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来人往攀枝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 (ID:eeo-com-cn),作者:张英,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7月25日,36岁的山勇才抱着刚满月的幼女在医院办出生医学证明,准备去申请育儿补贴。
山勇才是四川攀枝花市盐边县红果乡彝族人,在现在的攀枝花,山勇才夫妇是政策鼓励的对象,他们生了3个娃,按照当地的补贴措施,可以每个月领取500元的育儿补贴。
他们生产所在的盐边县人民医院,最近一年接生孩子的数量仅为150个左右,绝大部分是一胎。七八年前二胎政策刚放开时这家医院每年接生孩子600个~700个,当时很多“70后”抢生二胎。
2021年5月底全国开放了三孩政策,但在攀枝花当地政策效果不明显。
“这两年我们接生的二三胎越来越少,总新生儿数量也持续减少。”盐边县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秦先芬告诉经济观察报,据她了解全市妇产科都呈现同样的趋势,预计2023年出生人口将继续下跌,按照目前的孕妇建档数推算今年全市出生人口或降至7000人以下。
攀枝花的主政者显然看到了严峻的人口形势,在2021年6月,该市成为中国国内率先推出育儿补贴的城市。
短期数据还看不出激励政策明显效果,人口下降趋势并未改变。2022年攀枝花全市出生人口7629人,同比下降9.52%。
作为西部最大的钢铁城,攀枝花本是一座由移民建造的城市,建城50多年后,它面临所有资源型城市共同的资源萎缩问题,也处在钢铁、煤炭去产能的第一线。过去由优势产业集聚人口的能力不断减弱。
如何吸引更多人口为这座城市的未来蓄能,成为地方政府关注的重大问题。
一、造城
朱凤才还记得1972年刚到攀枝花时的场景:夜晚到达渡口大桥时,对面山坡上灯火通明,一派繁荣景象。天一亮,才发现全是依荒山而建的简陋席棚子。
这些席棚子是移民所建,人们响应“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
攀枝花地处横断山脉群山沟壑之中,雅砻江和金沙江在此汇聚,地势险峻、谷底干热,本不适于居住,在1964年之前,这里只有“七户人家一棵树”。
被确立为三线建设重镇后,攀枝花人口飞速膨胀,20年间,净迁入人口35万。移民们被调入攀钢集团、十九冶、攀煤集团等多家国有大型企业。朱凤才的妻子和四个孩子都跟着他来到了攀枝花定居。
朱凤才出生在1934年,辽宁鞍山人,原为鞍钢职工,到攀枝花支援建设时已经38岁,也是在他来到攀枝花的这一年,国务院正式提出了“实行计划生育”。
对于已有4个孩子的朱凤才而言,计划生育带给自身的影响并不大,不过他记得在到达攀枝花前,他曾在西昌一农户家中住过一段时间,几年后当他再回到这户人家时,发现他们的房子已经被扒掉了,原因是超生了第三个孩子。朱凤才所在的攀钢集团,人口自然增长率也从1973年的15.36%下降至1980年的8.78%。
朱凤才的4个孩子成年后都进入攀钢集团上班,孩子们成婚后均严格按照计划生育规定只生育了1个孩子。在攀枝花,许多家庭的情况都与朱凤才家相似。
现在,朱凤才这样的“攀一代”步入老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攀枝花60岁以上人口23.9万人,老龄化率达到19.76%,逼近中度老龄化门槛。
“攀一代”虽是外地人,不过年老后返回原籍的并不多。朱凤才曾有几个原鞍钢同事回到了辽宁鞍山,回乡后都不幸很快离世,消息传开,老人们得出结论“年老的身体已经不适应故乡气候”。
“攀二代”则是这个城市的中流砥柱,出生在或者很小就到了攀枝花,与这座城市同步成长,在年轻时就进入父母单位接班,是成家后严格执行计划生育的一代人。他们大多常年居住在攀枝花,不过当问到他们老去时的选择,许多人会回答将随子女。
二、萎缩
攀枝花人口的萎缩是从“攀三代”开始。他们是“80后”“90后”,属于独生子女时代,当他们成年后,绝大部分去到了成都等大城市求学、工作。
朱凤才成年的孙辈都在外地,今年成婚的29岁外孙女明确告诉他现在不考虑生孩子,在成都买房的首付已花去了双方家庭100万元,小夫妻俩还得还剩下的100万房贷,经济压力过大。
