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商帮又“杀”回来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林九郎，原文标题：《被雪藏十年的温州商帮，又“杀”回来了！》，头图来自：《温州一家人》剧照截图

温州，最近多次上热搜。

3月初，《财经》杂志公布了“中国‘民富’50城”，温州人均可支配收入高达73326元，力压深圳、厦门等副省级城市，挤入全国前十。

10日，胡润发布了《中国财富家庭数量和地域分布》，温州总财富超600万元的“富裕家庭”达58100户，排名中国大陆第10位。

3月13日，新任总理回答记者提问时，表扬了温州企业家的“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

……

这说明，温州依然是人杰地灵、藏富于民的沃土。

从2008年开始，温州先后遭遇了外贸衰退、借贷危机、楼市崩盘、工厂倒闭、人才外流等灾难，经济状况一度停滞不前，全国城市GDP排名从25名下跌到了37名。

墙倒众人推，鼓破万人捶。温州商人的形象和口碑一落千丈，从“东方犹太人”变成了“王八蛋老板黄鹤”。

但是，大部分温州人勇敢地站了出来，用智慧和谋略化解了所有困难，让温州营商环境跻身全国前十，也使温州GDP重回全国前30强。

｜数据来源于“全国工商联”

而温州经历的这些风风雨雨，就是中国四十年经济发展的缩影。要读懂中国改革开放史，就必须先了解温州人的创业故事。

一

如果把城市经济竞赛比作牌局的话，那么有四类牌（行政牌、码头牌、资源牌、地缘牌）是可以当炸弹出的。

行政牌是行政级别很高、可以享受各种特殊政策的城市，包括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

码头牌是综合性交通枢纽，如火车拉来的郑州和石家庄，再比如海港城市唐山和舟山。

资源牌是拥有经济价值很高的自然资源，如“煤矿之都”鄂尔多斯和榆林、再比如“石油之都”东营和克拉玛依。

地缘牌是邻近经济发达的核心市，如香港北边的深圳，再比如夹在广州和深圳之间的东莞。

而温州跟这四张牌都不沾边，“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均耕地少得可怜，上不通沪杭，下不靠粤港，家里没矿，“朝中无人”，是典型的贫困山区。

｜图片来自自媒体“地道风物”

可当改革春风吹来的时候，温州人凭借非凡的胆识和“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的精神，杀出了一条血路。

在那个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的年代里，温州人靠双腿拓展出了销售渠道。

从青藏高原到新疆阿尔泰，从东南亚热带雨林到寒冷的西伯利亚，从南太平洋岛国到中亚阿拉伯半岛……就这样，来自温州的日用品、小家电被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民营经济，就在温州大地上牢牢地扎下了根。在中国第一批个体工商营业执照的领取人里，光温州人就有1844人。

生意越做越大后，温州人就把小作坊升级成了现代工厂。瓯越大地上，竖起了一排又一排的工业烟囱，也建起了一栋又一栋小别墅。穷了上千年的温州人，终于富起来了。

从1978年到2007年，温州地区生产总值从13.2亿元增加到2145亿元，增长161倍，年均增长15.1%；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13元提高到8591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477元提高到24002元。

1978年～2004年，温州GDP平均年增速达到14.1%，位居浙江之首。

在发家致富的过程中，温州人发现了一个 “搞钱效率链” ，搞农业的不如搞商业的，搞商业的不如搞金融的。

我们理解的金融是银行、保险、证券、基金、信托等合规业务，而温州老板眼里的金融却是“投机+炒作”。他们发挥温州商会的优势，把所有人的钱都凑到一起，形成一个庞大的流动资金池，再利用信息差来谋求暴利。

还记得“温州炒房团”吗？他们不但横扫了北上广深的热门楼盘（上海陆家嘴102套豪宅3天之内被温州人一抢而空），还把温州推向了“房价第一城”。2011年，温州市区的房价飙到了34674元/平方米。

与“温州炒房团”齐名的，还有“温州炒煤团”。据传，温州资本一度掌控了山西60%的小煤矿，年产煤炭8000万吨，占山西省煤炭总产量的1/5、全国的1/20。温州商人一声吼，全国火电抖三抖。

炒房和炒煤大获成功后，温州人又开始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炒油田、炒棉花……满世界捞钱、疯狂加杠杆的他们，给自己贴上了“东方犹太人”的标签。

二

狂欢盛宴之后，就是一地鸡毛。

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蔓延到了温州，温州的出口贸易迅速萎缩，温州制造业全面萎靡，温州楼市也出现了回调迹象。

但很快，“四万亿”和“国十条”出台，楼市很快止跌回升。一大批靠实业起家的温州人，干脆把苦心经营多年的工厂卖掉，换来的大笔资金全部投入楼市。

2010年前后，温州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其市场规模达到 1100亿元 ，相当于温州全市银行贷款总额的1/5，其中只有35%进入实体，其余基本用于资金拆借和炒房。

温州人的炒房套路引起了外地人的效仿，北到黑龙江、南到海南、东到山东、西到新疆，都出现了“脱实向虚”的迹象。

于是，国家陆续出台了以限购、限贷、限售、限价为特征的调控政策，给楼市狠狠地泼了一盆冷水。

首当其冲的就是温州炒房团和温州楼市。以官方发布的二手房数据来看，从2011年2月到2015年3月，温州房价最高下跌33%。“楼王”鹿城广场的房价从10万+，跌到了4万。

