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好学生心态”受害者,开始了“自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知著网 (ID:covricuc),作者:蛙蛙日记,原文标题:《好学生心态受害者:人生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题图来源:《小欢喜》
尽管长大后离开了学校的成绩排行榜,“好学生心态受害者”们却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寻找榜单,并追求“榜上有名”。
在豆瓣的好学生心态受害者小组中,聚集了这样一群人——他们曾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家长眼中的乖孩子,却在生活和职场中变成了任人揉捏的软柿子。
在工作中,他们唯唯诺诺,不敢对上司提出异议,甚至在请假时都会产生沉重的负罪感,生怕耽误了工作。
在喜好上,他们难以面对真实的自己,换头像有时都会瞻前顾后,只会使用符合“乖乖女/男”人设的温柔可爱风,对张扬的头像“敬而远之”。
在生活中,他们总是过度反思,认为自己不够出色就“不配”享受,因打游戏而内疚,对消耗的“无意义时间”感到羞愧。
“好学生心态受害者”们不善拒绝、加速内卷、积极反思,为了满足上级的期待而努力改变自身。对于他们来说,人生是轨道,容不得一毫米的越轨,否则便会天翻地覆。
“好学生心态受害者”小组简介。图/豆瓣
然而,正如小组简介中所言,“好学生们”将成为乖小孩的使命延续到长大后,却发现自己被困在了牢笼中。
于是他们抗议——“去他的三好学生,我给自己颁奖状”。
一、好学生心态:限定版的讨好型人格
“好学生们”曾是人生的胜利者,是别人家的孩子。
他们往往扮演着优等生的角色,在题海中觅得超出同龄人的应试技巧,并将之视为优秀的佐证。另外,“好学生们”也早早懂得如何迎合父母老师的期许,将自己包裹在“乖巧”“听话”的外壳中,隐藏哪怕一丝的叛逆。
他们习惯了优秀的头衔,并在长大后,延续了好学生限定版的讨好型人格。
何炅谈“讨好型人格”。图/朋友请听好
讨好型人格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懂得拒绝,总是将他人感受的优先级摆在第一位,甚至不惜以压抑自己为代价来获得外界的肯定。英国心理咨询师雅基·马森将这种圣母型人格称之为“可爱的诅咒”。
被“诅咒”的孩子往往以外部评价动机为主,在他人的期望中内耗自己。为了维持外在“优秀”的自我形象,他们对领导高度服从、不敢“忤逆”,习惯性地用讨好他人的方式获得外部肯定。
“讨好型人格”的倾诉。图/小红书
另外,之所以称其为好学生限定版的讨好型人格,是因为“受害者们”所追求的并不单只是情感上的反馈,更多的是社会评价体系的认可。
“好学生们”在学生时代是这套评价规则中的胜利者,却也是规则最大的敬畏者。
曾经热搜上的话题——“大胆请假拒绝请假耻辱”,就是这一群体的共同呼唤。他们将学生时代的“全勤”荣誉延续到工作中,请假成了难以启齿的需求,纵使写八百字小作文加上卑微道歉也难以弥合此种耻辱感。
这种对上位者的讨好,从另一个侧面看,也是一种“权威恐惧症”。
“好学生们”延续了学生时代对排名的敏感度,一头扎进绩效竞争中,在优异的成绩中才能感知自我价值。
对他们而言,努力学习只是为了在竞争中胜出,而非追寻自我的价值。这种优绩主义的恶性竞争,让他们甚至不惜用自我PUA的方式获得满足感。
“好学生心态受害者”表示,自己的每一分钟都得过得有意义,否则便会陷入无穷尽的内耗。
“好学生心态受害者”发帖。图/豆瓣
或许是学生时期,寒暑假“弯道超车”的概念过于深入人心。不知不觉中,他们患上了“假期焦虑症”——发呆和闲逛成为了人生的非必要,休息与娱乐变成了潘多拉的魔盒。
因此,“好学生们”在成人后再一次拉开内卷式竞争的大幕,并乐此不疲地为自己的优秀而自证。
二、好学生形象:“镜中我”的迷思
“好学生们”享受过优等生的红利,并将之奉为圭臬,却在工作之后发现,优绩主义的价值体系在社会生产中并不完全适用,反而让他们成了“冤大头”“死脑筋”。
童年时期,他们是孔融让梨中的主角,尝到了让渡自己的权益之后获得赞誉的甘甜;成年之后,这种为了“美名”而牺牲自我利益的途径,却让他们成了包子一般的职场老好人。
而“好学生”形象的构建并不仅仅来源于自我感知,更多的是“镜中我”的反射。
“好学生心态受害者”们往往与“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相关联,他们无一不被原生家庭寄予浓烈的角色期待,背上了没有退路的“懂事”枷锁。
