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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科技投资时代，中国VC需要危机感

来源：晰数塔互联网快讯时间：2022年03月03日 20:32

这种危机感不仅仅是整天将硬科技投资挂在嘴边，似乎言谈间就已经“赶英超美”，更需要正视从创业者到投资人，我们在硬科技赛道上的人才积累还远远不足，过往在互联网和大消费创业大潮中积攒的所谓经验，在新形势下并没有多少用武之地，硬科技企业的退出还举步维艰。

裴振华、容建芬。这对夫妇的名字，恐怕99.99%的读者都从未听闻。

就是这样名不见经传的两人，登上了2021胡润百富榜第49位。助力他们登榜的是2015年一笔8900万、15%占比的入股投资，裴振华实控的宁波联合创新新能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如今是万亿市值宁德时代的第四大股东。6年时间，回报已超千倍。

外界对裴振华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早年曾在江苏纺织研究所就职，之后下海创业，旗下的天华超净是一家主营防尘服和防静电手套的小企业，这一切都很难和一位单笔投资获利千亿的低调富豪联系起来。

其间有多少故事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的确给中国的风险投资人们上了一课。在硬科技投资的时代，一位毫不知名、毫无光鲜投资履历的企业家，有可能远远跑在职业投资人的前面。宁德时代的股东里当然不乏大牌基金、资管巨头，但绝大部分是在2016年底800亿估值时才重仓投入，回报倍数已然有限。

从互联网迈向硬科技的时代，中国VC们需要有紧迫感和危机感。这种危机感不仅仅是整天将硬科技投资挂在嘴边，似乎言谈间就已经“赶英超美”，更需要正视从创业者到投资人，我们在硬科技赛道上的人才积累还远远不足，过往在互联网和大消费创业大潮中积攒的所谓经验，在新形势下并没有多少用武之地，受国际政治气候和国内资本市场建设仍在探索期的影响，硬科技企业的退出还举步维艰。

我们当然要看到希望，毕竟美国最优秀的一批风险投资企业，正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伴随着硅谷的科技革命从无到有崛起的。但我们也要看到，硬科技企业已然不是靠堆资本和堆流量就能赢家通吃的游戏，过去十几二十年的红利消退后，一个真刀真枪拼刺的时代才刚刚来临。

中国VC们需要紧迫起来了，否则，纵然之后是一个创新的大时代，它也未必真的属于你。

“缺人”的硬科技投资

“最近的情况主要就是这些，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

董事们面面相觑，似乎也提不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这样的情景在如今的硬科技公司中并不鲜见。

虽然投资人们言必称“赋能”，但是硬科技究竟要怎么赋能，真正懂科技的投资人究竟有多少？一款新药要如何通过审批，哪里可以挖到人工智能大牛，什么样的芯片技术有前景，这样的问题，远要比在互联网时代回答哪里获取用户、怎么提高月活和复购要艰深复杂的多。

投资风口的转向早已悄然发生。根据投中研究院的历年统计，2018年，互联网行业的融资案例共计1025起，融资总规模达191.75亿美元，细分领域均排名第一，其次才是医疗健康、人工智能和IT及信息化，当年融资规模分别为91.89亿美元、90.05亿美元和60.18亿美元。

到了2021年，次序已经发生逆转，截至已统计的11月末，无论是融资规模还是融资数量，互联网行业都已经下滑到了第四位，医疗健康、IT及信息化、制造业占据了前三甲。2021年1-11月，中国VC/PE投资市场仅半导体芯片领域融资近200亿美元。而在新成立的基金中，频繁出现的关键词就是清洁能源、绿色低碳、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等。

所有这一切都在催化一个新的投资、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的跨组织生态系统的出现。由于这些创新的复杂性，以及推动这些创新所需的深厚科学背景，它们从一开始就涉及大型机构和资金来源，互联网时代，两个在车库里创业的大学辍学生做出一家顶级公司的故事在硬科技时代很难再复制。

对投资人来说，难度同样是指数级增长。一方面，为了找到有潜力的创业者，风险投资机构正在努力加强与学界、产业界的直接连接。如红杉中国基金出资5亿元，捐赠中国首个由单一投资基金独家支持的国际性科学大奖——“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著名学者、大疆投资人李泽湘干脆自己创办了深圳科创学院，不少投资机构梳理了人工智能、云计算、机器人等各个方向的学者教授名单，密切关注他们的动向，见缝插针拜访联系。

另一方面，从招聘关键词来看，针对硬科技方向的投资人才的招聘明显增多，往往要求有理工科专业或产业背景。市场上流传着 “消费投资人面试硬科技第一轮简历就会被卡”的故事，虽然可能有夸张成分，但也反映了当下从业者的焦虑。

