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豪的隐秘花园｜深氪

过去两年，投资业一个不可错过的景观是家族办公室的爆发。从增长奇迹到前所未有的不确定，中国富豪们正在陷入深远的焦虑。

文｜陈之琰

编辑｜刘旌

人性的凸透镜

2016年8月末的一天，英国伦敦希尔顿逸林酒店的出售案终于尘埃落定：一个名为Cai Kui的神秘人物以8000万英镑成交。

这个外表仿似十七世纪码头的建筑位于泰晤士河南岸，总面积超过1.3万平方米，设有378间房。与它一河之隔的对岸是大名鼎鼎的金丝雀码头——英国的三大金融城之一。

神秘人物的真实姓名叫蔡奎。他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龙湖地产掌门人吴亚军的前夫。在那场举世瞩目的离婚之后，蔡奎分得了价值200亿港币的公司股权。

2013年，他在香港创立了蔡氏家办。这家机构后来有了一个更正式的名字：佳辰资本（Junson Capital）。据我们了解，佳辰如今的管理规模超过100亿美金，拥有一支五十人的专属IT团队，并且专门在CEO、CFO、CIO之外，甚至还设有CRO（首席风险官）的岗位。

一位接触过佳辰的投资人告诉36氪，在2020年初的股灾中，得益于佳辰风控团队的提前测算，“完美避开了这场集体性灾难”。

佳辰的故事或许过于极致了。但对相当一部分的中国富豪来说，家办确实已经成为他们财富世界的秘密花园。

事实上，就在蔡奎成立佳辰的同年，吴亚军也成立了双湖资本，这个隶属于她的家办如今由她的女儿打理，是红杉、高瓴、源码等国内多家头部基金背后的出资人。而投中小米、快手的五源资本，早年实为恒隆集团背后陈氏家族在内地的投资部。香港新世界郑氏家族的第四代郑志刚近年通过私人投资机构C资本，成为商汤、海伦司、货拉拉、FITURE等一系列网红公司的直接投资者。蔡崇信和马云创办的蓝池资本（Blue Pool Capital）的投资版图则遍及对冲基金、医疗、体育、元宇宙、区块链等领域。

在层峦叠嶂的商业世界中，家办早已是个无所不在的影子。

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都是一个小众且隐秘的行业。佳辰资本在中文互联网上的公开资料不超过5条，你几乎不会在任何行业会议中偶遇他们的员工；蓝池资本的仅有一页纸的官网上，只有总部地址、固定电话和企业logo；当我们几经周折联系上他们时，对方也一再强调：“见面内容绝对保密”。要知道在家办界，成立于2013年和2014年的佳辰和蓝池已是一骑绝尘。

过去四十年的中国商业浪潮，至少成就了三代“先富起来的人”。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在面对个体命运的起伏、时代的斗转星移时，想要始终保持乃至放大财富都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这甚至比获得人生的第一桶金更为艰难。

正如所有的商业浪潮大多伴随着社会波动，中国家办行业的爆发正出现在2020年。在这个神奇的年份，风险的暴露和不确定性的陡增，令富豪们陷入了深远的焦虑。

“一时间，做银行VIP账户的、做过投资的、做律师的，甚至是卖保险的、搞移民的，都往名片上印下烫金的‘家族办公室’字样。”一位从事基金募资超过十年的机构合伙人向我们摆出一副不可思议的神情。“家办之家”创始人姜维的形容则是：“三年前，每周最多出现一个新家办，现在是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家办成立。”

富豪们对家办的期待当然也不止是“让钱生出更多的钱”。

2018年上半年，33岁的饿了么创始人张旭豪将公司卖给阿里后，“所有叫得上名的一、二级基金老板们都登门拜访”，希冀让他成为自己的投资人。但最终，几乎无人成功。一年后，张旭豪和几位联合创始人转身成立了自己的家办：鲨鱼资本（GurryShark Capital）。相传鲨鱼资本的在管规模如今已经超过20亿美金。

“他们更渴望成为一个有判断力的投资人，甚至不输于一家专业基金老大的那种。”一位私人家办的主理人如此向36氪评价。

或许也正因为富豪们纷繁到难以概括的动机，家办似乎是个哆啦A梦式的存在。财富的梦想，事业的曲线，生活的困恼，乃至一切的棘手问题，都期待在这里解决。从这层意义来说，这个距离财富最近的行业不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凸透镜：一个人的理想与焦虑，欲望与怯弱，都将被更夸张地演绎。

