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张忠谋：一位半导体教父的摇摆人生

张忠谋今年92岁，在很多媒体的笔下，他像一个29岁的年轻人一样，冲动、情绪化、口无遮拦。 

中文社交平台上广为流传的两个段子，一个是张忠谋公开贬低大陆，称“大陆再多的钱也做不出高端芯片，别白费力气了！”为此，比亚迪创始人王传福还隔空回怼：“芯片是人造的，不是神造的。” 

同这个段子相比，另一个故事则多少显得有些“人格分裂”，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当被问及如何看待美国对中国企业获取尖端半导体技术的禁令时，张忠谋表示，这些政策不会切断大陆公司获得尖端半导体技术的渠道，只会让美国公司失去业务，“大陆将找到反击方法”。 

看起来，要想从这些大相径庭的观点里，拼凑出张忠谋的完整态度，委实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

过去的九十多年里，类似的场景还发生过很多次，搜索引擎也热衷于为世人呈现一个“自相矛盾”的张忠谋： 

他出生于中国宁波，却一直以美国身份为荣，对美国的工作经历和文化念念不忘；他曾经在美国半导体行业享有盛誉，却甘愿返回一穷二白的中国台湾，从零开始奉献一生，他早年离开大陆，又在耄耋之年频频向大陆抛出橄榄枝……

受限于半导体和芯片制造业务的迟滞发展，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大陆媒体对于张忠谋和台积电这样处于芯片产业中游分工中的形象，一直关注甚少，许多人往往更熟悉那些半导体行业终端活跃的形象，例如苹果的蒂姆·库克、华为的任正非、英伟达的黄仁勋、以及三星的前掌门李健熙。 

人们通过连篇累牍的报道和讲话来认识这些赫赫有名的半导体巨擘，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张忠谋和这一批人，其实并不属于一个时代。上述这些声誉卓著的企业家里，已故的李健熙最为年长，但他比张忠谋也小了11岁，而最年轻的黄仁勋，则比前者晚出生32年。 

如果要为92岁的张忠谋寻找一些同龄人的话，那这份名单里，你会见到亨利·基辛格、伊丽莎白女王、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被众多媒体吐槽“老态龙钟”的美国现任总统约瑟夫·拜登排在这份榜单的末尾，在年轻的张忠谋远渡重洋去往哈佛求学的那一年，7岁的拜登正在圣保罗小学开始他的第一个学年。 

从这个角度来说，单凭只言片语和公开报道中的几次表态，或许无法还原出一个完整的张忠谋，尽管许多碎片化的镜头都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态度不定的“摇摆者”形象，但不应该忽视的是，92岁的张忠谋所经历过的时代，本就是一个由“偶然”和“变化”所拼凑，充满了急转的洪流的时代。 

 而在这个过程中，正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的那样： 

“历史总是摇摆不定，人们要做的，是从摇摆中寻找真相。” 

身份的摇摆：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而在关于张忠谋的故事里，就有这样一条前置性的真相： 

尽管出生在中国宁波，后半生常年工作于中国台湾，有着黄皮肤和黑色瞳孔，但张忠谋依然是一个“美国人”，他有着美国式的文化认同，美国式的工作、生活习惯，和美国式的商业、人生观念。 

在公开场合接受采访时，他不止一次提到过，“美国人”是自己眼中最重要的身份标签： 

“自从我来到美国并于 1962 年入籍以来，我的身份一直是美国人，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这个事实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张忠谋在地缘政治之间的“身份摇摆”。

在有关半导体制造业历史的很多书籍里，张忠谋的个人倾向，都时常被拿来同另一位“前同事”——中芯国际的创办者张汝京相对比，二人同为华人，同样前往美国留学，又同样在德州仪器公司奋斗多年，有着丰富的半导体从业经验。然而二者人生的下半场轨迹，却截然相反，张汝京在襁褓中随父母来到中国台湾，在台湾地区长大成人，可以说其前半生几乎与大陆无缘，却一心要去大陆发展。张忠谋在大陆成长，其前半生基本与台湾地区没有关系，相反后半生却很少踏足大陆，一心扎根台湾地区。

这背后的原因，更多被归结为时代记忆上的差异。 

对于张汝京来说，乡愁是铭刻在他生命里的“奥德赛”（一部讲述希腊英雄奥德修斯辗转漂流，归返家乡的史诗）这片土地带给他的记忆是“实业报国”，在抗日战争期间，他的父亲为中国军队炼钢，母亲则在兵工厂研发火药，共同帮助前线士兵痛击侵略者。 

在辗转台湾地区、事业有成之后，父亲问他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什么时候去大陆建厂？” 

