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企做投资,除了收益还想要更多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蓝观 (ID:mic-sh366),作者:吴妮,编辑:高翼,头图来自:视觉中国,原文标题:《当药企开始做起了LP》
2018年的港股“18A”政策为生物医药行业增添了时代贝塔。随着我国新兴创新药企业的不断成长,通过直投新药企业、参与医疗类投资基金等方式进行产业投资的药企成为受益者,投资收益成为其业绩增长的推动力之一。
五年过去,仿佛换了人间。一个跃然于财报上的变化是,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投资收益的利润贡献正在减少。
以泰格医药为例。2020、2021年,随着公司投资的早期项目进入回报期,公司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高达11.38亿元、18.15亿元,占利润总额比例51.29%、49.27%。投资收益高达28.3亿和3.12亿。
2022年,收益双双缩水,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减少至535,857,333.93,占利润总额比例20.73%。投资收益1.02亿,回归2019年的水平。投资收益的神话终归是泡沫期特殊产物。
所幸,投资收入并不是药企进行产业投资的最主要的诉求。
药企往往更看重能否通过投资,进行战略布局,与主营业务协同发展。在直投和作为LP参与医疗类投资基金两种方式中,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后者。
根据FOFweekly数据(对市值高且出资较为活跃的产业资本进行不完全统计),截止至2022年,已经有超过半数以上的产业资本选择作为LP投资基金,只做企业直投或独立公司直投的产业资本极少,分别占比0.5%、2%。
对药企来说,作为LP投资,能够撬动杠杆,并通过体外培育的方式,为上市公司输送了众多潜在合作和并购标的。这让企业在更低的风险下,更早触及到新兴产业领域或者自身产业链上下游。而另一边,上市公司本身在行业内的影响力,又能为这只基金在融资或者找项目上进行赋能。
因此在经济内生动力不强的当下,进场者仍然不断。
今年以来,泰格医药、华东医药、贝达药业、迪安诊断等医药相关基金的常客,纷纷加码。
其中迈瑞医疗最为大手笔,拟出资12亿,与晨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在医疗健康产业优质股权投资机会。
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呢?
一、从吞金兽到资金猎手
医疗健康基金的源头要从VC 2.0时代讲起。
当时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的募资环境向好,一批传统综合性机构的明星投资人单飞成立新的基金,呈现早期化和细分化的特征。2014年,鼎晖的王晖和软银的赵刚一同创立了弘晖资本,投的最多就是医药;2015年,李峰从IDG出来成立了峰瑞资本,在2021年投了邵峰的炎明生物;同年,新天域的曹坚拉着誉衡药业的杨红冰,落地了拾玉资本,专投生物医药。
恰在此时,随着IPO热潮,产业资本迎来爆发期。药企高管们也从上市中获得红利,他们从募资方,转变为站在VC 2.0基金背后的上市公司LP(有限合伙人)和高净值个人LP。
远毅资本执行董事兼投资者关系负责人孟然说,多年来,国内生物医疗行业人才大部分都有海归的背景,很容易把美国的先进经验方法带回来。在美国医药健康领域,尤其biotech,跟资本端走得很近,甚至是同一拨人在华尔街和药企“旋转门”自由流动,他们善于用资本化的手段为企业所用,运作资本的sense也更强。
上市公司LP和高净值个人LP是两种性质的LP。
上市公司做LP属于产业资本,比起财务收益更看重战略性。一般是参与到金融机构、国有资本、政府引导基金等等共同设立投资/并购基金中去,要么通过母公司或旗下子公司作为LP直接投资某单支基金。这类投资背后的诉求也复杂得多,有时是公司间的合作,有时是产业协同,还有的时候需要反映到政府的项目中去。
最典型的当属以药明和泰格参与发起的众多基金,除了财务投资的诉求之外,更多的是想利用这一层关系去给自己的CRO订单获客。其它制药公司这么做,某种程度上也是想增加一些项目BD合作的可能性。
而高净值个人LP属于财务型LP,单纯追求财务回报,附加条件是最少的。所以高净值个人LP更受欢迎,“药企创始人混得好的都这么干,圈子里也愿意给你个机会”,属于大家一起去“挣一笔钱”。
也不乏药企创始人的投资行为与公司有联动的。