财富的金字塔

无论你是否认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无形中被折叠成了许多孤立的单元。富豪们的世界同样如此。

真正意义上的家办在中国诞生之前，银行和三方财富公司几乎包揽了富豪们理财的主要渠道。如今来看，进入财富金字塔的门槛并不算高：打开诺亚财富的官网，第一个弹窗就告诉来者，只要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即可成为“合格投资者”。

然而，顶级富豪需要的是稀缺、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服务。而家办不同于理财管理更根本的一点是：前者的核心是产生更多的交易——甚至无论企业家是否最终获益，而后者必须为投资业绩埋单。蓝池资本在成立早期曾投资1亿美元到一家对冲基金，但由于业绩不佳两年内就主动撤资。马云妻子张瑛还专门现身蓝池资本办公室，表达她的担忧：“是不是可以再招一个基金经理？两个（基金）团队可以‘赛马’，现在这样似乎效率不高。”

一个有趣现象是：90%规模较大的单一家办都是在2013年之后成立的。比如双湖资本、佳辰资本均在这一年诞生；蓝池资本成立于次年；七匹狼、安踏、特步等时尚企业则稍晚。

此时，尽管财富管理行业经过7-8年的发展，却依然难以完全满足顶级富豪的需求。此外，2014年至2015年中国股市迎来大牛市，这几年的资本市场持续活跃，成就了新一批的财富神话。

不过，单一家办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要与外部世界割裂。正如商业关系有亲疏远近，家办们也时有合纵连横。

2021年，八马茶业在A股招股书中公开了一场只能在商战剧中看到的、超500亿的富豪联姻：大股东王文彬夫妇育有一子二女，儿子娶了安踏老板丁世忠的女儿，两个女儿则分别嫁给了七匹狼实控人周永伟的儿子和高力控股集团董事长。有人民币基金的IR告诉我们，尽管这几家时尚巨头们都有各自的家办，但他们经常会共同对基金尽调和投资，彼此之间关系颇深。

拥有一个独立家办的生活令人艳羡，但其成本却令很多人望而却步。一家顶级互联网企业家家办的负责人向我们估算过，“要养得起专业团队的单一家办，至少得有20亿美金以上的资产”。

在采访中，36氪就遇到过一个民营企业家，出于“明确继承权”的想法成立了单一家办。但运行两年之后，发现“成本很高，又和企业总裁办的职能有所交叉”，最后作罢。

“市面上能养得起专业投资团队、有比较完整投资策略的家办，十个手指就可以数得出来。”一位单一家办的CIO对我们说。

如今当我们谈起家办的话题，其实更大一部分人群既不是蔡奎，也不是三方理财的用户，而是来自于财富金字塔的中间层。

从2016年开始，由一家机构管理多个家族资产的联合家办开始在中国出现。这群人的典型画像是：资产在5000万人民币到10亿美元之间。尤其是2020年之后，随着一批中概股上市，涌现了大量持有早期期权的互联网年轻新贵，比下有余比上不足的资金体量也让他们成为联合家办的核心目标。这也是目前整个家办行业最热闹的部分。

仅仅在2021年上半年，在海南自贸港一地，注册为家办的机构就比往年合计的3倍还要多。同年年底，海南市场监管局不得不发布304家商事主体名称停止使用的公告，其中的301家主体名称中都含有“家族办公室”一词。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联合家办。

猎头也闻风而动。从2020年开始，Element Resources的猎头Ray接到了越来越多家办的用人需求，“去年一共400个单，其中约有40个来自家办。而在2019年之前，几乎没有这样的单子。”

尽管事出有因，但如此的疯狂程度还是令人吃惊。2019年，王宇创办的瑞誉投资拿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投资——那一度被视为世界范围内的家办鼻祖。“如今的家办行业很像2015年左右的VC行业，正在经历一个一窝蜂而上的阶段。”曾任CPE源峰募资负责人的王宇在这个行业已经浸淫了十几年，她相信投资“还是很难很专业的工作”，五年或十年后绝大多数“家办”也会一哄而散，只留下少部分。

而有意思的是，据一位家办行业从业者的观察，“现在市面上，但凡叫家办的反而都是伪家办。”