相比之下，张忠谋的命运要更为颠沛。他从孩童成长为青年的这段时间，几乎完整覆盖了14年的抗日战争和3年的解放战争。为避战乱，张忠谋和家人三次逃难，辗转迁徙于重庆、上海和香港等城市，18年的成长轨迹里，他上过10所学校，在自传里谈及这些细节，张忠谋甚至会不由自主地流下泪来。昔日这片土地上的战乱、腐败与动荡，几乎不存在帮助他凝聚乡愁情结的可能。 

1949年初，张忠谋全家在香港重聚，在那里，父亲用最后的积蓄将18岁的他送入美国哈佛大学，并给了他几张IBM公司的股票作为礼物。 

对于这位台积电日后的创始人来说，“奥德赛”从来都不是他人生的主题，在哈佛学习通识课的一年里，他有机会阅读《奥德赛》的原著，以及莎士比亚、弥尔顿等所著的英美古典文学作品。也正是在那里，《罗马史诗》替代了中文的《诗经》，成为了构筑他精神殿堂的原料。 

我们可以在后续的很多个细节里，感知到张忠谋对“国身份”所建立的认同和归属： 

他青年时代最初结识的两位“密友”，是29岁的戈登·摩尔和31岁的罗伯特·诺伊斯，前者是大名鼎鼎的“摩尔定律”的提出者，后者则是“集成电路”的发明者和英特尔集团创始人。三个年轻人在一场国际电子器件大会中相识，他们白天参加会议，晚上开怀畅饮，在漫天雪花中，唱着歌儿回到旅店，在这样青葱的岁月里，又身处这样一个璀璨闪耀的行业，一切都是如此的不可思议，以至于让他们觉得自己“得到了众神的宠爱”。 

他最喜欢的一家公司，是创办于美国南部的德州仪器。 

在德州仪器工作的25年里，他收获了博士学位，企业副总裁兼半导体集团总经理的职位，和深厚的从业经验与人脉。即便是因为办公室政治的打压而被迫请辞时，他也对这里充满了留恋，在张忠谋的内心深处，德州仪器一直是全世界最好的公司，而自己的人生中某一段时期的目标，便是在这家公司工作到退休。

张忠谋在德州仪器工作照 

而在旁人的视角里，张忠谋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国人”。

在硅谷和台积电工作的生涯里，没有人会管他叫“老张”，取而代之的是他在正式场合的名字：“Morris”。英特尔集团的首任总裁诺伊斯称呼他为“我的老朋友Morris”，在台积电决定帮助英伟达代工晶圆时，张忠谋给黄仁勋回了一个电话，后者在一片嘈杂的办公室中激动地大吼：“快安静，是Morris的电话！” 

另一边，回台创办台积电的张忠谋，身上也带着挥之不去的美式生活习惯，在他的员工眼里，张忠谋“穿西装，喝红酒，抽雪茄”，和隔壁台联电追求“大口吃肉、大块喝酒”的台湾地区本土团队，有着非常显著的生活作风差异。 

在管理风格上，张也被形容为是一个标准的“美式管理者”：“在经营企业方面常冷酷至不近人情，对下属的严厉指责更是叫人难以承受。”“如果你没有被张忠谋‘折磨’过，那你肯定没干过半导体。”此前长期被他视作接班人培养的蔡力行，在担任了台积电董事长暨首席执行官之后，一接到张忠谋的电话，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感觉紧张。 

同这种“标准美式”范对应的，则是彼时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留给人们的不佳印象。 

离开大陆时，他对大陆的印象，聚焦在贫穷、战火和落后的科技发展中。而在美国工作期间，台湾地区又以另一种不太光彩的形象而闻名世界——假冒伪劣大王。彼时，《商业周刊》一篇文章显示，从李维斯牛仔裤到苹果二代电脑，世界上大约60%的仿冒品来自这里。大量以家族形式经营的地下工厂因生产劣质商品而声名狼藉。 

两者相对比，所谓的“家国情感”和“归属感”，其实在张忠谋的身上并不存在。以至于后来，他的好友，李国鼎邀请他赴台担任工研院院长，推进半导体项目时，他的第一反应居然是以这份工作“薪水太低”为由，给出了拒绝。 

