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风雨中的从容
1974年初冬的一天,25岁的江苏下乡插队青年莫砺锋偶然路过镇江金山寺。进门一看,吓了一跳,迎面挂着一幅大标语,写着“彻底揭开反革命两面派——苏轼的画皮”。看旁边的大字报,才明白是批判苏轼在北宋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新旧党争中,一会儿倒向这边,一会儿倒向那边。
不久前我在无锡江阴主持“传习江南——书院文化交流大会”时,见到了莫砺锋先生。他是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听完演讲,我意犹未尽,又搜了他的很多文章,也买了他的《漫话东坡》一书,一边看,一边感受他对苏东坡一生的概括——“风雨人生中从容前行的足迹”。
莫教授评论说,在王安石变法中,苏东坡通达平正,不伪善,不投机,不是宰相怎么说他就怎么跟,而是从事实出发,从于国有利的角度出发,尽管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那天的文化交流大会,整整一天,几百名商界人士却听到了最后。下午莫先生讲完,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林乾教授讲曾国藩的用人,同样反响热烈。
这么多商界中人听苏东坡、曾国藩,也许是因为风雨已来,大家都想从他们身上汲取一些力量。我也结合对莫教授文章的学习,借花献佛,把一些感受分享给大家。
不人云亦云,守住我心
人是环境的产物,但人生不是只有随波逐流当浮萍一条路。苏东坡一直守住了自己的心。
自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起,新党领袖王安石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大刀阔斧,激进变法,励精图治。因反对者众,他采取了一种手段,反对新法的贬逐,支持新法的提拔。
苏东坡属旧党,他坚决反对,认为新法推出得太草率,没有好好加以论证就执行,对民间扰乱很大。他因此得罪了宋神宗,被调离朝廷,做了杭州通判,相当于副职。此时他如不再对新法说三道四,也就太平无事。但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职期间,他看到新法带来的许多弊端,愈发抵制,就写了一些诗词表达意见。
元丰二年(1079年),苏东坡被调到湖州做知州,给神宗皇帝写了《湖州谢上表》。虽是答谢,却有“知其(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等“影射”之语,被一批新党官员抓住,对他弹劾。此时王安石已被罢相,实际是神宗皇帝本人在主导变法,神宗收到弹劾,也被触怒。苏东坡遂被抓回汴京,关进大牢130多天,险些丧命,最终免于一死,被贬谪到黄州。
神宗去世后,旧党领袖司马光东山再起,苏东坡被召回,还升了官。司马光急于恢复旧法,说要在一年内把新法全部废掉。这时苏东坡又站了出来,和私谊甚佳的司马光争论,认为新法中有的条例还是合理的,且已实行数年,百姓也已习惯,若一年内就全废,会引起社会震荡。
司马光是君子,并未因为苏东坡的反对就加罪,但一年后,司马光去世,其亲信下属视苏东坡为“眼中钉”,再将他排挤出朝廷。
苏东坡22岁中进士,66岁去世,在朝廷只呆了8年零11个月。一方面,这是因为北宋规定地方官任期不得超过三年,所以他不停地调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三度被贬,在黄州、惠州、儋州度过了十年时间。
倘若在新旧党争中只唯上,人云亦云,苏东坡无论如何不会“两头不讨好”,但他宁可不讨好,也不愿失去自我和本心。
苏东坡能守住内心,和母亲程夫人早年对他的价值观教育应该分不开。程夫人注重教育,在他年少时曾和他一起读《后汉书》,其中有一篇《范滂传》。范滂因为反对东汉宦官专政,被朝廷逮捕,执行死刑。他被捕临出门时告别母亲,范母大义凛然,赞成儿子的做法。程夫人读到这里很感动,当时只有十岁的东坡在旁边问,假如他将来要做范滂,母亲同意不同意?程夫人说,你要能做范滂,我为什么不能做范母?