一位在市税务局工作的“攀三代”提到,高中同学中包括他在内只有3个人留在了攀枝花。
他们的离开或许可以在户籍人口数据变动上有所显现,过去十年攀枝花户籍人口减少了4.95万,降幅4.43%。
在攀枝花城区里,西区是人口萎缩最明显的区域。过去十年西区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均减少了3万多人。
西区曾是攀枝花工业发展的能源引擎,攀煤集团所在地,为攀钢集团提供煤炭资源。上世纪90年代,西区成为四川省级个体私营经济试验区,不少民营煤矿涌现出来,大批煤矿老板和挖煤工人集聚。道路两旁人潮涌动,学校里每个年级都招收了10多个班的学生。
服务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宁建平从盐边农村来到这里开了一家羊肉米线店,他回忆在前十多年里,店里每天要售出两百多斤米线。
西区的繁荣持续至2013年左右。
2012年8月,西区发生了一起导致重大人员伤亡的瓦斯爆炸,民营煤矿开始被集中整顿,民营企业陆续放弃投资。刘庆渝对这一现象感受很深,因大量客户离开攀枝花,她的酒窖倒闭了。
2016年,对煤矿的整改延伸至国企领域。攀枝花市政府响应国家政策,下发《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提质增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方案》,提出要着力化解钢铁、煤炭过剩产能。
攀煤集团随即开始改革,大批工人买断工龄下岗。“攀二代”李风就是其中之一,2016年他的月工资只有一千元左右,他和妻子决定买断工龄。也正是这一年,全国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李风妻子感到“政策来得太晚”,当时她已经40岁,不可能考虑生育二孩。
如今李风和妻子在西区农贸市场经营水果生意,而同批下岗的部分同事选择了离开。因去产能而离开攀枝花的人群没有具体数字,但确有一定规模。2017年2月,攀枝花市政协某学习活动组曾提了一份名为《国企改革政府应及时跟进避免出现“离攀潮”》的提案。
随着本区域人口大量流出,宁建平的生意逐渐惨淡,现在每天只能售出二十斤米线。
攀煤医院也变得门可罗雀,妇产科和儿科都仅剩一位医生,7月24日这一天儿科就诊患儿数为零。西区最大的医院——攀枝花第二人民医院24日当天妇产科病房内只有两名产妇。
三、补救
2016年开始的去产能行动带来的人口流失叠加“攀三代”离攀现象,让关心攀枝花城市发展的人开始思考一座资源型城市的未来。
2018年攀枝花市统计局官网发布了一篇名为“攀枝花市人口集聚能力比较分析与相关建议”的文章,这是目前能查到的攀枝花市官方较早“忧虑”人口增长潜力的公开文章。
该文提到,自2012年~2017年5年中常住人口仅增加了0.28万人,年均增长率为0.06%,与周边省内外市州相比,攀枝花无论在人口规模还是近5年平均增长率均处于最低水平。
该文认为,攀枝花处于产业升级动能转换进程中,易受环境保护、淘汰落后产能政策影响,产业对人口集聚能力有限。
2018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的第三年。这一年攀枝花出生人口同比下降6.87%。
2019年继续下跌,跌幅扩大至10.99%。
到了2020年,攀枝花人并没有因为疫情宅在家生孩子,出生人口跌幅是11.94%。新生儿数量比全面二孩政策前的2015年还少了16.4%。
2021年,攀枝花市在全国率先决定补贴二孩及以上家庭。
2021年6月12日,在全国放开三孩的十多天后,攀枝花市就出台了《关于促进人力资源聚集的十六条政策措施》,决定给6月12日后出生的二孩及以上本地户籍家庭每月发放5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3岁。
攀枝花市副市长许军峰曾公开表示,攀枝花出台育儿补贴政策是在贯彻执行国家政策的同时,结合了攀枝花财力状况、让三线建设者共享城市发展成果、回应群众养育成本较高呼声等因素下出台的。
