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玛才旦的故事,只讲了一半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生活方式研究院 (ID:neweeklylifestyle),作者:张丁歌,原文标题:《揭开万玛才旦的那块红布》,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2023年5月8日,一则突发消息打破了本来平静无事的晚春午后。据证实,导演、编剧、作家万玛才旦逝世,终年53岁。
万玛才旦,1969年12月出生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2005年因长片处女作《静静的嘛呢石》引起影坛关注。万玛才旦被誉为中国百年影史藏族母语电影的开创者。他的主要电影作品《寻找智美更登》(2007)、《老狗》(2011)、《五彩神箭》(2014)、《塔洛》(2015)、《撞死了一只羊》(2018),《气球》(2019)曾获几十项国内外大奖。
作为双语作家和翻译家的万玛才旦,亦著有《乌金的牙齿》《城市生活》《岗》等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出版发行。藏族著名作家扎西达娃称赞“万玛才旦创造了藏民族的电影和小说双子座的高峰”。
万玛才旦用饱含热情的文字与影像掀开了藏地的面纱,让我们得以窥见高原上除神秘与纯净外,名为真实的一角。至此,万玛才旦的故事只讲了一半。
今日,通过一篇多年前《新周刊》对万玛才旦的访谈,我们向这位伟大的藏族导演致敬。
一
万玛才旦还记得,小时候他家乡附近的山上,空寂辽阔。放羊时,会听见草丛深处有歌声。循着声音,深一脚浅一脚找过去,会发现一些小匣子,“就像放糌粑的小匣子”。匣子里总有人在唱歌,他听到最多的,是《东方红》。有时,也会是《一块红布》。匣子外面写有汉字,那时的他,还不认得。抓在耳边听久了,那些天上掉下来的歌,慢慢暗哑弱下去,伴着山坳鼓来的劲风,消失在山谷里。
后来他知道,那些小匣子,是从高空跌落下的人造卫星。那是青海安多藏区的山地,万玛才旦成长的地方。他今年46岁,离开家乡已近20年。可整个少年时期的记忆和情绪,总在他脑中挥之不去。广袤的群山,绵延的孤绝,那极具荒诞的天外飞来的星宿,以及整个藏地带给他的对人世的感受……万玛才旦写作时,会本能地把它们写进小说里,拍电影时,会把它们浓缩在胶片中。
短篇小说《一块红布》中,少年乌金扯下蒙在眼睛上的红领巾,惊讶地听到人造卫星里沙哑的声音: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电影《塔洛》中,孤独的牧羊人返回大山深处,想起那375只羊和一种似乎叫做爱情的东西,茫然四顾,缓缓点燃手中一枚驱狼的烟炮,砰——他的世界暗了下去。
不知乌金们和塔洛们,身体里住着多少万玛才旦,但万玛才旦塑造了无数个他们。离开那座山时,万玛才旦告诉自己:我要当作家。来到北京前,万玛才旦对自己说:我要拍电影。如同被命运选中,这个藏族人,成了从文字出发,要走进电影史的人。从《静静的嘛呢石》到《塔洛》,十几年来,他写的、拍的、打磨的,都是藏地的人、藏地的事、藏地的日常与情怀。他被称为第一位走向世界的藏族导演,坚持汉语写作的藏族双语作家。
远离喧嚣时,他才会揭开自己的野心:去掉符号,就是导演万玛才旦、作家万玛才旦。
《静静的嘛呢石》海报。
二
北京冬天,一个雾霾的早上,万玛才旦和西德尼玛坐上飞机,目的地是台湾,四小时后,金马影展在对岸等着他们。两人的神情,庄严中带点隐秘的松弛。不仅因为电影《塔洛》刚获得金马奖四项提名,更值得纪念的是,西德尼玛——塔洛的扮演者,有了“身份”,他办了出境证件。两个月前的威尼斯影展上,《塔洛》入选地平线单元,但“塔洛”缺席——和万玛才旦笔下的塔洛很像,西德尼玛从未有过护照。