不自暴自弃,旷达坚韧
在无辜的遭遇下,苏东坡并非没有想到过放弃。公元1079年7月29日晚,他在从湖州被押往汴京,官船行至太湖时,就有过纵身一跃、了此一生的念头。
之所以没有跳下去,一是被严加看管,没有跳窗的机会,更是因为想到了同朝为官的弟弟,兄弟俩相约将来告老回乡后一起过田园生活。
公元1101年,苏轼在常州去世。去世前两个月,他到金山寺,寺里的和尚拿出一幅他的肖像画,请他在上面题诗。他写了四句六言诗,后两句是“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地方都是他被流放的地方,45岁被贬到湖北黄州,59岁被贬到广东惠州,62岁流放到海南岛儋州。
北宋时,官员成为犯官,不仅政治上没有出路,经济上也会陷入困境。因为犯官不发官薪,朝廷只给一份微薄的生活费。到黄州时,苏东坡一家几代加上书童、丫鬟等,有20多口,生活费根本不够,所以他第二年就开荒种地,养家糊口。黄州官府把城东山坡上一块50亩的荒地借给他种,地名叫东坡,所以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号,“东坡居士”。他在东坡上盖了几间房,种大麦,种水稻。有一次途中遇雨,写下了“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定风波》。
风雨中的淡然和坚持,让苏东坡把三个人生低谷都变成了高地。在黄州,他的书法大有长进,写了很多词,包括《念奴娇·大江东去》。在儋州,他写了研究《易经》《论语》《尚书》的三部学术著作,他曾说,有这三本稿子,即觉此生不虚过。
旷达背后其实是坚韧和对自己的相信。流放中有朋友写信安慰他,他回信,干嘛悲悲切切来安慰我,我们这样的人对自己的道德是充满自信的,认定在政治上的见解是正义的,为国家提意见是对的。他62岁被贬到儋州,朝中的政敌希望他在那里郁闷而死,但他随遇而安,65岁又复归了。
苏东坡有一种四海为家的襟怀,不管在哪里都能过好一个家。他到杭州,作诗说“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他在黄州,写信说“某谪居既久,安土忘怀,一如本是黄州人,元不出仕而已”。他在惠州,作诗说“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他离开儋州北归时,作诗说,“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不碌碌无为,做有建设性的事
苏东坡在地方官的任上,总是想方设法做有建设性的事情,造福百姓,也深得百姓热爱。
他到江苏徐州任职不久,就遇到黄河泛滥。当时洪水离城墙顶端不到一尺,他立即指挥全城人民把城墙修好,又让大家在城墙里筑了一条堤坝,从里面托住城墙,免得洪水把城墙压垮。他在城墙上搭了一个帐篷,晚上就住帐篷。由于洪水一连几十天不退,他走到禁军驻军的营地请求支援。按规定,禁军只有朝廷下命令才能调动,但禁军首领看到他浑身泥浆,满面憔悴,决定参与抗洪,终于转危为安,保城成功。第二年,虽然没有洪水,他仍动员大家加固堤防,修堤岸,以备后患。
苏东坡被贬到惠州时,路过广州,发现百姓都喝珠江水,珠江在南海,涨潮时有倒灌,又苦又咸。他就给广州知州写信,说城外不到20里地方的半山腰有泉水,流量很大,都流失了,应该用大的毛竹管一根一根接起来,把泉水引到广州,给老百姓作为饮用水。他还建议,要在前面细的毛竹管这头先缠上一层麻丝,再在麻丝上涂层漆,然后再插进去,以防渗漏。在第二封信中,他又提醒,过段时间泉水会有沙泥,堵塞了管子,所以要在每一根毛竹管上钻一个绿豆大小的小眼,用竹钉插住,到时候拔掉小眼,就可以判断是哪里堵了,换那根竹管就可以了。
苏东坡两任杭州时为老百姓做了很多事,带领百姓治理生态,疏浚西湖,利用浚挖的淤泥构筑了苏堤,“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政声多在道途间。一些百姓在家里挂上他的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回报他为百姓所谋之利。
苏公堤,东坡寺,东坡楼,东坡亭,各地以东坡命名的建筑,就是对他最好的评价。人们希望永远和这样的人在一起。
不仰仗聪明,一生下苦功
苏东坡才华盖世,诗词文赋、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宋神宗评价李白时,曾说“白有轼之才,无轼之学”,即李白有苏东坡的才气,却没有他的好学、博学,可见对他推崇备至。
但苏东坡的勤奋往往被忽略。他晚年对弟子说,我年轻时开始读书,每读一部经典一定从头抄到尾。他到黄州后,有人去他家看他,发现他正在抄《汉书》,并说这是第三遍抄。第一遍用楷书抄,第二遍用行书抄,一边抄,一边练字。
君子以自强不息。苏东坡在《晁错论》中写到,“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他赞赏大禹治水,“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于成功”。
