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北罗永浩到戴威，理想主义者还能任性多久？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首席人物观”（ID：sxrenwuguan），作者：江岳，36氪经授权发布。原文标题《理想主义走失在2019》

如同北京夏日里的一场小雨，豆瓣闭站的消息被官方否认后，一切归于平静。

创始人阿北依然没有发声。

这并不意外，他上一次公开露面还是在4年之前的极客公园大会。一年一次的极客公园大会几乎是他唯一参加的外部活动，主办方是一家颇具文艺气质的科技媒体，从物理位置来看，两家公司相距也不过3公里。

豆瓣故事的开端已经为人熟知。14年前，阿北在星巴克的咖啡桌上写出豆瓣程序，文艺青年最大聚集地由此而生。此后十几年间，互联网江山几经迭代，与它同年成立的美团上市了，人人网经历了巅峰和没落，BAT 阵营成立又面临瓦解，而豆瓣依然是那家慢公司——没有万众瞩目的高光，也没有艰难求生的惊险。

这是阿北作为理想主义者的选择，也是无奈。

在豆瓣，他是大家的阿北，豆友们会调侃“豆瓣是阿北的，阿北是我们的”。与他相关的豆瓣小组里，人数最多的两个是唱反调的：2699成员的“阿北找不着北”、1539成员的“反对阿北独裁”——在豆友们看来，吐槽是爱他的高级形式。

投资人对他的态度就复杂多了。一方面，豆瓣的投资人列表里包括腾讯、红杉、贝塔斯曼等知名公司和机构，同时，这家公司又被很多人不看好，有投资人把它列入“打死不能投”的项目类型，称其典型特点是：死又死不掉，上又上不去，还不能说，否则这些文艺中年CEO会各种不高兴。

阿北的文艺众所周知。他热爱读书、音乐、旅行和电影，豆瓣主页记录着他看过的218部电影、24张听过的专辑、113本读过的书，办公室里还有一墙碟、两墙书、三大洲的车船票。

张向东担任3G 门户总裁时采访过他，随后感慨：阿北的阅读广泛又深入，文化生活对于他而言有如空气和水，这在创业者中是极少数。阿北也习惯展现自己的文艺一面，他喜欢在采访拍照中展示自己对苹果电脑的喜爱，接受张向东采访那天，他穿了一件T 恤，图案是一个摆放着CD和书的书架，还有一句话：Everything is on its place。

阿北生于1969年，找到豆瓣这条路时，他已经35岁。

他此前的经历与一般学霸无异。中学时接触苏联计算机，16岁以物理竞赛一等奖得主身份被保送清华，毕业后赴美攻读物理学博士，随后进入 IBM 工作。这是很多60后精英的人生路径，他们的故事会随着在美国的安逸生活归于平静。

阿北不甘心。

2000年回国成为他的人生转折点，4年后的冬天，他成为朝阳门外星巴克的常客，3个月后，豆瓣上线——那是2005年，也是中国互联网的关键一年：中国网民首次过亿，中国互联网公司掀起赴美上市潮，豆瓣、校内、赶集、58同城等新兴互联网公司诞生。

当时互联网公司还流行照搬美国模式，俗称 C2C（copy to China），豆瓣从一开始就是例外，阿北照着自己的需求创建了它：以兴趣和发现为逻辑，建立人与物与人的联系。

这条颇具理想主义的路径在上线第一天就被证实可行——来自当当网的两毛钱分账成为豆瓣的第一笔收入。阿北一度戏称：豆瓣可能是第一家上线即有收入的网站。

不过，赚钱并没有成为豆瓣的关键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此聚集，他们贡献了中文互联网里质量最高的 UGC 内容，也成为最挑剔的用户。这是阿北的幸运，却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豆瓣日后坐拥上亿流量却无从变现的怪相。

二

站在故事的起点时，所有理想主义者都笃信：自己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

2012年，40岁的罗永浩拿到进军智能手机的“门票”，唐岩给他掏了900万。罗永浩野心很大，他想造出乔布斯之后最伟大的产品，向世人证明，自己才是从精神和方法论上真正继承了乔布斯衣钵的唯一传人。

唐岩无所谓，他给钱的理由很简单：支持朋友。

也有理性的。峰瑞资本的李丰劝罗永浩做点别的，手机供应链太长又复杂，门槛太高。后者不爱听，此后“就不喜欢他了”。

罗永浩一头冲了进去。追随者也相信这事能成，因为“老罗可以牛逼”。此前，老罗语录、牛博网让这位前英语老师积累了大量粉丝，理想主义的光环之下，年轻人们热血沸腾，很多人都相信：自己在参与一件很牛的事情。

