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重镇南“移”记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三土城市笔记(ID:SantuCityNotes),作者:土哥涅夫,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最近,2022年十大工业城市排名出炉。
名单看点有二:一是深圳、上海、苏州三地的全口径工业增加值已突破万亿,超过了全国95%城市的GDP总量;
二是十大工业城市全部位于南方,其中珠三角4个(深广佛莞)、长三角4个(沪苏甬锡)、福建1个(泉州)、以及重庆,北方吃了零鸭蛋。
虽说南强北弱已是定局,但这个结果还是很让人感到震撼。
毕竟回顾中国近现代工业发展史,尽管南方的上海、无锡和北边的天津、唐山,并称两大发祥地。但中国真正的工业化高潮发生于1949年后,地点则主要集中在北方。
“一五”期间苏联援华的156个重点项目中,有136个布局在北方,光东北一地就分到56个,难怪被誉为“共和国工业长子”。而南方则所得寥寥,像这次进入前十的广东、江苏、浙江、福建、上海等地,当初一个大项目都没捞到。
我曾听浙江的一位老同志回忆,当地由于地处台海前线,50年代真正称得上大项目的就两个:一个是新安江水电站,后来这里成了千岛湖景区,旅游贡献远大过发电;另一个是衢州化工厂,这个厂现在还在,对衢州影响至深,但放到整个浙江来看,GDP、工业增加值方面的贡献,已经微乎其微了。
以至于到了我读中学的世纪之交,老师讲起中国的工业分布,还是北方重工业、南方轻工业,北方国营大厂、南方乡镇企业。
这也是为啥很多人看到十大工业城市的名单,脑海中冒出的第一个念头都是:怎么全在南方?北方那些工业城市去哪了?
一
北方的工业化,大致起步于洋务运动时期,代表性的有直隶开平煤矿、天津机器局、奉天制造局等。不过当时,南方也有诸如江南制造总局、汉冶萍公司、福州船政局等不少重工业布局,论创办时间、企业规模,北方并不占优。
北方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真正崛起,是在1949年以后。出于国防安全的考虑,国家在北方各省布局建设了众多大型的工矿企业。
1978年,浙江工业总产值仅排在全国14位,福建更惨,倒数第8位。四川、广东如果剔除重庆、海南部分,排名也将有所下降。
但就像清末洋务派投入巨资创建的那些官办企业,绝大多数时候都处于亏损状态,最后不得不改为官督民办,甚至转卖给私人。计划经济时代的很多工矿企业,核心工作就是完成国家分派的计划任务,一般不太考虑是否盈利,其生产的东西也大多远离民众的日常需求。
这种工业脱离市场畸形发展的情况,在前苏联表现得最为明显。为什么从开国起就高度重视工业发展的苏联,在解体后原先的工业体系会瞬间土崩瓦解,以至于现在的俄罗斯已经彻底沦为一个能源出口国、大号的沙特?
原因就在于,原先苏联的工业体系由于缺乏来自市场的反馈、调节,跟民众的日常需求完全脱节,主要服务于本国的军工复合体。至于各种日用消费品,特权阶层享用的高档货,悉数从欧美进口,普通百姓所需的,则来自中国的倒爷。
而站在中国倒爷背后的,则是中国南方的无数乡镇企业、民营企业。
这些企业大多起于乡间地头,本钱、技术一开始跟北方的央企、国营大厂完全不能比。像苏南的很多乡镇企业,还是靠着来自上海的“星期日工程师”才实现了技术的改造升级。甚至直到1999年朱镕基总理访美,还在提“10亿双袜子换一架飞机”的事,来显示中国轻工业企业利润之薄。
除了起点低、技术差、利润薄,最初办厂还要冒不小的风险。80年代著名的温州柳市“八大王事件”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所以除非是像温州、福建这些改开前一穷二白的地方,很少有人愿意干工业。
别说是大厂云集的东北、华北了,就算在浙江省内,国营经济相对发达的杭嘉湖城里人,也多以在国营工厂上班为荣。大部分的民间工厂都位于农村或乡镇,比较出名的地区包括萧山、海宁、慈溪等。
直到今天,浙江主要的块状经济集群也仍分布在各个县里,市区很少。现在大家看到杭州、宁波市里的一些总部大厦,比如吉利、海亮,多是从乡镇、县城里发展起来后,才搬到大城市来的。
但这种从乡村到城市的逆向工业化路径,在北方尤其是东北是走不通的。
一方面,东北是中国城市化起步最早、城市化率最高的地方。1949年,全国的城市化率才10.64%,而东北已经达到21.27%。当时全国15个直辖市中,有7个(沈阳、旅大、本溪、鞍山、抚顺、长春、哈尔滨),也就是接近一半位于东北,而整个南方才5座。
到上世纪末,大规模城市化启动前夜,东北地区的城市化率已经突破50%,领先全国整整20个百分点。这些城里人基本都在各个国营大厂工作,职业自豪感相当高,根本看不起南方的那些泥腿子乡镇企业家。
另一方面,东北的农村有相当比例实现了集体农庄化。虽然种的还是地,但种地的却不是农民,而是有身份、有编制、拿工资的农场职工。虽然收入及社会保障高于南方的农民,但同时也锁死了他们自主创业、偷办乡镇企业、家庭作坊的空间。
这种僵化的体制,随着90年代中期的国企改革,大批工人下岗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从那时起,北方人开始了大规模南迁的脚步。
二
尽管北方农村的逆向工业化存在天生缺陷,但在城市国企转制、民营工业发展方面,北方起步其实并不比南方差。
比如被财经作家吴晓波称为“公司元年”的1984年,柳传志在中关村与中科院计算所其他十名研究人员,一起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集团前身);而张瑞敏也出任青岛电冰箱总厂(海尔集团前身)厂长。
到了90年代,青岛的五朵金花——海尔、海信、青啤、双星、澳柯玛,更是享誉全国,成为众多南方城市发展制造业时的学习榜样。