苏东坡一生都在学习,思考,不虚度光阴。去世两个月前,他还请友人程之元代购毛笔100支、纸张2000幅。如能多活几年,不知还能创出多少作品。纵观他40多年的创作生涯,写了4800多篇文、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数量居北宋文学家之冠,可见生产力是多么旺盛。
苏东坡晚年从海南北归途中,曾遇到一叶扁舟搁浅在沙滩上的场景。四周都是湍急的江水,别人惊惶失措,他却神色自若,在倾斜的船舱中写字。与其困着无所事事,不如抓紧时机写字,也不要浪费时间。
不高高在上,平易近人
苏东坡有德有才,立功立言,脾气却很平易,一直以善良的眼光去看别人,丝毫不歧视位置比他低的人。他说“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自己“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注:卑田院是乞丐收容所)。
他第二次到杭州做知州时,在州府衙门审理一个民事案件。由于被告实在还不上钱债,他就亲自帮忙,在扇子上写字、画画,卖掉换钱,帮被告还债。
因为为人善良,交游遍天下,即使被贬到某地,地方长官也往往对他照顾有加。他在黄州遇到的三任知州,在惠州遇到的两任知州,对他都很友善。在海南,当他被前来督察的使臣逐出驿馆,不得不在桄榔林中建屋安身时,昌化军军使张中甚至不顾上面的意旨,亲自帮他挖泥运土,因此被朝廷追究。
苏东坡身为朝中大臣或地方长官时,百姓并不容易接近。但落难被贬民间后,则结交了不少平民百姓。他在黄州时,“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老百姓也同情爱护和帮助他。他开荒种麦,毫无经验,农人热情地传授秘诀。他的平民朋友中有开小酒店的,卖药的,他和他们经常来往,一起游玩,有时住到别人家里,一住就是几天。
他写过一首诗,“江城白酒三杯酽(yàn),野老苍颜一笑温。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借此告诉远方的故人:我在这儿与朋友们相处得非常愉快,你们不用再设法让我离开黄州重返朝廷了。
苏东坡在黄州修建雪堂,在惠州建造新居,在儋州搭建茅屋,都有百姓自告奋勇来帮忙。他在儋州的集市上遇到过一个进城卖柴的黎族山民,两人语言不通,竟也攀谈起来。山民又是叹息又是挥手,临别前把卖柴换得的一块木棉布赠给他,说今年海风寒冷,让他做件衣服御寒。
不冷漠度日,对生活充满热爱
苏东坡有过锦衣玉食的朝堂生活,但也能从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中,从简朴乃至艰苦的生活中,创造乐趣,自得其乐。
黄州的猪肉特别便宜,他天天买一点来做,成就了一道千古名菜。普普通通的鲫鱼、鲤鱼,他也能做出“东坡鱼羹”的好味道。他爱各地的水果,一到岭南就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在惠州时,他写信给弟弟,介绍他发明的一道佳肴:“惠州市井寥落,然犹日杀一羊。不敢与仕者争买,时嘱屠者,买其脊骨耳。骨间亦有微肉,熟煮热漉出,渍酒中,点薄盐,炙微焦食之。终日抉剔,得铢两于肯綮(qìng)之间,意甚喜之,如食蟹螯。”
大意是,惠州的市场每天只杀一只羊,好部位都被官员买走,他只能买点剩下的骨架,骨缝里有点残肉,但把残肉切下来,粘上盐,稍微烤一烤,烤焦后再吃,像螃蟹一样美味。
苏东坡在饮食上随遇而安,爱尝鲜,不忌口。他在海南岛第一次吃蠔,说味道太美了。他原本怕腥,但努力适应那些闻所未闻的海产,并吃出美味来。他专门写了一篇短文写吃蠔的经历,“剖之,肉与浆入水,与酒并煮,食之甚美,未始有也”。相比之下,同为被贬之人,唐代的韩愈南贬潮州时,只是勉强食用了蠔、蛤后,就完全不能接受那种“腥臊”之味。
在人间超越命运的无常
“即使在困境中,他依然用自己的文化优势去普及知识、发展教育,让人生焕发出正面的意义。他用自己的人生经历诠释了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正能量,这种乐观与坚韧流传至今。每个人都能从他的生平和著作中汲取到跨越时空的精神鼓励,获得人生启发。”莫教授如此诠释苏东坡的现代意义。
“领导力之父”沃伦·本尼斯说,“逆境是锻造领导者的熔炉,就像风吹雨打塑造了山形一样,问题造就了领导者”。他认为,成为领导者的人,并不是具备一系列的天生特质,而是持续一生自我探索的结果。
苏东坡的一生也是自我探索的一生。他追求精神的价值,但并未到空门求解,他认定“仙山与佛国,终恐无是处”,“何似在人间!”他就要在人间,超越命运无常的安排,活得有滋有味,有品有格,有声有色。
苏东坡在黄州时写的一封信中说:“平生为道,专以待外物之变。”他的内心好像已经储备了力量,应对外来的变化。在当下的各种风雨中,他的这些力量,我辈虽不能及,也能见贤思齐,有所汲取吧。
本文引用了莫砾锋教授相关论文中的一些素材和研究成果,特此鸣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秦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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