在传统的中国道德认知中,“懂事”是一个好孩子的必达标准。
首先,“懂事”意味着懂得父母的牺牲与付出,是对他人处境的一种共情。其次,懂事也意味着反馈与感恩,是一种对社会伦理的融入。
而当“懂事”被异化,其背后是无尽的沉默与压抑,“好学生们”被框在“乖巧懂事”的评价中骑虎难下。
“好学生们”大多表示自己从未有过叛逆期,在无知的年纪便被灌输进“讨好他人”的处事原则。他们习惯于压抑自己的每一个小需求,将他人的感受视为主体,只为当一个“省心的孩子”,却反而忽略了自身的欲望。
而自古以来的“学而优则仕”“状元崇拜”,应试教育下的单一评价逻辑与填鸭式教育,则构成了一套成熟的社会驯化模型。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中逆天改命的科考神话,如今仍然以优绩主义的形式蔓延在人们的价值体系中。
在当代,优绩主义许诺了财富与权利公平分配的蓝图,让人们相信努力与才能是一条最为光明的上升渠道。在优绩主义的叙事框架中,高等教育成了实现阶级跃迁的圣殿,是通往精英阶层的天梯。
而作为高考这一目前最为公平的高等教育选拔机制的获胜者,“好学生们”或许在潜意识中带有隐秘的优越感,认为学历、成绩是更高级的评价标准。
尽管长大后离开了学校的成绩排行榜,“好学生心态受害者”们却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寻找榜单,并追求“榜上有名”。
但生活并不像高考一般,拥有标准答案。
好学生也有疲惫的瞬间,靠意志力强撑的自我管理,终有绷不住的时刻。如果将精力消耗在寻找正确答案中,苦苦寻找成功的最优解,反倒会失去犯错的勇气。
当我们对优绩主义“去魅”,会发现它并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上等品与残次品的分类过于简单粗暴,优生与差生也并没有唯一的评价体系。
三、野孩子复仇记:从自由说起
事实上,“好学生心态受害者”们的身份构建往往来自于他者的观照,却非自我的认同。而这种依附于他人的价值追寻,不经意间就会变成海市蜃楼。
正因如此,当张兰在直播间说,想要学历高的“好孩子”,不要学历低的“野孩子”时,“好孩子”们并未因此沾沾自喜,反倒意识到了自身被资本的驯化。
当“受害者”一朝惊醒,打破了对功绩的笃信与执迷,便开启了自救。
小组中,一批打破“好学生”镜像的勇敢者自称是“自由人”,他们从自我形象管理开始,尝试曾经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染发、纹身,冲出原本固化的生活状态。
“自由”代表了人的可完善性,即自由人不仅可以选择做什么,也可以选择成为什么。
“好学生心态受害者”发帖。图/豆瓣
但正如《社会契约论》的开篇所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就像柏拉图的洞穴隐喻里所描述的那样,在权力与多数人的暴政中,人是处在其时代与场所中权威意见的囚徒。
苦“好学生心态”久矣的他们,或许难以彻底对这个世界宣战。但他们选择在小事情上,突破小心翼翼的讨好感,重新获得对生命的掌控权。
“我常常想变成一颗蒲公英的种子、一朵花、一只蚂蚁,渺小又自在地活过我的一生”。
在工作日请假去一次游乐园,公司并不会倒闭;在周末放空看一次日落,世界并不会毁灭。
他们在组中分享自己的小心得——“教你们成为坏孩子”“学会了如何发脾气”“学会如何没有负担地玩乐”。“好学生们”开始学着允许自己的日落,将紧绷的神经暂时搁置在黄昏中。
与其说这是“迟来的叛逆”,不如说是刚刚好的勇气。与不那么优秀的自己和解,或许才是救赎真正自我的解药。
他们说,原来人生可以这么简单。
所以,人生是旷野,撒欢就是了。
参考资料:
[1]王建华.高等教育中优绩主义为什么会失败[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10(04):1-12.
[2]李沁柯,夏柱智.破碎的自我:“小镇做题家”的身份建构困境[J].中国青年研究,2021(07):81-88+95.
[3]张婷婷,郑航.“懂事”——成长期待中的教育意蕴[J].教育科学研究,2020(05):78-83.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知著网 (ID:covricuc),作者:蛙蛙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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