《人物》杂志《罗永浩 锤下那个理想主义者》记录了2014年5月T1发布的那个夜晚，那是罗永浩真正做出的第一部手机。

荣誉感将锤子科技的年轻人们包裹。往常习惯把工牌插在衣兜的他们这次都把工牌挂在胸口显眼位置，粉丝眼里的尊重让他们心生骄傲。“进会场那一瞬间，我巴不得告诉各位，我是他妈锤子的，这个手机是我做的”，时任射频工程师马宁回忆。

激动的情绪蔓延在国家会议中心。台下的粉丝欢呼与台上的老罗哽咽遥相呼应，那张“我不是为了输赢，我就是认真”的海报出现后，会场的感动抵达高峰。黑暗中，屏幕中的罗永浩变成一位工匠，阳光打在他的脸上，专注而温暖。

那一刻罗永浩应该是骄傲的。发布会前一个月，他已经在微博上宣布B 轮1.8亿元融资的消息，称锤子科技投后估值超10亿，“你可以叫我潘·罗十亿了”。

意气风发的神情也曾经出现在80后胡玮炜和90后戴威的脸上。当时，他们都是资本的宠儿。

摩拜一开始就有李斌的背书，胡玮炜不需要为钱发愁，于是，当她说出那句“如果失败，就当做公益了”，人们会相信这是她的真心话而非作秀——尽管这是摩拜投资人们不愿看到的事情。

而前北大学生会主席戴威在头天晚上接到金沙江创投罗斌的电话，第二天上午10点就受邀来到国贸三期56层，与朱啸虎简短会面后，ofo 1000万投资直接敲定。那是2016年1月，临近春节，隆冬的国贸街头一片荒芜，但年轻的戴威和合伙人张巳丁感觉不到寒意。

理想主义者迎来了春天。

没有商业模式的共享单车成为互联网创业最大风口，资本疯狂涌入，从2016年9月到2017年7月的短短10个月间，ofo 完成5轮融资，金额接近90亿，摩拜也毫不落后。很多人相信这将成为滴滴与快的之战的复制，没有人甘愿错过“下一个滴滴”。

文艺女记者胡玮炜、精干名校生戴威就此成为理想主义者的人生榜样。不过，相比人生顺遂的戴威，胡玮炜似乎更早看透了商业，2018年春节前她就感慨：“资本是助推你的，但最后你都得还回去。”

一语成戳。

三

理想主义者的商业故事往往有着类似开头，但危机却以不同姿态在浮现。

阿北的危机是缓慢出现的，如同站在一艘漏水的船里，当水没过脚背他才察觉。2014年年会上，他承认因为自己对技术和产品过于自信，导致豆瓣错失了三年。

豆瓣的“漏洞”出现在潮水变换之时。

2011年，豆瓣一度达到鼎盛，9月完成第三轮5000万美元融资，公司接近盈利。2012年时，豆瓣日均PV一度达到1.6亿，接近微博，但这股势头很快消失——当整个互联网的潮水涌向移动互联网时，阿北做出了错误的反应：他认为人们会在手机上安装不同的App 来满足不同场景的需求，于是，豆瓣陆续推出各种垂直类型App，最多时达到14个。

但哪个也没火起来。事实证明，去中心化的路子并没有行通，2014年，豆瓣App上线，但姗姗来迟的它已经错过崛起的最佳窗口期。

罗永浩则是从一开始就感受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

锤子T1 成了一场灾难式的理想主义坚持。

罗永浩感动国家会议中心的那晚，在几十公里之外的廊坊富士康厂区，锤子手机流水线上的工人已经笑不出来。他的吹毛求疵直接导致了T1 无法量产，诸如“按键与前屏之间的缝隙只能有0.15毫米”的苛刻要求超出了行业加工精度，导致良品率极低。

T1 最后延迟了4个月上市——这样的速度创下业内新低。罗永浩此前那些声势浩大的营销动作几乎都打了水漂，预定用户逃单率一度高达90%，而后来降价销售的举措也如同打脸，进一步消耗掉罗永浩的信服力。

这注定了罗永浩此后的路会很艰难。最初愿意给到锤子半年账期的富士康转身了，奔着“罗永浩”这个名字就愿意买单的粉丝也渐渐动摇。

缺钱，成了此后几年困扰企业家罗永浩的最大难题。这位理想主义者并不擅长与投资人打交道，早期见人紧张时习惯撸裤腿。有投资人表示很欣赏老罗，但马上就会告诉同事，“我们是一分钱也不会给他的”。

