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人联名封杀GPT-4背后,有一个神秘组织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华尔街见闻 (ID:wallstreetcn),作者:卜淑情,原文标题:《万人联名封杀GPT-4背后:有一个神秘组织,马斯克等大佬都是信徒》,题图来自:《盗梦空间》
在新一轮AI全球竞赛爆发之际,一封呼吁暂停大型AI研究的公开信在科技圈掀起轩然大波。
图/Future of Life Institute
这封公开信茅头直指OpenAI,呼吁暂停开发比GPT-4更强大的AI系统至少6个月。
图灵奖得主Yoshua Bengio、马斯克、苹果联合创始人Steve Wozniak、Stability AI创始人Emad Mostaque等上千名科技大佬和AI专家已经签署公开信,目前已经有近13000人签名。
令人意外的是,OpenAI CEO Sam Altman的名字也曾赫然在列,但后来被证实为假签名,Altman称并没有计划呼吁暂停人工智能的开发。
图/Future of Life Institute
近期,OpenAI 已经公布了GPT-4模型,其起草诉讼书、通过标准化考试和根据手绘草图建立工作网站的能力震惊四座。
然而,就当所有人的注意力集中在签名的AI大佬身上时,我们注意到这封公开信背后的生命未来研究所(Future of Life Institute,FLI)可一点都不简单。
图/Future of Life Institute
FLI是什么样的组织?
先简单介绍一下FLI,它是一家专注于变革性科技的非盈利组织。
顾名思义,FLI研究的对象是“生命的未来”,以“引导变革性技术造福生命,远离极端大规模风险”为使命。
图/Future of Life Institute
FLI官网写着:“我们认为,开发和使用强大技术的方式将是决定未来生命前景的最重要因素,因此我们的使命是确保技术继续改善等前景。”
FLI工作包括资助各种研究项目,组织和赞助相关会议和讲座,以及向公众普及科技领域的最新发展和挑战。
FLI成立于2014年,创始人为科技界人士和哲学家,比如Skype联合创始人Jaan Tallinn,麻省理工学院(MIT)物理系教授Max Tegmark,牛津大学哲学教授Nick Bostrom。
FLI的拥趸除了学术界翘楚之外,还有全球首富马斯克,甚至是美国知名演员摩根·弗里曼也榜上有名。
图/Future of Life Institute
而提到FLI,就不得不提它的姊妹机构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Future of Humanity Institute,FHI),后者自称关注解决人类及其前景的宏观问题。
巧合的是,牛津大学哲学教授Nick Bostrom同时也是FHI的创始人和主任。
仅有两字之差的机构名称,同样宏大的宗旨,关键的人物任职,均表明两者有着特殊的联系——长期主义。
Bostrom是长期主义的提出人,FHI研究助理、开放慈善项目官员Nick Beckstead、牛津大学哲学教授William MacAskill都对这一理论有所贡献。
长期主义影响力有多大?
除了FLI和FHI之外,长期主义还是全球优先事项研究所(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 GPI)和全球优先事项研究前瞻基金会(Forethought Foundation for Global Priorities Research)的研究重点。
前者由牛津大学哲学教授Hilary Greaves领导,后者由牛津大学哲学教授William MacAskill管理,他也在FHI和GPI任职。
长期主义还是慈善巨头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EA)运动的主要理论支撑之一,这一组织由FHI研究员、《悬崖:世界末日和人类的未来》作者Toby Ord联合创立,MacAskill现担任主席。
MacAskill创作的有关长期主义的书籍《我们欠未来什么》,在硅谷广受赞誉,马斯克曾称其“与我的哲学非常吻合”。
马斯克还是Bostrom的忠实拥护者,他经常引用Bostrom的研究成果,还曾通过FLI向FHI捐赠了150万美元。
除此以外,贝宝(PayPal)联合创始人Peter Thiel曾向机器智能研究所(Machine Intelligence Research Institute)捐了一大笔钱,这一机构对长期主义深信不疑,宣称要从超级智能机器手中拯救人类。
图/Machine Intelligence Research Institute官网
长期主义不仅受到科技大佬的赏识,其影响力甚至渗透到了欧美政界。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安全和新兴技术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CSET)希望将长期主义者安置进美国政府高层,帮助塑造国家政策。
CSET由前FHI研究助理Jason Matheny建立,他曾是拜登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专家,现担任美国知名智库兰德公司的CEO。
Ord曾为世卫组织、世界银行、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英国首相办公室、内阁办公室和政府科学办公室提供过建议,他还曾为联合国秘书长的一份报告做出了贡献,在这篇报告里特别提到了长期主义。
关键在于,长期主义可能是除了全球顶尖学府和硅谷以外,很少有人听说过的最具影响力的意识形态之一。
但更可怕的是,这种世界观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危险的世俗信仰体系。
长期主义是什么?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Bostrom提出的长期主义并不等同于关心长期前景或后代福祉。
远不止这些。
长期主义把个体的人比作人类整体。
这是什么意思?
长期主义者认为,人类有自己的“潜力”,一个超越每个人的潜力,如果不能实现这种潜力将是极其糟糕的。
长期主义的核心教条,是从伦理上讲,没有什么比实现人类作为“源于地球的智慧生命”物种的潜力更重要的了。
在长期主义者看来,这一点至关重要,甚至还创造了一个听起来很吓人的术语——“世界末日”。
这一术语是指人类潜能被破坏的任何可能性,以及任何实际上破坏了这种潜能的事件的“存在主义灾难”。
长期主义为什么很危险?