甚至在经历了90年代中后期的大规模工人下岗潮后,东北工业也没有完全趴下。相反为了谋生,很多东北人搞起了中俄、中朝边境贸易,从而带动本地一些民间工业开始有所起色。
不料2004年开始的振兴东北运动,意外地扑灭了这股星星之火。
至于另一场中部崛起运动,也在南北产生了不同的化反。以合肥、郑州这两座城市为例,前者这些年从家用电器到显示屏,再到半导体和新能源汽车,产业一路升级,成为炙手可热的“风投之城”;而后者至今最支柱的企业居然是富士康。
数据显示,富士康的出口额占郑州全市的出口比重超过80%。并且不只是郑州,整个河南以及周边的山东、山西等省,第一大出口企业也都是富士康。
当然,郑州的情况在北方还算好的。毕竟自从富士康落户之后,3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企业陆续入驻,电子信息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规模已突破5000亿。GDP全国排名,也从2010年富士康落户时的22位,上升至去年的16位。
反倒是前面提到的青岛,自2007年11月山东省服务业发展工作会议提出,“青岛要率先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后,开始大踏步退二进三、“脱实向虚”。全市第二产业占比从51.6%一路下降到2020年的35.3%,13年间减少了16.3个百分点,降幅超过全国平均值5个百分点。
作为原本北方最有希望的工业城市之一,青岛工业增加值掉出前十颇具指标意义。事实上,工业优势的丧失,直接拖累到青岛的城市排名。2007年时,青岛GDP还位列全国前十,去年已跌到13名,相继被成都、武汉、宁波等南方城市赶超。
同期排名大幅跌落的北方工业重镇还包括:天津(-5名)、烟台(-7名)、唐山(-7名)、长春(-8名)、大连(-12名)、沈阳(-14名)、石家庄(-15名)、哈尔滨(-31名)、大庆(-78名)、鞍山(-121名)……
特别是那些能源及重工业城市,要么随着资源枯竭人口大量流失(如东北),要么污染严重遭到整治(如山西),要么由于产能过剩被勒令削减(如河北)。
这里面既有传统产业路径依赖导致的转型困难,也有计划体制惯性带来的市场发育不成熟,更有产业迭代、大环境变迁造成的运势不利。种种因素叠加,造成了原本是工业重镇的北方,在全国工业版图中的权重日渐下降。
反观南方,从家庭手工作坊、乡镇企业起步,在积累了一定资源后一步步向产业链的上游转型升级。同时利用港口、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发展重化工业和高端制造业。
比如远离煤炭、铁矿产地的上海,建起了全国最大的钢铁企业宝钢;并不产油的宁波、湛江,正在逐渐取代东北,成为重要的化工基地。而“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的领先城市,也多在南方。
甚至,随着工业的南迁,包括哈工大、北理工、吉林大学、天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长春理工在内的许多北方老牌理工类高校也纷纷在南方安营扎寨、布局设点。而这又反过来加剧了理工类人才向南方集聚,进一步促进了南方工业的崛起。
三
梳理中国工业过去四十多年的变迁史,北方确实有很多问题,也错过了不少机遇。但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大到全球范围,无论是前面提到的苏联/俄罗斯的去工业化,还是美国传统五大湖工业地带沦为铁锈州,“北方”工业似乎都处于衰退中。
这里面,固然有国家转型、国际产业链迁移等复杂因素,但考虑到近些年美国花了大力气促进制造业回流,结果最终受益的主要是南方诸州。比如台积电在美国新建的工厂,就位于西南部美墨边境上的亚利桑那州。
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制造业大迁移
为啥制造业不回铁锈州?
在我看来,气候环境可能是一个方面。毕竟,作为美国老工业区的新英格兰地区与中国东北、日本北海道、俄罗斯远东处于同一纬度,虽有北大西洋暖流,但冬天还是太冷了,对能源的需求明显大过南方。
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恐怕还是跟过去几十年全球产业链大循环的形成有关。
传统时代,工业跟着资源走,哪里有矿,就在哪里布局相应的工厂。但现在,铁矿石可以从澳大利亚、巴西进口,石油可以向中东、俄罗斯采购,甚至像美、日等国,出于环保、安全等考虑,禁止开发本国资源,而采取进口替代。这种情况下,沿海地区特别是南方温暖地带的区位优势就凸显了出来。
中国的情况大致也是如此。
这也是为什么虽然中国资源丰富,国家也有意振兴东北、中部崛起、西部开发,促进国内大循环,但仍紧抓国际大循环不放手。因为无论从经济产业分工理论出发,还是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实践来看,这都是促进中国工业体系不断发展、持续升级最经济、最有效的做法。
至于南方工业崛起、北方相对衰落,不过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伴生现象。它不是中国独有的,但通过产业政策扶持+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避免出现美国那样的铁锈州,还是可以做到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三土城市笔记(ID:SantuCityNotes),作者:土哥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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