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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不该这样上热搜

来源：晰数塔互联网快讯时间：2023年07月05日 22:09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端端酱（ID：DuanduanReport），作者：端端酱，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抑郁症，仅次于癌症？

听说抑郁症上了热搜，端端酱喜出望外。

2020年9月12日晚，这条由央视网设置的话题#抑郁症成仅次于癌症的人类第二大杀手#已经成为了微博热搜第一位，阅读3.8亿次，讨论4.3万，隔天阅读数达到4.4亿。

把抑郁症提到与癌症相同甚至更高的地位对大众的冲击显然是巨大的，在这个话题之下，无数的讨论正在进行，这一结论也在指数级被转发。

抑郁症仅次于癌症？全球第二大死因？

这一结论令人疑惑。查询可知，这一话题的发起者是央视网，但在央视采访视频中并没有提到这一结论的来源。

尽管抑郁症带来的生命消逝每一刻都在发生，我们无比希望社会能更加重视这一疾病。但事实上，在目前的科学研究和结论中，抑郁症从来没有排进中国或是全球的十大死因之内。我们希望社会重视这一疾病，希望能走上热搜，但不希望以夸大风险制造恐慌的形式出现。

很想问问，央视网这一结论何来？并且这一结论在上了热搜之后已经被多家官方媒体转载。有媒体报道的大标题和第一句就是，抑郁症正在成为仅次于癌症的人类第二大杀手，全球预计有3.5亿人患病。

抑郁症需要被重视，但不应该这样走上热搜。

二、中国和全球前十大死因到底是什么？

死因的统计一般都会延后至少2～3年才能统计完毕，目前国内和国际上得到的最新统计数据是在2017年或2018年的死因统计，这点中美类似。

我们先看中国人的十大死因有哪些？

2019年6月，知名医学期刊《柳叶刀》刊登了一篇名为《1990～2017年中国及其各省的死亡率、发病率和危险因素：2017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一个系统分析》的研究，详细分析了1990年到2017年中国34个省份（包括港澳台）居民的死亡原因。2017年，中国人第一大死亡原因是中风，其次是心脏病，第三才是癌症（肺癌），具体排序如下：

1. 中风

2. 缺血性心脏病

3. 呼吸系统（气管、支气管、肺）癌症

4. 慢性阻塞性肺病

5. 肝癌

6. 道路交通伤害

7. 胃癌

8. 阿尔兹海默症及其它痴呆症

9. 新生儿疾病

10. 高血压性心脏病

没有抑郁症。

再看美国的情况，大部分死因和中国类似，但排名顺序不同。美国CDC在2020年1月公布了2018年全美死亡率分析，其中前十位的死因和2017年相同。

具体的死因排名为：

1. 心脏病

2. 癌症

3. 慢性呼吸道疾病（慢阻肺）

4. 意外死亡（包括交通事故和吸毒过量死亡）

5. 中风

6. 阿尔茨海默病

7. 糖尿病

8. 流感和肺炎

9. 肾脏疾病（慢性肾衰竭）

10. 自杀

没有抑郁症。

在全球，以2016年为例，全球5690万例死亡中，一半以上（54％）是前十大原因造成的。缺血性心脏病和中风是全球最大的杀手，2016年共造成1520万人死亡，其次是慢阻肺和感染。这些疾病在过去15年中一直是全球主要的死亡原因。

还是没有抑郁症。

为什么我们需要知道人们死亡的原因？

每年衡量死亡人数和死亡原因是评估一个国家卫生系统有效性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此外，还要了解疾病和伤害影响人们的方式。

死因统计有助于卫生当局确定其公共卫生行动的重点。例如，一个国家如果在几年内心脏病和糖尿病死亡人数迅速上升，则极有必要开展有力的规划，鼓励采取可帮助预防这些疾病的生活方式。同样，如果一个国家认识到许多儿童正在死于肺炎，但却只有一小部分预算可用于提供有效治疗，那么该国可以增加这一领域的支出。

高收入国家具备收集死因信息的系统。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没有这样的系统，必须从不完整的数据估算具体原因导致的死亡人数。在产生高质量死因数据方面作出改进对于在这些国家增进健康和减少可预防的死亡至关重要。