一言以蔽之,将实现人类潜力这一事业的重要性提升到高于一切的水平,可能会显著增加现实中的人——眼下和不久的将来还活着的人——遭受极端伤害甚至死亡的可能性。
比如,长期主义者认为不需要关注全球气候变化。
因为气候变化不会损害人类在未来数万亿年的长期潜力,即使它会让岛屿消失,让数以亿计的人流离失所,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
如果从宇宙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那么即使是在未来2000年里使人口削减75%的气候灾难,也只不过是沧海一粟。
Bostrom在谈到两次世界大战、艾滋病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时,称“这样的悲剧事件对人们来说是受到实时影响的,但从大局来看,即使是最严重的灾难也仅仅是生命大海上的一片涟漪”,只是“人类的小失误”。
这意味着,如果未来发生灾难,只要它不对人类整体构成直接的生存风险,那么人类就不应该太担心,即使是对个人来说可能是悲惨的。
Ord则认为,人类的首要任务是,到达“人类存在安全区”,即“存在风险”较低的地方。
据他估计,气候变化导致生存灾难的几率只有千分之一,比本世纪超级智能机器毁灭人类的几率低了整整两个百分点。
Ord曾承认,气候灾难“有可能造成文明无法挽回的崩溃,甚至是人类完全灭绝”,同样对现实中的人类(尤其是南半球的人类)造成绝对巨大的伤害,但与人类在宇宙中的长期潜力相比,它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人类将“发挥潜能”当成第一要务,那么应该用什么样的手段去确保不偏离这一方向呢?
Bostrom本人认为,人类应该认真考虑一个全球性的“入侵式监听系统”,实时监听地球上的每个人,增强预警能力。
他说,国家应该使用先发制人的暴力或战争来避免存在性灾难,并认为拯救数十亿现实中的人类的生命仅等同于微微降低存在风险。
举例来说,即使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拯救1054个未来人类的生命,那么将生存风险降低一个百分点的一亿亿分之一,其价值也相当于拯救十亿人类生命的1000亿倍。
这种危险的世界观还存在其他根本性问题。
比如,长期注意与实现“生存安全”根本不相容,换句话说,要真正降低未来人类灭绝风险的唯一途径可能是完全放弃长期主义。
来看看长期主义者所说的人类“长期潜力”。它主要由三部分组成:超人类主义、空间扩张主义以及与哲学家所谓的“总体功利主义”密切相关的道德观。
超人类主义,指人类应该用先进的技术来重新设计我们的身体和大脑,创造一个由彻底增强的“后人类”组成的“优越”种族。
比如,我们可以对自己进行基因改造以完全控制我们的情绪,或者通过神经植入物访问互联网,或者甚至可以将我们的思想上传到计算机硬件以实现“数字永生”。
将超人类主义和长期主义联系起来,根据Bostrom 和Ord的说法,成不了所谓的后人类会阻碍人类实现巨大而光荣的潜力,这将是“存在主义灾难”。
空间扩张主义,指的是我们必须尽可能多地殖民未来的光锥(时空中的面):即理论上我们可以进入的时空区域。
根据长期主义者的观点,我们未来的光锥包含了大量可利用的资源,他们称之为负熵的“宇宙禀赋”。
Ord写道,单单银河系的直径就有15万光年,包含了超过1000亿颗恒星,其中大部分都有自己的行星。要实现人类的长期潜力,我们只需要最终到达附近的一颗恒星,建立一个足够坚实的立足点,创造一个新的繁荣社会。
但为什么要这么做?让新的后人类文明洒满宇宙有什么重要的?
这就不得不提第三个组成部分:总功利主义,这里简称为“功利主义”。
一些长期主义者坚称他们不是功利主义者,在一些人眼中,这只是一种烟雾弹行为。
比如,EA运动可能只是披着利他主义外衣的功利主义。
这项运动被称为EA运动之前,Ord等早期成员曾认真考虑过称之为“有效功利主义社区”。
功利主义并不在意价值是如何在时间和空间中分配的,重要的是总净额。
比如,假设现在有1万亿人,每个人的生命价值为1,那么总价值为1万亿,而如果现在有10亿人,每个人的生命价值为999,那么总价值为9990亿。在功利主义者眼中,第一个世界的价值更高。
这里的推测基于这样一个观点,即人只是价值的“容器”,本身并没有价值,人类存在的意义仅限于“容纳”了价值,更多的人意味着更多的价值。
简而言之,在功利主义者看来,人的存在是为了价值最大化,而不是为了造福人民。
这就是为什么长期主义者痴迷于计算未来有多少人可以存在。
Bostrom曾估计未来世界人类数量将达到1054,这一数字在他2014年出版的《超级智能》一书中更高,为1058。
最后总结一下长期主义者眼中的人类长期潜力:通过数字化技术增强的人类遍布银河系。
为了长期主义者的目标,人类不能把资源浪费在解决全球贫困问题和全球气候变暖上,反而应该把更多精力放在超级智能机器上,建立一个全球监视系统,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
Beckstead甚至认为,人类应该优先考虑富裕国家人民的生活,而非贫穷国家人民,因为前者对未来的影响绝对更加重要。
为了实现价值最大化,人类必须开发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危险的技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本身就将是一场生死存亡的灾难。不过,技术并不是导致全球性问题日益恶化的根本原因,也不是停止创造更多技术的理由。
有人认为,人类需要先进的技术逃离可能在未来十亿年内被太阳毁灭的地球,但在此之前,滥用技术更有可能导致人类灭绝。
最后,你怎么看长期主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华尔街见闻 (ID:wallstreetcn),作者:卜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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