事业的摇摆：美企高管还是台湾地区半导体教父？

命运总是充满着诸多偶然和不确定性。 

在张忠谋前半生的轨迹里，“逃离”仿佛是刻进DNA里的旋律，他从宁波逃到上海，再从上海逃到重庆、香港，直到彻底远离华夏，在遥远的大洋彼岸重新寻觅到了身份的认同。 

这种身份的认同几乎就已经构建完全，他有着绝对无可挑剔的教育经历，完成哈佛大学的通识课教育后，他先后求学于麻省理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他在德州仪器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集成电路的另一位发明者杰克·基尔比是他的同事和志同道合的伙伴；总裁哈蒂格极其器重他，每星期都要抽时间与他单独交流；张忠谋在公司里的地位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除了这些显性的荣誉外，他的薪水同样也令人羡慕，月薪近5万美元，折合约200万新台币，这是当时一个普通台湾工人薪水的200倍。 

如果这个故事发生在2023年，张忠谋将会以一个美国企业的华人高管身份结束自己的奋斗历程，这个世界上也不会有一家名为台积电的企业。但关键时刻，命运将他推向了中国南部的这座岛屿上，随之而来的，则是他人生方向的又一次“摇摆”——从一位受人尊敬的美国企业家，变成了台湾地区的“半导体教父”。

不同于黄仁勋、苏姿丰这些硅谷半导体行业常见的华人CEO，在张忠谋所身处的那个年代，一个来自中国的黄种人，不可能成为任何一家世界级企业的一把手，在无限接近德州仪器总裁的道路上，张忠谋最终还是败给了昔日的一位美国同僚。 

对于热爱钻研，重视技术创新的张忠谋来说，比职业生涯上升轨迹的终结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自己的这位新上司，不仅与当时的半导体技术完全脱节，而且对此毫不知情，还在用自己上个世纪50年代的从业经验，指导企业的发展。 

而察觉到这种不满的新总裁也给出了回应，他把张忠谋从研发部门调任到了消费产品部分，并最终迫使张忠谋离职。 

在辗转其他职务和公司的那几年里，对于52岁的张忠谋来说，寻觅一种身份上的认同已经不再关键，反而是事业上的落差和自尊心的情感创伤，让他感到难以接受。 

他在自传中也承认，自己在德州仪器和通用仪器工作的时候，到哪都很受人尊敬。创办台积电后，不少朋友对他的态度完全改变，因为“我不再是一个世界级公司的主管，而只是一个想在落后地区开公司的人”。 

接替诺伊斯担任英特尔董事长的摩尔，更是直接拒绝了投资台积电的邀请，他是这么答复张忠谋的： 

“你有过很多好主意，但这个可不怎么样。” 

很多人阅读过张忠谋自传的人，都喜欢提到其中的一个细节：从麻省理工大学毕业后，张忠谋放弃了当时“前途无量”的福特汽车，而选择入职了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希凡尼亚半导体，只因为后者多给他开了1美元的薪水，而当他把加薪的要求提给福特时，却得到了对方毫不留情的拒绝：“这里轮不到你讨价还价。” 

过往的动荡经历，赋予了他宏大的眼界，也为他带来了远超常人的野心和自尊心。

而对于张忠谋来说，类似的屈辱反而更加激发起了他要打造世界级公司的雄心。从奔赴中国台湾，创办台积电的那一刻开始，这家公司走的就是国际化的路子，目标是要成为世界级的企业。 

而关于什么样的企业才是世界级的，若干年后，他的下属在采访中也给出了答案： 

“世界级的公司应该是一个有世界性影响力的公司，而不是只有地区的影响力。因为它是在全球发展的，市场是全球的，资金来自全球，人才也来自全球，所以它的制度是要与先进国家的制度接轨。”

一个小细节传达了张忠谋的事业理想。在台积电创办之初，99%的台积电员工是中国人，而且台湾地区本地人占了绝大多数，但他仍然坚持要求将英语作为公司的绝对主流语言，以让台积电拥有世界级的管理基础和营运环境。 

而推行这一制度的原因是：“在经营国际化公司时，翻译很难完全准确地传达意思，一定要有共同的语言，让大家可以自由沟通。”在张忠谋看来，国际化是条很难的道路，但如果定位为世界级企业，从一开始就一定要走难走的道路。“他逼、拉、推，硬要把一群土生土长的人，变成国际战将”，台积电刚上市挂牌交易的时候，岛内市场占其营收的比例在三成左右，如今已下降到不足一成。 

在张忠谋后半段的人生轨迹里，这种基于事业的理智判断，成为了影响他抉择的关键。 

如何让数百家互为竞争对手的无晶圆厂，把视为企业最高机密的芯片设计图都发送到同一家代工厂生产？这背后，张忠谋依靠理性为台积电所建设的严格标准，令人感到震撼。 

例如，为了确保客户的机密不泄露，台积电员工不能在上班时间用手机、不能携带U盘，就连进厕所都要刷员工身份卡。如果一个员工被抓住上班用手机4次，这名员工的报告就会直接出现在张忠谋的桌子上。 