在过去数月的采访中，36氪询问过许多宣称自己是联合家办的创始人。他们通常对自己的收费模式讳莫如深。甚至究竟有没有管到富豪的钱、管着多少钱，也是“不能说的秘密”。

对于各怀鬼胎的人来说，“家办”似乎是一个万能的羊皮，用以伪装他们的真实动机。据36氪了解，很多联合家办并不直接管理富豪的任何资产，本质上是一种中介组织——“把份额、项目、理财产品卖给有钱人，收取交易费”。

“在东方文化里，乙方往往被视为低人一等，所以甲方的家办是一个更好的外衣：让他们更容易获得信任。”一位家办从业者向36氪分析，毕竟在距离财富越近的地方，信任越难以获得。

2019年，一家联合家办的创始人徐瑾在一次饭局上认识了“王总”。从递上名片、推杯换盏，再到饭局结束，面对刚毕业不足五年的90后徐瑾，“王总”甚至没正眼看过她。尔后的一次偶然交流中，徐瑾发现“王总”正陷在“一个极度复杂的处境里”。得到“王总”给予的一个尝试机会后，徐瑾用各种风险处理工具解开了一个个死结。

历经635天，一年零九个月，徐瑾终于拿下了这个身家十亿的新客户。向我们回忆起这一幕时，徐瑾专门提到：在尘埃落定的那天，“王总”第一次对她说了一个“请”字。

信任难以获得的另一个原由是，的确有许多富豪被当成韭菜收割过。这是我们在采访中最容易收获的素材：某外资投行向企业家承诺的是“稳定性极好”的策略，但实际上采取的二级市场超高波动策略，后者因此损失2亿美金；某地方银行的金融科副科长，五年不到的时间，用“银行垫资过桥”的项目骗走一位女企业家4000多万；甚至还有老板被留学中介用“拿身份能加分”忽悠，以致先后获得了5个国家的护照，还是当中4个国家的税务居民。

最知名的骗局莫过于步长制药的丑闻。2019年，山东步长制药集团背后的赵氏家族卷入了当年轰动一时的斯坦福招生欺诈案。据媒体报道，所有贿款中的最大一笔650万美元正是来自赵家。最终，步长制药董事长赵涛的妻子通过律师发表声明：资金用于支持海外高等教育慈善的项目，被卷入欺诈案是被中间人“诈骗”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企业家都倾向于让心腹来操盘家办。比如佳辰资本的CEO Kevin Liu从龙湖时期就开始追随蔡奎；鲨鱼资本的实际管理人李晓，是原歌斐多资产投资配置中心私募股权投资部投资董事，与饿了么创始团队相识于微时，很早就开始为其打理财富；原双湖资本CEO张艳是2004年开始就加入龙湖的老臣。

然而，即便信任关系如张艳和吴亚军，也无法比肩血缘。2020年下半年，张艳离开双湖，吴亚军之女成为双湖的新任CEO。

事实上，由本人或儿女来掌管家办是颇为常见的情形。根据猎头Ray的观察，家办最典型的招人逻辑是：创始人从之前企业离开主管家办，或者二代不进企业但主管家办，再从市场上找一个投资老兵任家办CIO。

在家办的世界里，“忠诚第一，专业第二。”

Old Money的遐想

让钱变成更多的钱，当然是家办的要义。但对于富豪这个生存处境更为复杂的人群来说，有待解决问题还有太多。

每次与一个富豪家族确定合作之后，磐合家族办公室合伙人汪欣与对方的每个成员都会有一场漫长的聊天。“就是做一个家族体检。”汪欣告诉我们，“围绕两个事：一个是渴望，一个是痛苦。体检完，出报告、出方案。”把所有可能出现问题的环节排列优先级，再通过制定“家族宪法”逐一解决。

作为一家“独立第三方家族办公室”，磐合不直接管理客户资产，而以咨询模式、收取年费为主。在汪欣看来，“好的家办从业者是企业家家族的全科医生。”

在香港经营联合家办的徐瑾有一个更详细的划分。她将富豪人群面临的风险拆解成：家企风险、传承风险、婚姻风险和外部风险四大类，并细化为债务、公司资产管理、家人内斗、二代挥霍、离婚分割、继承规划、税务变化等13个小类。

所以在很多时候，理财师只是家办从业者多个身份中的一重。

比如，蓝池资本除了搞好投资之外，还要负责运营蔡崇信的个人爱好篮球相关的基金会和影视项目，甚至要协调老板们私人飞机的排班表。在北京环球影城一票难求的时候，有一位联合家办的创始人一周内就为核心客户搞定了17张入场券。还有家办长期投资医疗，就是为了背后已患病的企业家能尽早进入新药测试。