2016年,贝达生物创始人丁列明博士设立贝达生物医药产业基金,直到2022年12月,贝达生物才作为LP参与了贝达生物医药产业基金(第四期)贝橙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投资。
中间几年,丁列明通过贝达生物医药产业基金对贝达的管线进行补充。2017年初贝达药业与北京天广实达成战略合作,合作开发管线内的贝伐珠单抗注射液项目,另一边贝达基金为天广实提供早期投资。最终贝伐珠单抗注射液成为贝达药业首个获批的大分子生物制品、第三个上市药物。
泰格医药的投资布局比较齐全,100%控股的下属企业杭州泰格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泰格作为GP和LP的基金和大股东个人投资三足鼎立,掌舵人曾一语道破不同投资方式的风格,“上市公司投的肯定是比较稳健的、基金投的是加杠杆的、个人投高风险的。”
换言之,作为制药产业链里搞实业的,如果靠投资来做营收增长点,这件事的实操总归有限。也是“不太专业的人”在抢“专业人”的生意。
二、少数人的游戏
“对于机构LP,大多基金起投金额是1000到3000万不等,有的甚至更高,这个程度的出资仅是药企LP的入场券。药企LP只有找到契合自身产业发展逻辑,且配合度高、乐于与LP分享的GP,才能实现产业协同与投资回报的双赢。”孟然说。
也有GP表示,GP的精力有限,只能做到抓大放小,只有LP出资额达到一定比例,GP才能提供更多投后服务。
传统药企成为主要玩家。恒瑞2015年起先后出资加入薄荷基金第一期、厦门楹联健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连云港医药人才创业投资基金和薄荷基金第三期,出资占比都相对较小,对于投资方向等或并无主导权。更多像是想去拿一张能参与到苏州创新药圈子里的门票(薄荷天使基金的发起人曾任BioBAY第一任负责人)。
而恒瑞真正表露出战投意图的一笔,是2022年与其控股子公司盛迪投资及其控股股东集团共同设立的“上海盛迪生物医药基金”。上海盛迪生物医药基金总规模达20.10亿元,恒瑞医药、恒瑞集团作为LP分别出资10亿元,持股比例分别为49.75%。
靠融资生存的biotech入场相对比较难,目前两家设立产业基金的biotech亚盛医药、信达生物,是因为有苏州天使母基金这一推手。信达生物未披露出资额,亚盛医药的出资额占19%,公司本身的主导性相对弱化。苏州天使母基金还在进一步引导博瑞生物、艾隆科技等上市公司,设立天使子基金。
相较于用产品研发创新思维为导向的制药企业LP而言,服务思维驱动的CXO做LP则大刀阔斧,参与PE、VC基金的步子迈得更大。
孟然分析称,“在日益竞争的大环境下,作为服务商要在第一时间掌握客户资源,提前布局早期科技创新客户,拓展国内外市场,又要拓展上下游产业链,深化综合服务能力,因此CXO企业进行外延投资的方向更加明确清晰多元,投资紧迫性也更强,投资和主营配合得更加相得益彰。”
泰格医药较为完整地披露过一个并购交易:2014年7月泰格医药发起上市后首支产业并购基金新疆泰睿,通过新疆泰睿产业并购基金收购泰州捷通泰瑞,再定向增发股票融资,通过二次收购将泰州捷通泰瑞收购进上市公司体内。设立基金到二次收购用时不超过2年,就达到了产业并购基金退出投资和收购泰州捷通泰睿的双重目的。
药明康德创始人李革在纵向布局方面优势显著,与被投创新药企业绑定更深。最广为人知的是基石药业、华领医药,投资的钱不经过药明康德,但是是从李革旗下的若干支基金出去的,而这些被投公司的CRO外包费用占据了它们研发费用的大头,也贡献了药明康德大量的“长尾客户订单”。
随着医药行业火热、现金流和投资回报增多,CXO出手越发活跃。
2021年,泰格系出资98亿元参与设立泰鲲基金。2021年的股东大会上泰格方表示,过去投资会控制规模不超过2千万,现在3~5千万也会投。过去几乎由于风险原因只投A轮,但现在随着科创板的发展,有好的公司也会投pre-IPO,以前只看5~10倍的项目,现在金额大了2~3倍的项目也会看。5年以后可能会成立一个比较大的母基金。
维亚生物投资负责人戴晗博士提到,早期泰格投资业务的战略性较强,聚焦于医药行业的公司,被投企业将其临床试验外包给泰格。后来泰格设立的基金逐渐越来越市场化,投资标的比较多样。“当企业发现财务回报超过战略协同带来的营收的话,可能会更倾向财务回报,而更好的财务回报一定需要市场化的投资。”
不只是CXO,当时整个行业都在加大医药产业投资砝码。尤其是受益于新冠红利的企业,比如九安医疗、东方生物、安旭生物、明德生物、万孚生物、英科医疗等,由于疫情期间迅速积累大量利润且难以持续,他们需要通过投资获取新的利润增长,同时拓展新业务,努力保持经营业绩平稳,说句不好听的叫“穷得只剩下钱了”,这时候,此前在CXO领域用过的方法,也慢慢平移到这些制药/器械公司里去。
三、入场容易,离场难
根据投中研究院的样本数据,从IRR、TVPI、DPI等指标来看,2015年之前设立的医药产业基金中至少一半以上高于全行业中位数,甚至有的基金到上四位。总体表现其实是不错的,这也是为什么LP一度追捧医疗基金。