在这基础上，为了更好地服务客户，张忠谋选择用四种核心价值来约束台积电——诚信正直（integrity）、承诺（commitment）、创新（innovation）、客户信任（customer trust）。巧合的是，这四个字的英文缩写“I.C.I.C”，正好是“集成电路”一词英文首字母缩写的重复。 

四者之中，“诚信”被摆在台积电核心价值中最重要的位置上。 

许多受访的台积电员工都曾提到过，台积电有一个由资深副总组成的委员会，每半年开一次讨论升迁人资格的会议，第一个要考量的因素就是诚信正直。委员会实行一票否决制，只要有一票认为某个被考察的人不符合“诚信正直”，他马上就会出局，委员会不再考虑其他条件。 

也正是靠着客户眼中的专业、理性、可靠的形象，台积电才得以在晶圆代工市场炼就不败金身，长期占据全球市场的霸主地位。

昔日，在得知张忠谋选择切入半导体制造环节时，超威（AMD）半导体的创始人桑德斯曾经很不看好，并留下了一句名言：“每一家‘真男人’半导体公司，都会有自己的工厂。” 

而在台积电的业务做大之后，越来越多的无晶圆厂品牌开始出现，在那个年代，保护知识产权的相关流程尚不完善。生产外包的无晶圆厂经常会发现与其合作的IDM厂的同类产品会更快地出现在市场上，吃了哑巴亏，还得打落牙齿往肚里吞。如果没有台积电这样的专业晶圆代工厂提供代工服务，“半导体设计”这个行业或许就将不复存在。 

今天，美股市值前八的公司中，至少有六家直接受益于台积电。包括如今主导GPU和AI芯片市场的英伟达，其创始人黄仁勋在公开场合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当初我自己建厂造芯片，我现在可能就是一个守着几千万美元的公司的安逸CEO。” 

从这个角度来说，正是张忠谋和他的台积电，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催生了台湾地区和全球半导体产业的繁荣。 

而他本人也从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个人荣誉: 

张忠谋位于台北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与世界领导人的奖项和合影，他的名字被全球半导体联盟（Global Semiconductor Alliance）用以设立奖项，先后六次作为代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在这些峰会的报道文章中，许多当地的媒体甚至叫他“张领袖”。 

哈佛大学著名管理学教授迈克尔·波特这样评价张忠谋的贡献： 

“他和台积电不仅创造了自己的行业，还创造了客户的行业。” 

判断的摇摆：中美芯片博弈，该押注谁？

而对于张忠谋来说，上述宏观的赞誉和评价，都还只是后话。 

相比于这些“生前身后名”，他更在意的是，如何时时怀有警惕感，心无旁骛地专注，从而让手中的这份事业“基业长青”。 

在远隔重洋的硅谷，和张忠谋私交甚笃的前英特尔总裁安迪·格鲁夫，同样也怀有类似的愿景，多年以后，他将自己对于半导体行业和企业经营的思考写成了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对于任何一个时代的企业管理者来说，这种所谓“偏执狂”的价值判断都是双向的，当企业管理者坚持己见、聚焦主业、做专做强的时候，这里的“偏执狂”就更近似于一种赞美的称谓，而反过来说，当管理者拒绝改变、固守旧逻辑、旧思想的时候，“偏执狂”又隐含着毫不留情的否定与批判。 

某种意义上，即便是对于保持学习，主动追求认知革新的张忠谋来说，摇摆于传统经验和思维所带来的偏见中，也是不可避免的事。

30年前，由于对美国依然怀有着深厚的情感，张忠谋就曾决定将台积电的新8英寸工厂布址在美国华盛顿州卡默斯市。这桩生意最后被时间宣判了失败，美国工厂的投资回报率并不尽如人意，台积电还不得不追加了1.2亿美元的投资，以帮助该工厂度过亏损期。 

经历这次失败后，张忠谋在商业决策中对于个人情感和偏见的倚重，也得到了很大幅度的削弱。 

虽然在这之后，台积电仍然选择在亚利桑那州继续开设工厂，但这一决策更多还是被资本界人士看作“迫于政治原因，和对芯片生产地缘担忧做出的重大让步”，在接受公开采访时，张忠谋更是直言不讳的表示： 

“美国本土半导体制造业人才缺乏，且成本居高不下……目前，投资美国本土芯片制造业的举措，都将花费巨大并收效甚微。” 

《芯片战争》一书的作者、塔夫茨大学教授克里斯·米勒也提到，张忠谋和他对话时，一再遗憾表示自己“低估了在美国生产芯片的成本”，并认为这一数字至少比在台湾增加了100%。 