几个月前，李愚从一家财富管理机构高管职位上离职，他曾直接参与投资过不少主流基金GP，也操盘过S基金。在准备创办联合家办时，他有整整两周只在做一件事：说服“兄弟的兄弟”——上海一家“top级医院”的主任医生——诊疗一位“朋友”父亲的疑难杂症。他的目的也很直接：那位“朋友”是一位传统企业家，也是他的目标客户之一，潜在出资额1亿人民币。

家办从业者可能也是掌握富豪们更多秘密的人。

“八面玲珑是必备品质。”一位联合家办的创始人向36氪打趣道。他举了一个自己的例子：“企业家带着老婆的时候，我和他们讨论钱怎么分？钱投去哪？老婆不在的时候，我就要告诉他：你的钱和老婆的钱如何隔离？怎么把钱放到子女名下？”

一次，有个企业家找到他，吞吞吐吐地说“有个家人不太方便设计财产分配”。“我马上知道就是私生子，就说我们对非婚生子女有很多法务模型。”果然，话刚说完，对方就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一个好的家办管家甚至堪比一位金牌律师。我们在采访中遇到了一位家底丰厚的70后广东人，他自己也做了一个联合家办。至今最令他引以为傲的是，一场被他称“助弟夺权”的行动：他利用家办管理家族资产、股权的特点，在两年内帮助自己本来并无实权的舅舅家表弟，将家中企业的股权全数转移到表弟名下，使其成为了家族里最有钱的人。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家族传承研究中心联合主任芮萌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表示，“家办要解决的核心问题首先是财富保全，其次是代际传承。”也正因此，家办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征，对从业者处理复杂情况、管理多种资产的能力要求极高。

芮萌开设的“家族办公室首席架构师”课程也诠释了这一点：（1）家族与家族企业的风险隔离；（2）家族民事、刑事和社会风险管理的法律、税务工具；（3）基于长期战略探讨家族无形资本的传承；（4）家族金融财富传承和投资管理；（5）海外家族企业游学。

7年前，当芮萌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刚刚开办这个课程时，几乎无人问津。后来他不得不“刷脸”找来两位中欧校友帮忙，二人分别捐100万和50万作为课程奖学金，才踉踉跄跄地招到了第一期学员。但如今，即便这个课程的费用已是当年的两倍——高达36万，依然一票难求。

“家办之家”创始人姜维告诉36氪，缺少处理复杂资产配置、搭建合适家办架构的人才，是行业目前的最大痛点，“有100家家办，就有100家招不到人。”

尽管处在顶尖名利场的中心地带，芮萌仍向36氪强调：“家办的初心是以人为本、以爱为先。”

放大到整个社会的维度来看，财富的积累和代际的延续往往只是一个家族社会阶层跃迁的开始。从“有钱”到“有身份”，富豪们更在意的往往是来自身份的认同。

在电影《一步之遥》的开篇，不懂“锅气”、被嘲“new money”军阀公子武七寻遍文人雅士，直到找到姜文饰演的马走日，才问出了那句灵魂叩问：“我怎么才能把money从new变成old？”

相比高高在上的GP们，作为富豪群体的代理人，家办的掌舵人们试图在“提升投资爽感”、“财富与服务相匹配”上下更多的功夫。

2019年春节，泰格瑞家族办公室联合创始人Candice Wu带着17个中国身家百亿的企业家家庭参加了英国查尔斯王储的中国新春晚宴。与查尔斯王储握手，见到时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与卡塔尔皇室合作的伦敦房地产家族继承人等，聊的不仅包括如何做投资，更漫长的话题是：培养二代接班人、慈善、上层社会人士的品格之类等等。

有企业家在结束后感慨道：“第一次见到真正的old money，太震撼了！”

艰难的第二曲线

不久前，一位年过50的企业家用磕磕巴巴地英语完成对一家头部消费基金的尽调。他告诉基金的募资负责人：“我做传统产业的，为什么要投个消费基金？我就想看到fu……future是什么。”

对于企业家来说，他们期待从投资中获得的除了财富、参与感或难以名状的种种焦虑之外，“第二曲线”或许才是最重要的渴求。

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已有三代：第一代以传统制造业、能源业、消费品实业为主，第二代则多发源于房地产行业，第三代是互联网一代。而在过去几年，这些曾经巨大的时代机会都在不同程度地遭遇瓶颈：传统产业面临改造升级，房地产进入冷冻期，头部互联网企业也逐步放缓节奏。这是隐藏在这一波家办浪潮背后的深层焦虑。