然而资本的游戏伴随着高风险,市场的冷热交替牛熊转换会显著影响业绩。IPO仍然是基金主要的退出方式,二级市场的波动会传导到一级市场,尤其是对于关注中后期机会的基金,眼下二级市场下行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
另一方面,行业逻辑的改变,相应项目的投资收益和企业的投资回报也势必会受到影响。
投中研究院院长刘璟琨说,早些年,投资机构不是一定要找First in class项目。当时仿制药(或生物类似药)的商业模式能够实现快速收益,即使创新能力一般,盈利能力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这类投资项目是可以成功的。包括现在所谓的创新药企业,最开始做的并不是创新药,它是在逐步发展过程当中,出于各种各样的机缘以及创始人本身的能力,从仿制药(或生物类似药)企转型而来的。
如今biotech进入3.0阶段,行业也逐渐回归理性,一系列改变正在发生——me too的药品在带量采购后红利期大大缩短,采取“License-in”模式的企业上市遇阻。这些投资项目的成功几率开始降低。
LP们恐怕要做出选择,如果本来基金业绩已经挣了三五倍,不如及时止损,那这种时候,如果本身是本着“业务协同”的目的来的,企业是该走还是不走?另一边,如果业绩很差,承担的亏损会并入上市公司报表,虽然延长基金期限是更好的选择,但总归是会打乱公司一个业务增长节奏。
当然也要看LP的构成,以及GP和LP之间如何沟通。
投资项目的业绩最终会表现在上市企业LP的市值和财务营收上。孟然认为,当主营业务已经进入成熟衰退期,企业选择通过基金的方式布局,进而未来收购资产来美化业绩的逻辑是通的。但企业任何转型都不容易,通过投资手段一旦踩坑,就会雪上加霜,花了钱也没办成事。
誉衡药业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誉衡药业创始人朱吉满曾直言,“誉衡药业是一个药品整合商。一旦发现合适品种,就采取直接购买、合作研发、并购等方式收过来,新药资源只会越来越少,先拿到手再说。”
2017年,为了完成对信邦制药的“蛇吞象”式并购,誉衡与渤海银行、诺亚和磐晟共同设立了一支规模46.6亿的并购基金,誉衡出资仅8亿元,相当于撬动5倍杠杆。
收购完成后,并购基金通过单一信托计划放款给誉衡。作为担保,誉衡向信托计划质押了约3.587亿股信邦制药股票,约1.509亿股誉衡药业股票以及现金约1843万元。 隔年,随着医保控费集采等新政策实施,誉衡股价大幅下跌,三次遭遇质押强制平仓,进入“下跌—平仓—暴跌—爆仓—下跌”的恶性循环。2022年誉衡集团被哈尔滨中院宣告破产,并购基金也陷入无限期逾期的状态。
产业资本想去利用自身业内影响力去抢VC的饭碗,终究不靠谱。但如今,另一个摆在面前的现实是,现在不管是GP还是产业资本的LP,在整体环境都趋于严苛之时,投资风格都趋于保守稳健。
首先表现为募资和融资的困难,戴晗指出,“2021年下半年开始,由于生物医药二级市场的回调,传导到一级市场基金募资和生物医药公司融资。
高净值个人、家办、上市药企的出资大幅减少,特别是生物医药产业的上市公司自身可能就面临很多挑战。从出资比例来看,各种形式的政府引导基金逐渐成为主导,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头部基金扎堆去成都、合肥、深圳等各地政府进行募资工作。”
在投资出手的时候,投资机构也不像当年一窝蜂,大家都在寻找和等待真正值得投资的企业。在一片迷茫中,孟然对数字医疗赛道保持乐观,他认为数字医疗是个交叉领域的新兴行业,大部分项目处于早期,暂时受到二级市场波动影响较小。现在能够在一个低估值的区间和时期孵化项目,可以积累非常丰厚的安全垫,未来抗风险能力更强。
医药或迎来新一轮投资周期,但我们无法预知未来,“我个人的浅见是,没有一个所谓特定的时间点是出手即成功的。因为生物医药领域的技术发展不是线性的,没有办法在行业发展中做特别明确的预测,保证一项技术在基金存续期内实现商业化。”刘璟琨说。
所以,回到文章主题上,作为制药公司,下场参与到股权投资中去,到底对自身研发、商业化效率有没有提高,这是决定其要不要做的根本因素。
参考资料:
1. “高频化”投资之下,直投与LP投资互为补充,加深主营业务布局,FOFWEEKLY,2023.1.16
2. 上市药企产业并购基金管理模式选择研究,张飞华,东南大学,2020
3. 誉衡药业(002437.SZ)实控人朱吉满的“蛇吞象”并购困局,中国经营报,万佳丽,2020.6.3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蓝观 (ID:mic-sh366),作者:吴妮,编辑:高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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