当然，致命问题是由诸多因素交织而生的：锤子无法稳定推出手机新品、罗永浩过于骄傲和情绪不稳定、团队人员流失等等。这些共同导致了锤子的沉沦，这场理想主义的造机最终未能改变国内手机市场格局。

在罗永浩起死回生的2017年，年轻的胡玮炜和戴威见识了危机的真正模样：寒潮。

北方入冬后，共享单车遇冷，疯狂的投资游戏也随之降温。投资人开始张罗合并准备结束战争，但这次他们事与愿违了，戴威的倔强成为最大阻力。对于这位家境优渥的年轻人，创立事业远远比实现财务自由更重要。

戴威不愿服输。他甚至在后来赶走了滴滴派来的高管团队，尽管后者是给钱续命的金主。陆续摧毁了合并、卖身等去路后，他只能独立求生。

与他不同，胡玮炜选择了体面退出，以她一贯的温和方式。她在那场决定摩拜生死去向的关键会议上投票给“卖给美团”。至此，两位理想主义者在寒潮之中分道扬镳。

不过，当整个行业急转直下，个体的选择差异似乎也就没那么重要，到2018年下半年，共享单车基本沦为大公司布局的棋子，那些理想化的口号和愿景也都随风散去。

四

胡玮炜曾经感慨自己运气好，因为“大多数理想主义者都死掉了”。

那是2018年春节前，美团和摩拜的谈判已经展开，胡玮炜在位于亮马河的摩拜总部接受了吴晓波采访。

自由的理想主义者，这是吴晓波对胡玮炜的印象。他在后来的采访手记里写道：不同于雷军这些被剧烈改变的创业者，胡玮炜没有被打磨成一块圆石头，依然排斥被这个世界的某些东西所改变”。

戴威显然没有这样的幸运。创业几年里他变化明显，体重至少增加了30斤。更加隐秘而剧烈的变化或许发生在内心——经历核心机密屡屡泄漏之后，他很难彻底相信身边的人，有高管发现，他与三个不同的人讲同一件事，往往是不同版本，无人确定哪个才是真的。

但他还在坚持，尽管ofo 的处境已经很糟糕，理想大厦的豪华办公室早已腾退，2019年关于它的新闻基本全是负面：供应商催债、退押用户围堵、合伙人离开等等。没有人知道，这位卡在理想主义壳中的年轻人打算撑到什么时候。

如今，大概没有投资人敢这样说话了。

2019年已经过半，属于理想主义者的春天却毫无踪迹。

罗永浩正在背离当初接班乔布斯的梦想。锤子已经很久没有发布新手机，朱萧木钱晨等追求者陆续散去，社交产品聊天宝堪称庸俗，新投身的电子烟赛道也与理想毫无关联——这些“背叛”在好友黄章晋看来依然动人，他撰文称罗永浩努力挣快钱的动力，其实是给供应商还债。

胡玮炜已经彻底从摩拜剥离。事实上，摩拜在今年1月更名为“美团单车”之后，理想主义的气场就瞬间弱化乃至消失了，它最终变成美团商业版图里的一小块，面容模糊。

阿北还在过着他的慢日子，豆瓣依然是文艺青年最后的乌托邦。今年3月6日，豆瓣14岁生日，阿北转发了一条广播，“豆瓣是我跟自己交朋友的地方”，这是用户“咸”对为什么喜欢豆瓣的回答，显然也是阿北对豆瓣的期许。至于上市，他已经许久不提了。

事实上，商业沉浮之中，这些理想主义者不可谓不努力。

罗永浩曾经为了找钱去映客做直播，阿北也在不断尝试豆瓣的商业化，包括成立豆瓣阅读和飞船影业，以及后来的电商和知识付费，但他们始终与成功有段距离。这其中有个人能力限制，也是时代所趋。

的确，从商业价值的角度来看，这四位理想主义者创造的公司都谈不上伟大成功，但他们都曾经用力去改变，哪怕只是这个世界的极小部分，哪怕结局并不理想。

他们身上那些藏于不确定之中的生机勃勃，具备着感染人心的力量。

而一个能包容理想主义者的创业环境，大概也是多数人怀念的。

从某种程度来看，2019就像理想主义的中止符，有人踟蹰，有人离场，因为在此之后，无人知晓下一个旋律是激昂还是沉郁。但过往不恋，时代总在继续前行，理想主义者也尚未消亡。正如朴树在《我爱你，再见》里唱的——

“让我的人生充满遗憾，

一切都不必重来，什么也无须更改； 

生活在继续，舞会从来不曾停止，

一错再错的，这故事才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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