然而，仅仅有学科背景是不够的。如果只是单纯谈论技术，互联网行业的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就未必不硬，但又不完全是这样。如波士顿咨询《迎接硬科技投资挑战》报告指出的，硬科技企业往往是问题导向的，致力于使用最好的现有或新兴技术来解决社会面临的巨大挑战和根本问题，从单纯的数字创新转向了数字创新和物理创新的结合，在他们的调研中，83%的硬科技企业需要制造具体的实体产品。

因此，这样的企业注定是与此前的互联网、大消费企业不同的。要解决人类社会的挑战，就要攻克最前沿的理论难题，坐得住冷板凳，要做物理创新，就要考虑工程化、良品率、供应链，要有厂房、机器设备等重资产投入，要把二者结合好，需要强大的企业家精神、重度的运营、坚实的人员组织和远大的战略。

要发现这样的企业，投资人的实战经验几乎从加分项变成了必选项，这给许多踏出校门就进入投资行业、一直坐而论道的年轻投资人出了一道大难题。我们在从业中发现，哪怕是很多知名美元基金的投资经理，理论上而言对于新的技术和知识有更强的学习能力，在面对硬科技投资案例时问的问题也经常似是而非、不得要领，反而是更为年长的合伙人级别，基于多年的企业管理的经验，更能一语中的、直切主题、快速拍板。

美国数据库公司MongoDB的案例就很有代表性。他的首席执行官Dev Ittycheria此前是一名活跃的风险投资人，2014年领投了另一家数据及应用监控公司Datadog的B轮融资，并进入Datadog的董事会，6个月后他加入Mongo担任CEO。而在成为一名投资人以前，Dev Ittycheria也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创业者，2018年即创立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Applica，这也是第一代云计算公司。在市场竞争中落败后，他又在Applica想法的基础上创立了数据中心自动化平台BladeLogic，。一年后该公司被BMC收购。当了两年的BMC总裁之后，Dev Ittycheria才转做投资人，直到加入MongoDB。

可以看到，在美国，投资人和企业家的身份经常是无缝切换的。埃隆·马斯克并没有创立特斯拉，他在2004年特斯拉第一轮650万美元的融资时投资635万美元，成为董事会主席，2008年他才成为特斯拉的CEO。而在此之前，他创立的X.com与Confinity合并成为Paypal,自己却在内部斗争中失去了CEO的位置。Paypal的创始人彼得·泰尔自己也是水陆两栖，既是知名的企业家，也是著名的风险投资人，投资了包括Facebook、LinkedIn、Palantir 在内的一系列成功企业。

在中国风投界，像雷军这样横跨制造业和投资界的已经是凤毛麟角，即使如此，当小米开始进军雷军并不熟悉的芯片和汽车产业的时候，仍然面临重重困难，这又回到了投资人自身知识结构的欠缺。所以可以说，要在硬科技时代成为一名成功的投资人，内功修为和外家功夫缺一不可。未来中国VC投资行业也将会慢慢进入这一状态，投资行业会越来越需要“企业家精神”，这对于投资人才的要求又上升了一个阶梯，可谓任重道远。

周期到底有多长

对于硬科技投资，投资人们都熟悉一个定性：投资周期长。

然而，投资人未必真的对“长期”做好了足够的心理准备。

我们对宁德时代津津乐道，但是，宁德时代6年时间万亿市值、千倍回报是孤例，是技术创新、行业红利、政策红利三重共振的结果，是各种因素的天作之合成就了它在电池领域快速崛起的垄断地位，很难再复现。

更有可能的情形是：成立于1987年的台积电，初期遭遇半导体行业萧条期，几乎无人看好，三十多年间历经互联网泡沫、08金融危机、张忠谋卸任和回归，从最初级的代工做起，直至今天成为市值亚洲第一、全球第九的企业，是全世界市值最高的半导体公司。

又比如德国生物技术公司BioNTech，在2020年与辉瑞公司共同研发出了新冠疫苗，但这家成立于2008年的企业在此之前历经了10年的技术积累，引入了这一领域的领军人才，2018年就宣布和辉瑞公司展开基于mRNA的流感疫苗的研究，方能在新冠肺炎爆发后的三个月内就能启动疫苗开发，当年11月就公布了疫苗在第三期临床测试的有效率，12月拿到世界卫生组织首款核准。而在此之前，mRNA技术已经历经了三十多年的发展，无数科研大牛前赴后继，很多企业倒在了起跑线上，才能在新冠这样一个历史节点厚积薄发。