据《攀枝花日报》2023年初报道,2021年攀枝花市兑现符合条件的650名新生儿育儿补贴金95万元,预计2022年享受育儿补贴金的家庭超过2000户,兑现育儿补贴金约1000万元。
除了育儿补贴外,攀枝花市还提出,对在本市乡镇卫生院及以上医疗保健机构分娩的攀枝花户籍产妇,提供住院分娩免费服务,符合医保报销外的资金纳入市级财政预算。在用人单位、产业园区等单独或联合设置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为职工提供福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
在直接的人口政策之外,攀枝花谋求产业转型,先后提出要打造阳光康养产业、千亿级钒钛产业,希望借此吸引更多人口集聚在攀枝花。
四、成果
对每月能领取500元育儿补贴的山勇才家来说,确实减轻了育儿负担。山勇才家海拔较高,能种的经济作物有限,每年依靠核桃和花椒可收入1万~2.5万元。
山勇才妻子说,孩子的花销主要用于买奶粉和衣服,因主要吃母乳,买奶粉不多,一个月一个孩子总花销400多元。
不过,育儿补贴并非山勇才家决定生育三胎的原因。在有幼女之前,他俩育有两个男孩,希望儿女双全是山勇才夫妇决定生三胎的原因。
刚生下二胎的侯银林说,相比于父母,她的生育和养育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她的父母曾为了生育一个男孩四处躲计生干部,一共生育了4个女孩,第4个孩子到10多岁才成功上户。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也并不十分重视,侯银林自己仅念至初中毕业就不再上学了。
侯银林夫妇对孩子期望很高,借款进城买房,就是希望能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成长环境。现在一孩两岁多,在城里生活每个月要花销近2000元。侯银林夫妻俩都是“90后”,在工厂内打工获取收入,年收入约10万元,在归还购房欠款外,养育两个孩子的负担已经很重,他们认为500元补贴能起到的作用很小。
对于攀枝花城区家庭,育儿补贴效果更难显现。一位年收入18万元左右的政府中层干部直言,没有二胎意愿。他认为如果家庭年收入达到30万才可以生二胎,50万元可以考虑生三胎。攀枝花市2022年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是50009元。
2022年是攀枝花育儿补贴政策实施后第一年,该年出生人口7629人,同比下降9.52%。对此,攀枝花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对经济观察报表示,育儿补贴政策实施时间较短,政策效果还难以显现。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杨成钢多次前往攀枝花调研,他认为攀枝花育儿补贴政策值得肯定,尽管相比于高企的育儿成本,3年1.8万的补贴杯水车薪,但应该看到影响人口的因素是多样的,“比如过去几年正处于新冠疫情期间,对人们的婚姻生育活动有直接影响”。
杨成钢表示,目前各地出台的生育支持政策还比较碎片化,未来应该更加系统化,从生殖健康、生育补贴、女性就业保障、托育产业发展、税收及住房贷款优惠等多方面着力。
对于攀枝花这样的资源型城市,除了出台积极的生育支持政策外,杨成钢认为当务之急是积极进行产业升级换代,由依靠资源和劳动力数量的投入向依赖技术和人口质量转型。
近年来,攀枝花出台了吸引先进技术人才落户攀枝花的政策,比如在《关于促进人力资源聚集的十六条政策措施》中提到,对创新创业领军型人才(团队),给予50万~200万元人才专项种子资金支持。刘禹明是攀枝花引进的海绵钛产业高级技术人才,他所在企业目前已在攀枝花投资了近6亿元人民币,如果顺利开工可以吸收至少500人就业。
(文中李风、宁建平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 (ID:eeo-com-cn),作者: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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