同是青海安多人,西德尼玛是万玛才旦的老友。他是藏地有名的喜剧演员和诗人,一条留了17年的辫子,一度是他的形象符号。“塔洛有条小辫子,一直在后脑勺晃来晃去。”万玛才旦在构思小说《塔洛》时,这句话第一瞬间闯进脑子,撞开了后面的浩荡思绪。他找到西德尼玛:我要把《塔洛》拍成电影,你就是塔洛。
故事从山里来。一个记忆力惊人的牧羊人,经历过“文革”,未出过大山;人到中年,才被迫要办第一张身份证;在寻找身份的过程中,遭遇了撞痛他的爱情,以及触碰现代文明时难以承受的慌乱与失措。《塔洛》是万玛才旦的第五部电影,他第一次尝试用黑白影像。那个色彩浓郁、符号性强烈的藏地,一再被他降温、降色,调至一个接近永恒的黑白世界,一个如同交织着黑泽明与小津安二郎的矛盾又和谐的影像世界。
“塔洛的精神世界非常简单,价值观非黑即白。羊放好了,就重于泰山,羊死了,他就轻如鸿毛,他身上有那个特定年代的烙印。” “文革”期间,很多藏人并不识汉字,要背语录,就用诵经的腔调,完完整整背下来。万玛才旦刚学汉语时,背课文,也要靠诵经腔。塔洛放羊的那座山,也是他放过羊的地方。“那种环境,更适合黑白表现,有种美学和氛围上的考量。”他曾说,放羊的经历培养了他孤独的感觉,“那种孤独感,能帮助一个人抵达创作的本质”。就像他笔下的故事,总发生在冬天,因为“环境比较悲凉”。勤于笔耕、善于驾驭影像的万玛才旦,至今仍是个讷言的人。他的言谈气质与作品惊人地一致,连笑都有一种美学上的克制。
电影里,塔洛剪去了小辫子。因为山下那个短发的藏族姑娘,他觉得他遇到了爱情,他内心那座山,飞遍野鸟,羊群四散。镜子里,塔洛打量着自己,听天由命般,剪掉了山里的过去。他赌上了自己的全部家当和信仰。万玛才旦说,塔洛(Tharlo),在藏语里是“逃离”的意思。
再回到山里时,他失去了一切——既失去了爱情,也失去了身份,甚至失去了记忆。一个没了小辫子的陌生的自己,磕磕绊绊地背诵着《为人民服务》,也磕磕绊绊在迷茫的大山里。塔洛信仰的那个世界轰然倒塌,一切都轻如鸿毛。
飞机上的西德尼玛也成了光头。塔洛背叛过去的那一刻,也是他在现实中“为艺术献身”的时刻——17年的辫子,永远留在了万玛才旦的电影里。刀起发落的一场戏,所有人都屏着呼息,在心里做了一场告别。如今在藏地,已经很少有留辫子的男人了。
万玛才旦像个冷静的窥视者,戏里戏外,记录着一切的发生、变化、无声的巨浪。
《塔洛》是万玛才旦的第五部电影,他第一次尝试用黑白影像。|《塔洛》海报
三
一张上世纪80年代的黑白照片中,青涩的万玛才旦和老同学,像在照相馆拍证件照的塔洛一样,端坐镜头前。20多岁的藏族小伙子,腿上已是时髦的牛仔裤。像是巧合,他拍过的唯一一部非藏族题材作品,就叫《牛仔裤飘荡在1983》。“80年代的一些风潮在藏区也一样。”他的电影里,传统藏戏上演时,一旁年轻人穿着牛仔裤在打谷场扭起迪斯科——现在回想,便丝毫不觉得突兀了。他来北京15个年头了,开始准备第六部藏族电影。他16岁的儿子,去年也被送回青海一座寺院学习藏语。一切看似惊奇的故事,其实都是日常,就像他的电影风格。
万玛才旦故乡的家,是个半农半牧的地方。放羊时上山,上学时就回到黄河边的村子。80年代, 国家水电部为修水电站,在那盖起房子建起礼堂。“一到周末就放电影。除了《地道战》《小花》《齐天大圣》,最难忘的是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佐罗》,还有南斯拉夫的《桥》,当时都看了。”戴锦华一次和他聊天,吃了一惊:原来你小时候看的电影与内地的大城市完全同步啊。
万玛才旦用最日常的眼光,记录着藏族文化,那些藏人的生活、情感和人性。|《寻找智美更登》海报
他在家乡度过了青春期,边写小说边当了几年老师,又“内心不安分地”熬过几年公务员。2002年,他终于心一横,走出藏地,来到北京,端起了摄像机。他成为北京电影学院第一位藏族导演。直到2006年他拍出了《静静的嘛呢石》——这部处女作被视为中国百年电影史上第一部纯粹的藏族母语电影,他家乡的父母仍搞不清他跑去北京干什么,只知道儿子回乡反复在拍一个小喇嘛在村子与寺庙之间的故事。