在经历了身份认同的寻觅，理智引导下的事业开创之后，步入晚年的张忠谋，正在认知的指引下，开始了对过往傲慢与偏见的逐一修复，这之中，同样包括旧日印象里大陆。 

在此前的海南博鳌论坛上，张忠谋就曾表示：“谁控制产业标准，谁就主导市场，大陆市场够庞大，大到足以制定产业标准，因此，若两岸共同制定产业标准，再运用台湾地区的技术与国际化经验，就可以发动一场扭转产业命运的革命。”

有趣的是，这一番观点，和文章开头那两段看似自相矛盾的言论，其实来自于同一个观念基础。这一观念基础正是台积电的成功逻辑：全球化、专业化和规模化。 

科技改变了传统的商业逻辑，今天，半导体的需求遍布全球，每个半导体公司都在以世界市场为目标，而这种全球化的贸易逻辑，也势必带来更为精细化的分工。 

“处理器的性能大约每两年翻一倍，同时价格下降为之前的一半。”这是半导体从业者耳熟能详的摩尔定律，而在这条定律之后，还有一条名为“摩尔第二定律”的内容：“新一代芯片的诞生，也将伴随着制造成本的翻番，周期为4年。”   

这条定律背后所传达的理念是，芯片制造并不是一个单向度的行业，伴随着新制程成本的不断累加，有能力入局的玩家势必不断减少，并最终为掌握制造优势的代工厂带来新的话语权。

这一点，昔日踩准了8英寸到12英寸迭代机遇的台积电，就深有体会。 

张忠谋就是在花了几个周末研究世界前二十大半导体公司的财务报表后，得出了一个结论，未来有能力和现金流自建新制程工厂的品牌“寥寥无几”，这一结论最终坚定了他数十年如一日追求“技术化、规模化”两条腿走路的战略决策。 

更先进的技术，将赢得更多的客户，而更多客户所带来的规模化，又能不断降低生产的成本，并最终占据竞争优势。 某种意义上，台积电和苹果的合作故事，正是对这一战略最好的诠释。 

作为世界智能通讯设备领域最成功的公司，苹果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仰赖三星为其制作芯片。而伴随着三星在智能手机领域和苹果正面冲突的愈演愈烈，蒂姆·库克不得不重新考虑合作伙伴。邀约电话打到了张忠谋妻子张淑芬的案头，双方在再三谈判之后，选择了开展合作。 

为了保障这份合同，台积电提供了比其他客户更好的条款和更低的价格，并借款70亿美元来建设产能，为iPhone 生产数百万颗芯片，后续的发展也验证了他的远见，源自苹果的订单迅速帮他们巩固了对三星和英特尔的竞争优势。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英特尔的态度，直到三年后，时任英特尔首席执行官的保罗·欧德宁才在采访中遗憾表示，苹果最先找到的合作对象是自己，而英特尔因为嫌弃对方“开价太低”，予以了拒绝。 

今天，苹果是台积电最大的客户，来自苹果订单所贡献的营收，占据台积电总营收的20%。 

理解了这个故事，我们或许才能明白，为什么张忠谋认为，芯片产业不是光靠砸钱就能构建完成的。对于中国大陆的芯片产业来说，市场和需求站在我们这边，但时间和技术并不在。 

某种意义上，这或许才是张忠谋一系列“摇摆”言论背后，所蕴藏的深层观点。 

从这个角度来说，相比于反驳张忠谋、批判张忠谋，去理解这位92岁老人言谈中所隐匿的岁月风雨，或许更能帮助我们加深对张忠谋，乃至对整个半导体行业过往百年里筚路蓝缕、波折浮沉成长轨迹的认知。 

今天，无论张忠谋是以一种怎样的形象，出现在媒体的报导中，人们都不应该忘记，寥寥千字的文章，远远不足以定论他所见证和参与的动荡历史。 

正如克里斯·米勒所总结的那样： 

“他可能是芯片行业中唯一参与该行业创建的人……他不仅仍然留在这个行业，而且处于这个行业的中心和顶端，这是非凡的。” 

至于更多人眼中，那个被社交媒体摘取只言片语所塑造出的“冲动、情绪化、口无遮拦”的张忠谋，早在他自传的序言里，就已经给出了回应： 

“我做的是人仰马翻的热闹事业，却向往云淡风轻的安静生活，对于金钱、权力和荣耀，我并不轻视，但我也不把它们看得很重。老实说，荣耀也是过眼烟云，鼓掌也很快就会停止……最后只剩下站在边缘，面对荒原的我，深感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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