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的奢侈品都是谁在买？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 （ID：lixiangguo2013），作者：卜正民，原文标题：《到底是谁在买奢侈品啊？》，题图来源：《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

大厂裁员、就业难、物价上涨，在全球范围内，很多人或多或少都感觉到了这些经济下行的危险信号，决定改变生存策略，更精打细算的生活。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在全球经济疲软的大环境下，始终有一项指标逆风而行——奢侈品销售额。

近年来奢侈品不断涨价，却一直越卖越好，这一现象一方面揭开了当下贫富差距扩大和消费主义热潮的真实面目，一方面也确实让大多数人感到迷茫，到底是谁在买奢侈品啊？为什么他们需要奢侈品？

其实，对奢侈品的追捧并不独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它由来已久，比如在五百年前的明朝，人们也狂热地追逐着奢侈品。

明朝人不光爱买奢侈品，还颇有讲究地赏玩、收藏。要是谁赏玩或者收藏的方式不对，还会被人嘲笑。

在《纵乐的困惑》这本书中，作者卜正民详细地介绍了明朝的商业活动。他把明朝按照冬、春、夏、秋四季的形式来讲述王朝的历史。除了代表着晚明覆灭衰落的秋季以外，在静谧的冬季、喧闹的春季和燥热的盛夏里，都可以看见明朝人购买奢侈品的“消费记录”。

（本文内容整理自《纵乐的困惑》）

静谧的冬：萌芽（1368～1450年）

在明朝初期，洪武皇帝，也就是朱元璋，主张“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1381年，他下令禁止商人穿用丝绸。目的是为了限制商人在公共场合显示财富，抑制商人的社会力量。“士、农、工、商”，商人处在“四民”的最底层。

那时候，富有的商人只能在家穿用丝绸，出门时换掉或者在外面再罩上一件别的衣服。士绅阶层对于商人很是鄙视，连看也不看他们一眼。

到了永乐时期（1403～1424），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京杭大运河将南京、苏州和北京相连。位于运河主干道上的苏州成为了地区性商贸中心。

那个时候，城市中服务于士族消费的市场中，会售卖有钱人所需的昂贵物品，如高档家具、高级丝绸、妇女用的装饰品，甚至还有西伯利亚进口的黄桦皮制作的剑鞘。

皇室是精湛手工制品的最大消费者。苏州来的丝绸、杭州来的刺绣、福建来的西山纸、江西来的景德镇瓷器等等，宫廷的需求刺激了这些奢侈品的生产制作，还创造出一批新样式，引得一些追逐社会地位的有钱人纷纷效仿购买。

奢侈品的另一个“大客户”是士绅阶层。他们主要热衷于购买古董：古青铜器、古字画、古代金属制品、瓷器、漆器。越古老的东西，其文化价值就越高。

在《格古要论》一书中记载，当时的奢侈品市场，也存在一些乱象。一些不那么值钱的商品，只要加以“起名的艺术”，就能增加销路。比如，古董商人会将极普通的霍器称为“新定器”。因为定瓷很名贵，而霍器则毫无名气。

凡是卖得好的商品，都会出现仿品。明初最精美的镂花红漆器来自云南大理。但别处的生产者仿造得极为成功，使得仿品在南京市场上极为畅销。

“山寨货”也同样横行于明初的奢侈品市场。因为市场上流通的很多奢侈品都是用中亚进口的原材料制作的，投机取巧的商家便偷偷地用国内的便宜原材料替代。比如，当时流行的钢制器物是用比白银还贵的国外进口优质钢制作的。部分商家会用甘肃的定西钢来替代优质钢来制造锋利的刀刃，成本一下子减少了好几倍。

为了避免买到“A货”，当时的上层人士也想了许多办法。假如你想得到一件上漆嵌螺钿家具，最好亲自监视工匠在自己家里做。这样才能确保货真价实，不至于因为买到假货，而损害自己的社会地位。

对于明初一些新富起来的“New Money”来说，学习如何购买和收藏奢侈品非常重要。因为这可以帮助他们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文化地位，进而提升他们的社会等级。士绅的身份范围扩大了，除了一些出生在士绅家庭中的人以外，其他人也可以通过购买和赏玩奢侈品来找到获取士绅身份的门径。

喧闹的春：变化（1450～1550年）

到了明代中叶，商业活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以徽州商人为代表的部分商人群体攀登到了财富的顶端。为了成功地经营生意，他们非常善于结交地方官员，努力打进上层文化圈子，而有些士绅也接纳了他们。商人和士绅两个阶层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

商业把越来越多的货品种类带入到士绅的圈子里。士绅们愉快地将这些货品吸纳到他们鉴赏精致物品的文化消遣活动之中。昂贵商品的范畴也从传统的古玩扩大到稀有植物和外来食品等。