如果以BioNTech成立前十年的表现来看，从市场估值的角度，可能几乎就是一条直线。即使是在2019年登陆纳斯达克时，它的发行市值也仅为34亿美元，甚至低于前一轮融资时的估值。而如今，已经过了市值阶段性高点回撤后的BioNTech，市值仍然达到620亿美元。

哪怕是今天如日中天的特斯拉，在2018年也被不少媒体下了“破产通知”。当时，有媒体按照其每日净亏损计算，如果没有新的融资，将会在3-6个月内耗尽所有剩余资金破产。如果没有中国工厂的建成，和其后新冠疫情引发的美元大放水，马斯克也可能就变成了悲情英雄，而不是今天的世界首富。

长周期，重研发，重资产，重投入，这是硬科技投资的内在特性，如一些投资人指出的那样，过往的模式创新，是反指数增长的回报曲线，技术创新则是指数增长的回报曲线。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模式创新，建立在已有的硬件基础设施上，初期发展速度非常快，但到了后期由于缺乏真正的“硬”技术壁垒，随着竞争对手不断涌入，回报率会快速下降。科技创新则是指数增长曲线，前期大约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需要大量的研发人员和研发投入，增长速度非常缓慢，成功迈过一个拐点后，才能高速增长，但一旦建立起壁垒，也会形成真正的护城河，短时间内难以被超越。

我们的投资机构未必做好了准备。2017年，Pitchbook的一份报告就指出，在中国，由于VC的长线LP不足，导致中国VC项目持有期平均只有3.3年，相比之下，美国VC项目持有期平均为8.2年。美国风投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和硅谷硬科技绑在一起，其后才是互联网泡沫，我们则是先过了十几二十年赚快钱的好日子，在习惯了这样的投资收益方式以后，转变路径依赖甚至会比从零开始更让人感到难以适应。

不能再撒胡椒面

除了增长速度的差异，投资人还需要降低对最终结果的预期。在流量为王的互联网时代，行业霸主往往是赢家通吃。对一级市场投资者而言，只要投中行业霸主，就能获得巨量的超额收益。

因此，大多数VC习惯了“撒胡椒面”，分散投资100个，不在任何一项早期投资中做太多冒险，持续追加那些快速跑出来的企业——哪怕有99个失败了，只要有一个获得了超额收益，那也是成功。

以拼多多为例，成立于2015年9月，6年多时间，市值最高曾到2000亿美元，即使如今经历来中概股的腥风血雨，也仍保有700亿美金的市值。反观硬科技领域的明星公司们，2014年成立的AI一哥商汤科技近日在港股开盘上市，在4个交易日后股价翻倍，也仅仅是达到了2729亿港元约合350亿美元的市值，这个领域内大部分的独角兽企业，市值几十亿美金就已经是佼佼者。

商汤科技的故事还戳中了投资人的另一个痛点，那就是：如何退出。作为AI四小龙的龙头，商汤科技未能登陆科创板，而是转道港股，其间还遭遇了美国多重制裁的阻力，历经重重困难才登陆资本市场。

龙头尚且如此，中概股危机之后其余的硬科技企业要如何退出就更是难点。对于习惯了港美股的投资人而言，处于变革期的A股市场仍然具有高度的不可预测性，在流程环节上也有诸多的不熟悉，即使闯关成功，目前二级市场给出的估值也未必健康，商汤科技被迫转投港股，本身可能就反映了境内投资者和制度设计者对于硬科技公司仍然缺乏信心，而这样信心的建立，需要制度、文化的长期浸染培养，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资本市场的变化让过往这种大水漫灌整个赛道的粗放式投资方式更加不可持续。盲目投资以后就未必是公司跑不出来这么简单，还有可能砸在手里退不出去，在期待下游的退出之路能够通畅的同时，投资人也必须要精细化投资策略，不能不“开枪”，但也不能盲目扣动扳机，虽然做不到弹无虚发，但至少要有的放矢。

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总是并存。在《服务机器人，能否像中国家电席卷全球》一文中我们就曾经旗帜鲜明地指出，虽然中国风险投资人缺席早期制造业有众多可以解释的原因，但一个很少被人提及的重要原因是，中美投资人具备不同的科技信仰，前者相信“科技+”，通过不断地压低价格而非提高产品质量和科技属性来获得市场。

我们需要的是具备真正科技信仰的投资基金：相信科技本身就是第一生产力，在科技树上不断攀爬，追求更好。中国未来一定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在亚洲和全球范围内领先的真正的科技基金，我们未必能成为那个最为佼佼者，但是以此为目标，与这个大时代同频共振，将是把握时代阿尔法、激发自身潜能的最好选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弘然资本”（ID:HongRanCap），作者：张逸龙，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