反之，没有证据基础就将抑郁症列为十大死因不仅会误导民众，还将混乱目前的死因体系排名。

三、关于抑郁症，我们该知道什么？

热搜之外，抑郁症最近有一个更值得关注的新闻。国家卫健委日前发布《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要求加强抑郁症防治，并将筛查纳入大中学生、孕产妇和老年人体检项目之中，并要求到2020年，抑郁症就诊率在现有基础上提升50%。

根据《方案》，未来，国内医疗健康领域需要完成6项重点任务，包括加强防治知识宣教、开展筛查评估、提高早期诊断和规范治疗能力、加大重点人群干预力度、强化心理热线服务、及时开展心理干预。

具体而言，到2022年，试点地区公众对抑郁症防治知识的知晓率要达到80%，学生对防治知识知晓率要达到85%。抑郁症就诊率在现有基础上提升50%，治疗率提高30%，年复发率降低30%。非精神专科医院的医师对抑郁症的识别率在现有基础上提升50％，规范治疗率在现有基础上提升20%。

“这是好消息。”国内一知名三甲医院的精神科主任告诉端端酱，“但国内精神科医疗队伍太小，心理咨询师队伍又鱼龙混杂”。

“完成上面的指标困难吗？”

“够呛。”

在全球，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估计，有3.5亿人罹患抑郁症，从2005年至2015年，增加了18%以上。精神障碍患者难以得到支持，连同对污名化的恐惧，妨碍了许多人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治疗，不能过上健康和有益的生活。根据WHO统计，每年有近80万人因自杀死亡，自杀是15～29岁年龄组人群的第二大死亡原因（可能是文章开头谣言结论的来源？）。

中国病人也越来越多了。

根据上述数据推算，中国至少有超过5400万抑郁症患者（另一说是9800万）。

“无论是抑郁症、焦虑症还是精神分裂的发病率，中国都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几年青少年患者越来越多，疑难杂症也越来越多了。”广东省中医院睡眠心理科的主任李艳说。她是国内最早开始做团体心理治疗的医生。2005年，科里门诊量只有7千人次，2014年已经到了5万，但由于医生有限，病人往往是“一号难求”，临床会诊的复杂病例也在逐年增加。

李艳的很多患者，都有严重的躯体化障碍。除了噩梦和幻觉，许多患者还遭受着众多生理症状的折磨，包括头痛、疲劳、消化系统疾患和失眠等。

尽管抑郁症已经有了有效清晰的治疗手段，但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76%至85%的抑郁症患者仍未获得治疗。影响有效治疗的因素有：缺乏资源，缺乏训练有素的卫生保健人员，以及社会对精神疾患的歧视等。不能作出准确评估是影响有效治疗的另一因素。在不同收入水平的所有国家中，抑郁症患者经常不能得到正确诊断，还有些非抑郁症患者常常会被误诊并被误开抗抑郁药。

此前，首部系统总结我国健康领域实现“2030健康中国”相关目标的差距和挑战论著《实现“健康中国2030”目标——基于实证的研究》中指出，在完成健康中国2030的目标中，心理健康将成为越来越棘手的问题。

研究指出，中国已有大量人群，尤其是抑郁和焦虑障碍患者，需要精神健康服务。但是，目前的卫生系统内尚未建立能够满足当前精神健康服务需求的服务体系，政府干预的重点仍是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且受资源、能力等方面限制，总体效果并不理想。研究指出，基于学校的、针对年轻人的咨询服务，以及基于社区的、涵盖抑郁障碍和其他常见精神疾病的精神健康服务，应当作为未来优先采取的干预措施。

从这点来说，国家卫健委清晰的列出了2022年需要完成的指标，是进步。但人们更期待，指标落实的过程能切实有效地改善抑郁症人群的困境。

四、幸福停滞困局

不快乐的人越来越多了。

在网络上，人们开始广泛搜索“抑郁症的表现症状”、“抑郁症测试题”和“焦虑指数”，统计报告中抑郁症检出和确诊的人数逐年上升。很难说是人们的重视和筛查手段的提高让确诊人数增加，还是本身这一人群的数量在急剧扩增。