断裂的资金链，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席卷了整个温州，抛房还贷，豪车甩卖，企业主跑路，炒房客跳楼，经销商跳江，官员得抑郁症……

2011年9月22日，仅在这一天，温州就有9个老板跑路，网上还爆出了一份《温州老板跑路清单》，涉及金额从几千万到十几亿不等。

据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爆料：2012年，民间借贷类收案数量19446起，比2011年同比上升61.46%；2013年1～8月，温州两级法院已经受理各类破产案件86件，是2012年全年受理案件的3倍。

银行的日子也不好过。根据温州市金融办的数据显示，2013年3月有些银行不良贷款率更是攀升到4.01%（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多）。温州某商业银行一口气开除了一百多个员工。

这股寒潮还延伸到了实体产业。2010年温州市有2000多家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半数为制造业及关联企业；温州制鞋企业从2003年的4000多家，下降到2011年的3000多家。

当房地产和制造业都陷入停滞后，温州人就不得不背井离乡，去北上广打拼。

2014年，温州总人口减少了近13万人。要知道那一年，温州出生人口超过11万人，减去死亡人口约4.5万人，可见当年温州流出了近20万人，相当于一个西部县的总人口。

当温州经济陷入停滞期时，合肥、福州等城市却在快速发展，所以温州GDP在全国城市的排名逐渐下降。

与之相对应，温州人在社会上的风评完全转向了。2010年前，温州商帮名满天下，是各地政府的座上宾。

三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

温州人没有气馁，也没有怨天尤人，而是深刻反思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戒掉了炒房、炒股、炒期货等坏毛病，悬崖勒马，洗心革面，重新回到发展正轨。

2012年，温州召开世界温商大会，发布“重振实体经济、提振发展信心”的宣言。说到做到，经过十年的拼搏奋斗，温州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变。

从2012年到2022年，温州高新技术企业数增长约7倍，累计超过3700家。其中，2021年温州全市GDP达7585亿元，GDP及研发投入强度较2012年均翻了一番。

从现有产业布局来看，温州有五大传统产业，分别是电气、鞋业、服装、汽车零部件和泵阀；五大战略新兴产业，分别是数字经济、智能装备、生命健康、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新材料。

电气产业是温州首个千亿产业，也是温州制造业的王牌。2022年，乐清电气产业集群，被工信部列入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2020年，电气杂志社发布“第20届（2020）中国电气工业100强”榜单，4家温州企业跻身前12强。

温州是闻名全球的中国鞋都。截至2019年底，温州鞋产量占到全国的1/10，温州生产的女鞋占到全球的1/7。

在做大做强传统产业的同时，温州还瞄准新能源赛道，聚力打造“全国新能源产能中心和应用示范城市”。

在温州市发改委办公室的显眼位置，挂着一副特殊的地图，“温州市新能源产业空间布局图”。上山入海、从北至南，布局图上，标注的新能源项目覆盖了“核风光水蓄氢储”全链条。

其中，三澳核电项目建成后每年可为浙江乃至长三角提供清洁能源约525亿千瓦时；“巨型充电宝”泰顺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填补了浙南地区抽水蓄能电站规划空白；瑞浦新能源产业基地项目将打造动力与储能锂离子电池系统制造的“牛鼻子”工程……

温州干部徐金隆接受《中国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发展新能源产业是温州实现新一轮赶超发展的战略选择，今后五年，温州市新能源领域重大项目投资将超3000亿元，产业规模将突破5000亿元。

作为城市产业研究员，我很认同温州大搞特搞新能源的思路。

温州南边的邻居宁德，原本是东南沿海的“黄金断裂带”，就是靠着宁德时代、上汽乘用车、青拓集团等新能源龙头企业，才脱变为 “世界新能源之都” 。2022年，宁德市GDP总量挺进全国前100强，GDP增速高达10.7%，位列全国第一。

距离温州500公里的常州，曾一度被人当作是传统产业基地，如今也在理想汽车、比亚迪、宁德时代、中创新航、蜂巢能源等新能源超级项目的加持下，进入了“新能源之都”行列，还得到了浙江省委机关报《浙江日报》的夸赞。

距离温州1500公里的西安，曾被贾平凹吐槽为“废都”，如今在比亚迪集团的全力支撑下，从上海手中抢走了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第一城” 的宝座，成了中国财经圈的一段佳话。

总之，“新能源”是改变城市命运的金字招牌。拥有坚实产业基础、庞大人口基础、丰富海风资源、雄厚产业资金的温州，可以借“新能源”东风，坐稳浙江经济第三极。

四

一座城的命运，既要考虑市民的奋斗，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2003年到2012年，是天津经济史上的高光期。天津滨海新区的风头一度盖过了上海浦东新区，天津GDP与深圳的差距缩小到了只有65亿元。

2013年～2017年，是郑州城建史上的黄金期。2013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正式成立。2016年10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照这个逻辑，温州的“第二春”，估计马上就要到了。

参考资料：

1. 《温州炒房者弃房出逃 夫妻炒房客半夜跳楼自杀》，中国新闻周刊，庞清辉

2. 《“产业空心化”成温州经济发展之患》，浙江工人日报，马克强

3. 《中国“民富”50城，深圳排11，绍兴第8》，财经十一人，陈汐

4. 《温州何以续写创新史？新能源赋能“浙江省第三极”》，中国新闻网，邵燕飞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林九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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