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的家办并不热衷稳健的投资模型，而更渴望投资，甚至是直接投资到风险系数极高的早期公司。这一动机并不难理解：既然再将资金投入到企业中，也未必能换来昔日的辉煌，那寻找明天的机遇才有可能让财富重登飞速列车。

在童杰创办的专注于消费赛道的尚承投资中，金禾、香飘飘、罗莱，K11、中燃，佩蒂等，从南到北的知名消费企业家个人出资和家族基金构成了90%以上的LP组成。在合作的过程中，童杰感受到这些企业家及二代们对自身所处行业早期股权投资的热情。

一家早期基金的人民币IR谭敏见证了一家二线房地产公司的成功转型：几年前被大型房企并购后，董事长带着全家到香港成立家办，转型做投资。招有名基金的VP，作为LP强制跟投，“尽调细到我们每周的周会记录都得共享”。

经过几年的GP投资和直投，目前这家家办已开启市场化募资。圈内流传的说法是——希望成为家办界的红杉、高瓴。

对于更年轻的互联网新贵来说，他们对于第二曲线的追求则更加充满冒险精神。

80后生人孙越君的香港办公室和蓝池资本隔海相望。两处硕大的落地窗，看到的是同一片维多利亚港的海景。五年前，孙越君从瑞士银行离职创办华港财富，发展的起点很简单，希望改变以往传统私人银行无法很好解决科技新贵需求的问题，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来提升效率和客户体验。其中，一个普遍的需求点就是为公司已上市的互联网新贵们解决核心问题——即在不减持手中公司股票的同时，将股票质押给私人银行或券商，以套出现金改善生活。

但在和客户的沟通中，孙越君发现，这些人不论是互联网上市企业的早期员工，还是联创、高管，其中大多数人的生活并没有因为一夜暴富而发生很大的改变，“极少有人会买私人飞机，最多就是买个大点的房子。”

“身家1亿美元，还是穿着格子衬衫996。好像财富不是换取奢侈生活的筹码，而是自我价值实现的自我表彰。”孙越君告诉36氪，“他们还在寻找下一个机会，时刻准备二次创业。”

原红杉资本投资人李广密也有相似的观察。2019年底，李广密发起成立拾象科技，主业是为成功企业家、新经济领袖们提供另类投资服务，也由此成为很多互联网新贵家办的投资合伙人。

李广密的判断是，国内的新经济企业家暂时不需要类似传统欧美的理财型家办。“张一鸣、王兴、黄峥个人的信息获取和判断能力，比国内绝大多数职业投资人更强。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假如张一鸣做家办，招了几位基金经理，最后他们可能还是重仓了字节跳动。”

另外，他们对家办的预期也不一样。国内新经济企业家享受了过去 10 年移动和电商的巨大红利，内心的预期比欧美 old money 高很多，年轻的企业家们往往希望找到自我的第二增长曲线，所以要么希望通过孵化式投资参与再创业，要么是希望配置高成长的另类资产。

尤其是曾经的 2-4 把手们，以前没有完全操盘过一家企业，心底很希望通过投资、孵化找到新的增长点。他们对行业、技术、产品有深入认知，但缺乏基金和项目的投资能力。对他们而言，投资有两重意义，“保持80%稳健财富，用剩余的20%去再创业，继续创造社会价值”。

如果说寻找第二曲线是一件“重要而不紧急”的事项，那么最近一年，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们切身体会到了紧迫感。

随着新冠疫情的持续、全球范围内税制的调整和改革、教培行业坍塌，企业家们的时代焦虑正在不断被放大。焦虑的本质是对不可控未来的恐惧。

“我们的忧患意识无与伦比。因为环境在变，政策在变，风口在变。”一位企业家如此告诉36氪。

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召开。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共同富裕。会议明确，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这将为我们探讨中国富豪们如何守富、继续创富时提供一重新的思考维度。

没有人不会遭遇困境。获得更多的人往往拥有更多的困境。家办经营得如蔡奎般成功，他也免不了在一次小范围访谈中意味深长地说道：“你不能指望每一代人都变得越来越强大，最好让事情自然发展。这不是中国传统对于后代的期待，但子孙后代本身应该比这一切更重要。”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徐瑾、李愚、谭敏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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