但人们不得不试着正视这些创伤，期望找回自己，重拾幸福。他们开始尝试研读佛经，练习瑜伽，静坐，心理咨询以及在医院里进行治疗。

在工作之外，禅修和正念已经成为了大佬们的新生活方式，几乎和跑步或用牙线剔牙一样。过去十年，包括硅谷的企业家、科技界研发人才、财富500强的富商巨贾、美国国防部的高级官员都开始联系冥想。在这其中，传播最广的是苹果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随后，跨国公司如谷歌（Google）和通用磨坊（General Mills）鼓励员工们以世俗方式练习正念禅修，以帮助他们提高工作效率和创新能力。

过去十年，中国的GDP大步向前，并已在2011年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9年，全球经济衰退的大势之下，中国经济增长连续18个季度保持在6%～7%之间。人们争先恐后地迈入中产阶级的俱乐部，但社会却逐渐碎片化、个人化。中国人在寻找幸福的道路上，步履维艰。

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国民福利，但随着经济的增长，居民的幸福感并不会随之提升——这是1974年，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林（Easterlin）提出的著名的“幸福-收入悖论”。

2012年，伊斯特林对中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调研，却发现：中国最近20年强劲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未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在短期，经济增长有助于幸福感的提升，但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对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却非常有限，尤其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幸福感可能出现停滞甚至下降的趋势，这被国内一些学者称为中国社会的“幸福停滞困局”。

原因很多元。中国有着一些世界上最小的村庄，和最拥堵、污染最严重的大城市。大城市是一条河，汇集了人类的各种可能性。在北京、上海、广州的任何一天，我们都可以看到孤独与欢庆、心碎与喜悦、愤怒与慷慨、贫穷与富有，接连不断一一呈现。这里有摩天大厦、商业中心、音乐厅和城中村、棚户区，这里也有庄严肃静的最高法院和警察局。

城市化不断加速，中国政府计划在未来十数年内将2.5亿农村居民转移到新建的城镇中，这一巨大转型可能会带来新的一波增长，但也可能会让身处其中的人焦虑缠身。

“城里的生活对我们来说是个全新的世界。我至今还没有适应城市。”在藏地山村生活了二十年才来到城市的加措活佛感受最深。

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也是城市居民感到不幸福的重要原因。武汉大学黄永明的研究发现：每平方公里的地域内多排放一千克烟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下降0. 012分；每多排放一千克二氧化硫，居民主观幸福感下降0.002 分。

西南政法大学研究人员陈刚和李树研究还发现，如果样本城市的腐败水平上升一个标准差，国民幸福感将会因此下降4.05%，这需要GDP增长率上升6个百分点才能弥补。

科技在进步也在控制人类。注意力分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显著特点。

2004年，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信息学教授格洛里亚·马克（Gloria Mark）在两个美国的科技公司对那里的员工做了一千小时的观察。结果发现，办公室里的员工平均每11分钟就会被电话、电子邮件或同事打扰一次，而他们的注意力重新回到早先的任务上则需要25分钟之久。人们无法集中注意力，在该工作时，他们在无目的的浏览网页，在与人会谈时，他们在发短信，在家时，他们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看片段式的搞笑视频。这几年新型的一系列短视频软件无一不是让大众沉迷，注意力更加分散。

“当今世界快速发展会引起双重紧张，一是人和自然的关系的紧张，二是人和人的关系的紧张。高度紧张，又会造成双重焦虑，一是社会失范的焦虑，二是文明冲突的焦虑。”此前，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如此评论。

这些都没有包括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带来的巨大心理冲击和社会压力，多国公共卫生部门都出现了“新冠抑郁症”患者激增的情况。据韩国保健福祉部的消息称，“新冠抑郁”在全国广泛存在，今年2月到8月3日，有超过37.4万人在公立医疗机构因精神健康问题就医，这一数字已超过去年全年患有抑郁症或焦虑症的病人数量总和（约35.3万人）。

此外，联合国在2020年5月发布的关于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和精神卫生问题的政策简报称，COVID-19大流行表明，迫切需要在今后数月大幅度增加精神卫生服务投资，否则将会面对精神卫生问题明显加剧的风险。

“大流行疫情对民众精神卫生的影响已经令人非常担忧”，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说。“伴随社会隔离、对疾病传播的恐惧以及家人的亡故，收入和就业损失导致的焦虑，使局势更趋严重”。

