为广东慈善基金会、西港华人互助协会的副会长以及中柬义工队的会长,下面有2000多名会员,大家很团结,能够随时支援。“如果行动慢一点,受害者跑出来了,我们没有做到即刻接应,对方依然很有可能被抓回去。”
(文中梁鹏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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