在1530年张岳编纂的《惠安县志》中，有一张相当精彩的土产列表。最佳的荔枝要产于枫亭和泉州南部之间的地区。

在惠安县无处不在的荔枝，可能会为那些大量生产的人带来利润，然而它既普通又便宜，故无文化上的声望。这种审美习惯把惠安置于不利的地位，因为它几乎没有什么是最好的，而很多所谓好的东西原先也来自其他地方。

于是，一位惠安的士绅不会想被人看到自已吃的是普通的荔枝，仿佛平民一样。出于这个缘故，张氏告诉有教养的读者，哪六种荔枝会更受士绅青睐。他指出，只有少数品种是在惠安栽植的。其他品种当然要通过 商业交易网络从别处买入。这些荔枝的稀有性与精英分子的需求结合了起来，其经济与文化价值也以同样的方式糅合在了一起。

龙眼必须分为大小三种：“大者名龙眼，其次名人眼，小者名鬼眼”，不能统一称为龙眼。

最佳的柑橘要产于漳州以南。柚子因为在古籍经典中没有被记载，所以不能够享有高雅的文化内涵。只有食用最佳产地、最佳风味的水果，才符合士绅高雅的身份。

如何鉴赏植物，在精英文化圈子里同样重要。惠安有四种不同的桃树，在6月到9月的不同时间开花。这对于家有园林需要布置的士绅们来说，是必须学习了解的。而家中园林是该选用桃树，还是梅树，也是颇有讲究、值得争论。

稀有植物要少量生产，避免降低文化价值。在分辨梅树好坏的同时，也把社会中的上等人与其他人区分开来。

明代中叶的最后二十年，踏入16世纪的中期，上层士绅和底层商人之间的界线开始松动了。这是徽商们喜闻乐见的，但也是一些士大夫们所无法接受的。士大夫们感到这个时代越来越离经叛道了，开始怀念以前“四民”有序的时光。“风俗美恶迭相因胜，大概今不如古。”

人们普遍认为，明朝中叶的衰落发生在正德年代（1506～1521年）。当酗酒的正德皇帝在二十九岁驾崩后，人们纷纷责怪起正德的统治来。嘉靖朝初年的官员们，皆认为前朝时期，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传统开始腐败，冲突和追逐名利最终破坏了四民分工。

自正德年代开始，社会地位的基础已被经济基础所取代，因为惹人注目的消费夺去了温文尔雅的光泽。

燥热的夏：名利追逐赛（1550～1642年）

当历史跨入16世纪后半叶的门槛时，许多人感觉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旧的道德观念变得遥远陌生了，一场名利追逐赛在富商和士绅们之间展开。

富商们抛洒重金，不停地买买买，以进入精英文化圈层，提升社会地位。对此感到不安的士绅们，为了维护固有圈层的稳定，以各种方法排斥着新来的人。

剧本中的一张考究的花梨木折叠椅，向读者显示着这位士绅的财富和地位。（《紫箫记》）

商人们花大价钱购买了奢侈品，却因不会品鉴和使用，遭到士绅们的嘲笑。出身于书香世家的才子张岱记录过一个关于花瓶的故事。这个花瓶本为张家所有，一个能言会道的古董商人诱使他的家人以一百两银子卖掉了。

后来，这个花瓶流入了一个歙县商人的手中，被摆在了祠堂的供桌上。而青铜器是不能被摆放在供桌上的。张岱在这个故事中取笑了这位商人的荒唐举止。

这个商人距离精英阶层太遥远了，不可能知道如何摆置古董字画，这显示出他在社会阶梯上的攀爬达到了多么荒唐可笑的地步。

商人们为了增强鉴赏品位，需要购买一些“奢侈品鉴赏手册”。这些手册的作者大部分是一些文人学者。他们会在书中告诉读者：收集什么？什么时候向人展示？怎样展示？其鉴赏价值何在？如何鉴别其质量的优劣？换句话说就是，怎样使自己的行为举止看上去优雅。

一位福建的插图作者为没有门径进入士绅社会的读者描绘了士绅们的追求：左上角是收藏书籍，右上角是弹奏古琴，左下角是鉴赏名画，右下角是下棋。

大画家董其昌在一本艺术和物品鉴赏手册里写到：“展玩书画有五不可，谓：灯下、雨天、酒后、俗子、妇人也。”他的建议不光涉及简单的收藏问题，还包括了指导士绅生活中社会交往的准则——在这种生活中，女性是被明确排除在外的。

与此同时，明朝前期时国家对不同阶层规定穿不同服饰的禁令已经完全被打破。不论是士绅还是平民，都同样地穿用他们喜欢穿戴的奢华服饰。

从底层爬上来的、新富起来的商人们，不停地追求时尚。他们花大量的金钱去购买穿戴品，来证明自己的上层社会地位和品位。

对此感到不安的士绅们，不断地修改审美规则、界定时尚品味，企图将这些新来的“土豪”拒之门外。

这种对新时尚的无休止的追逐，否认一切事物既有形式的永久价值，最后让人麻木，不管是衣服还是鞋子，帽子还是饰品，家具还是食品，抑或是价值还是信仰。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 （ID：lixiangguo2013），作者：卜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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