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怀疑自己有抑郁情绪超过两周，或无法从低落的困境中爬出，并持续有抑郁症状，请告诉朋友和家人，并自己或在他们的陪同下寻求医生的帮助。具体的症状譬如：持续两周以上的心情低落、兴趣缺乏、快感缺失，甚至是有自杀的观念或行为；数周内大多数时间内的神经紧张、发抖、肌肉紧张、出汗、心悸、头晕、上腹不适等；长期相信表现的症状是由于至少一种严重的躯体疾病导致的，反复检查却未发现存在躯体问题。

如果你的朋友和家人出现了令你担心的迹象，请尽量保持冷静，并试图找到他/她出现这些状况的诱因。鼓励他们和亲人及值得信赖的朋友交谈遇到的困境。如果他们提出希望接受专业的医生诊断和心理咨询，请给与他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最后，如果觉得他们有伤害自己或他人的危险，请立即陪同前往医院或拨打110、120支持。

附世卫组织相关信息：

1.类型和症状

根据症状的数量和严重程度，可将抑郁发作分为轻度、中度或重度。

另一个关键区别是看抑郁症患者是否有躁狂发作史。这两类抑郁症都可以是慢性的（即延续较长时间），时有复发，尤其是在无治疗的情况下。

复发性抑郁症：该病症涉及反复性抑郁发作。在发作期，患者心情郁闷，丧失兴趣或享受感，且精力不足，连续两周以上乏力少动。许多抑郁症患者还会出现焦虑症状、睡眠和食欲紊乱，并可能会有负罪感或自我贬低、注意力不集中，甚至出现医学诊断无法解释的症状。

根据症状的数量和严重程度，可将抑郁发作分为轻度、中度或重度。轻度抑郁发作者继续从事日常工作和社会活动有一定难度，但也许不会完全丧失活动能力。

在重度抑郁发作期间，患者不太可能继续从事社会活动、工作或家务，即使从事这类活动，程度也有限。

双相情感障碍：这类抑郁症通常有躁狂期和抑郁期，在两者之间有情绪正常期。躁狂发作时，情绪亢奋或烦躁，过度活跃，急于表达，自尊心膨胀，睡眠需求减少。

2. 成因和预防

抑郁症是社会、心理和生理因素复杂的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在生活中遇有不利事件（失业、丧亲之痛、心理创伤）的人更易罹患抑郁症。抑郁症可导致更大的压力和功能障碍，影响患者的生活并加剧抑郁症状。

抑郁症与身体健康状况相互关联。例如，心血管疾病可导致抑郁症，反之亦然。

事实证明，开展预防规划可以减少抑郁症。社区可为预防抑郁症采取有效措施，包括在学校开展规划增强儿童和青少年积极思考的方式。针对有行为问题儿童的父母采取干预措施可以减轻父母的抑郁症状，并改善其子女的行为。开展老人体育运动规划也可有效预防抑郁症。

3. 诊断和治疗

对于中度和重度抑郁症已有有效治疗方法。卫生保健提供者可以提供心理治疗，如行为激活、认知行为疗法（CBT）和人际心理疗法（IPT），或者提供抗抑郁药，如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SSRIs类）和三环类抗抑郁药。卫生保健提供者应该牢记与抗抑郁药物有关的可能副作用、提供任何干预（在专业技术和/或治疗可及性方面）的能力以及个人喜好。可以考虑的不同心理治疗形式包括由专业人士和得到监督的普通治疗师提供的个人和/或集体面对面心理治疗。

心理社会治疗对轻度抑郁症也很有效。抗抑郁药可以有效治疗中度和重度抑郁症，但并非轻度抑郁症的一线治疗手段。它们不应被用于治疗儿童抑郁症，也不应是青少年的一线治疗手段。对青少年，应慎用抗抑郁药。

愿你我都更健康！

参考文献：

1.Maigeng Zhou, Haidong Wang, et al. (2019, 06). Mortality, morbidity, and risk factors in China and its provinces, 1990–2017: 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7.

2. https://www.cdc.gov/nchs/fastats/leading-causes-of-death.htm#

3. https://www.cdc.gov/nchs/products/databriefs/db355.htm

4.https://www.who.int/zh/news-room/fact-sheets/detail/the-top-10-causes-of-death

5.GBD 2017 Disease and Injury Incidence and Prevalence Collaborators. (2018).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incidence, prevalence, and years lived with disability for 354 diseases and injuries for 195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1990–2017: 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7. The Lancet.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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