万玛才旦的片子中,有着浓郁的伊朗电影的气质。《寻找智美更登》,几乎就是在电影美学上向阿巴斯的一次致敬。他至今记得,自己在电影学院第一次看阿巴斯电影时的震撼。那种素朴的深沉、克俭的力量,那些氛围和情绪,他在里面能找到自己。“那段时间,我集中把伊朗电影都看遍了。那些村庄、街道、小人物的生存,一些说不清的气息和藏地很像。” 阿巴斯也看过他的片子,在釜山电影节上,面对这位美学上的邻居,他觉得万玛才旦的影像气质,也像小津安二郎和布列松。
对于藏地题材,万玛才旦曾说,即使拿着同一个剧本,他和一位汉地导演拍出的电影,也一定大相径庭。他从来不去猎奇,他用最日常的眼光,记录着藏族文化,那些藏人的生活、情感和人性。一次他把电影带回家乡去放,露天草原,插上银幕,流动放映车, 35mm胶片。《老狗》《寻找智美更登》《五彩神箭》……这些在当地村子、寺庙、草原、山上取材的电影,乡人再熟悉不过,激动地像打量自己的生活,甚至不觉得像在看电影。“因为太像自己日常生活,有些人也说,没什么意思。”
《老狗》中的父亲,因为守护老狗,最后自己结束它的生命。|《老狗》海报
更多非藏地的人,会在万玛才旦的作品里,感到一种隐隐的忧伤。那是一种不动声色的轰鸣,会给人情绪里留下余震。塔洛失去辫子的背后,巨大的安静里,是整个信仰的崩塌。《老狗》中的父亲,因为守护老狗,最后自己结束它的生命。《静静的嘛呢石》中,小喇嘛出走之后,命运的轨迹难以预料……直到几年后,跟踪记录的万玛才旦发现,小喇嘛还俗了,还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塔洛,都不停发生着逃离和回归。”万玛才旦离开故乡,也是逃离,他从未停止记录藏地,是更漫长的回归。
四
在北京的大多数日子里,万玛才旦都是一个普通又儒雅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把家选在离市区2小时的京郊一隅,工作室也在那里。没有唐卡,没有佛龛和梵音,有的是他的电影海报、诗集、剪辑机。书架上,费里尼和伯格曼的碟片旁,是马尔克斯和阎连科。他偶尔也会花十块钱,去路边买张自己的盗版碟,因为影院里的版本(《老狗》)被改得面目全非。“导演花钱买自己的盗版,很荒诞吧。”他苦笑。
万玛才旦讲过一个故事,在藏地,有很多格萨尔的说唱艺人,功夫超群,他们能够滔滔不绝、几天几夜地说唱几部甚至几十部作品。国家为了抢救文化遗产,会把这些艺人请到城市里,给他们发工资,让他们每天对着机器说唱,录制。慢慢地,他们就说不出来了,好像那种超群的能力消失了。有点像塔洛,那种神奇的记忆力,会在某个瞬间消失。这一切既现实,又荒诞,像极了万玛才旦最想写的一类魔幻现实的小说。
“在别人看来是魔幻的,在藏人看来是真实的。”|图源被访者
“藏地作家作品中的魔幻性,是有现实依据的。在别人看来是魔幻的,在藏人看来是真实的。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其实是在西藏生的根。”万玛才旦庆幸自己远离故乡,也从未“脱敏”,始终敏感于真实日常背后的荒诞感。
他在拍的新电影,叫《永恒的一天》。“这会是一部最接近我小说的电影,也是一部真正魔幻现实主义的电影。”一个人在一天里,经历了春夏秋冬,经历了从童年到老年,经历了从生到死。蒙着一块红布的少年乌金成了主角,扯下那块红布时,他没有变,还是那个炽热的少年。
万玛才旦的红布,是他对电影和藏地的热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生活方式研究院 (ID:neweeklylifestyle),作者:张丁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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